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屆“北京十月文學月”舉辦。千龍網·中國首都網聯合十月文學院約採了9位“十月簽約作家”。
2016年10月12日，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一級作家劉慶邦參加十月文學院揭牌儀式。
劉慶邦，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現為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短篇小說《鞋》獲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曾獲北京市首屆德藝雙馨獎。在劉慶邦的寫作中，一半是煤礦，一半是鄉土。
記者：您的小說《神木》被改編成《盲井》，獲得臺灣電影金馬獎。馬爾克斯寫作《百年孤獨》 後，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電影。在讀者和文學作品之間保留一種私人關係，您怎麼看待這種私人關係？文學作品被拍成電影，會不會破壞文學作品和讀者之間的私人關係呢？
劉慶邦：文學作品和電影是兩個藝術門類，文字給人無限的想象性，一旦被拍成影視作品就有了有限性。100個人有100個想象的林黛玉，都不一樣，一拍成電影，就有了固定形象。從藝術上的無限到有限，這是影視作品的侷限性。
我自己願意把作品拍成電影，因為電影是個很有傳播力的手段，為作品插上翅膀可以飛得更遠，飛到全世界。我的作品《神木》就得益於電影的傳播，在《小說選刊》發表後，受眾還是有限的，被拍成電影后在全世界得了20多個獎，傳播廣泛。根據《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外國文字。但是我個人不願意做劇本創作，還是願意寫小說。
記者：讀您的作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一種是很柔美的氣質，比如《梅妞放羊》裡體現的；另外一種是特別酷烈的，在場感很強的，比如《紅煤》《神木》，很少有作家作品出現如此分裂，又令人著迷的氣質，您是怎麼駕馭這兩種氣質的寫作呢？
劉慶邦：我大部分寫農村題材的短篇小說，被評論家概括成柔美的小說。在農村生活幾十年相當於一種回望，回望總是拉開距離的，像詩一樣，風俗畫一樣的美。還有一類多是寫煤礦題材，礦工生活本身就比較嚴峻，和現實生活貼得比較近，矛盾糾紛比較強烈。
為了調解和寫作需要，兩種方式輪換著寫，要是寫緊張的自己也覺得緊張，有時心臟都難以承受。而自己更喜歡柔美詩意的，我有些小說是“放人”的，讓人放飛靈魂，讓人走神兒的。還有些風格強烈的小說是“抓人”的。
劉慶邦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
記者：您所說“放人”的小說是不是受沈從文、廢名開啟的詩化小說傳統影響呢？
劉慶邦：是的，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就是激發靈感，讓人讀著讀著就走神兒的，去想自己的往事。是一種文學享受。
記者：您農村題材的小說。除了柔美的詩化小說，還有一類是寫“醜”的東西，比如《外面來的女人》就寫對鄉村態度的複雜性。
劉慶邦：我現在與農村還保持著緊密聯繫，當關注現實的時候，就發現很醜陋的東西，忍不住把這些醜的東西通過作品寫出來，不光是短篇，也有國內第一部深度描寫三年大饑荒的長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遍地月光》寫“文革”時期的農村生活，《黃泥地》是批評國民劣根性。這些是農村題材的三部曲，都有對現實的質疑，對歷史的反思。呈現對歷史現實的沉重責任感。
記者：對美的東西都禁不住讚美，對醜的東西忍不住批判，您有談到自己的風格是一種誠實的風格，為什麼要用“誠實”作為自己的創作觀？
劉慶邦：作家是從個人出發，事實出發，要凝視自己心靈，忠實於自我感受，聽從內心誠實的召喚，守住自己的東西，不跟風、不隨波逐流，不趕時髦，堅持自己的獨立自主。獨立自主首先要獨立，要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和獨立的表達。
劉慶邦長篇小說《黃泥地》
記者：鄉土經驗是您寫作的主要經驗是嗎？有人說寫作是要保持時代性的，中國在轉型時期，城市化成為不可逆的潮流。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傳統的鄉土寫作是否已經過時？
劉慶邦：對鄉土的書寫不存在過時問題，寫作不存在新舊、只是怎麼寫的問題，文學好多是回憶的狀態，是心靈的回望，跟新聞是不一樣的，不是越新越好，文學有給民族保留記憶的使命。作家可以對現在生活密切關注，關注了不一定現在就寫，可以沉澱，對生活保有足夠的熱情，對當代生活進行發現和整理。
記者：您創作中有一類作品是寫民俗的，比如 《響器》《黃花繡》。在50年代出生的至今還活躍在文壇的作家莫言、賈平凹，他們的創作都有轉戰民俗文化的傾向，莫言開始關注山東當地的戲曲，賈平凹會提到剪紙習俗。您怎麼會對民俗文化有回望式的關注呢？
劉慶邦：我對民俗文化是很感興趣的，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很多民間文化、鄉村文化都是通過民俗文化承載的，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很好地挖掘。我已經寫了十多篇關於民俗生活的作品，以後打算出一系列以民俗為主體的小說集。像《尾巴》等都是有意挖掘民俗文化和民間故事的。
記者：寫民俗時，有沒有保留或挽救民俗文化的使命感呢？
劉慶邦：我寫的時候出於一種興趣，覺得有意思，不寫也許就消失了。民俗文化的過程有種儀式感，比如《春天的儀式》寫趕廟會的事。我覺得民俗文化是值得挖掘，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揚的。
記者：1996年，平頂山一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您時任《中國煤炭報》記者採訪並寫下近兩萬字的紀實文學作品《生命悲憫》；2013年時又採訪了礦難後的兩個家庭，跨越了20年。您對於非虛構的紀實文學很感興趣，有親臨現場和非虛構的寫作經驗，這給予您創作觀產生什麼影響呢？
劉慶邦：我最初願望是當記者，當了20多年的記者，當記者的生涯對寫作很有好處，開闊了眼界，積累了很多素材，站得更高遠。在當記者期間，寫了很多新聞和紀實作品，《生命悲憫》在全國煤礦界產生了持久、深入的影響，現在剛入職的礦工，還要學習《生命悲憫》，後來我到了礦上，礦工看見了還要給我敬酒，我很感動。
《生命悲憫》給我的啟示是文學不是虛妄的，確實能為礦工服務。2013年，我走進河南大平煤礦，13天的時間裡下井、與礦工同吃同住、走訪遇難礦工家庭，於2014年6月動筆《黑白男女》是對生命的禮讚，傾注了我很多感情，榮獲“鄂爾多斯文學獎”，還被讀者評為最受歡迎的50種圖書之一。
2016年10月12日，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一級作家劉慶邦參加十月文學院揭牌儀式。
記者：您在《人民文學》發表的短篇小說《小心》，也是延續這一主題，對於底層人民的慈悲感特別打動人。您寫了300多篇短篇小說，這個紀錄是很少有人能與您媲美的，寫出出色的短篇小說需要什麼素質呢？
劉慶邦：寫短篇小說比較純粹，更接近詩性，專心致志地與商業對抗。我堅持寫短篇來實現文學理想。
記者：您的小說語言十分講究，跟很多作家側重點不一樣，您對小說語言是很重視的。你怎麼看待小說的語言？
劉慶邦：我很重視小說的語言，小說語言是作家的看家本領。好的語言是個性化的、有味道的，是作家長期修煉的過程，使用語言就像呼吸一樣，通過文字形成自己的氣場。形成語言特色，不用看名字一讀就知道了。中國漢字的根也值得挖掘，語言是載體，是個抓手，還要做到每句話做到很講究，還要陌生化。
記者：您對本屆十月文學月的期待和展望？
劉慶邦：十月文學月和十月文學院都很重要，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一直呼籲建立十月文學院。我參加十月文學月的論壇，成為簽約作家。北京要建文化中心，要軟硬兼施，軟就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關於文學的建築和設施，包括作協、文聯、文學館、話劇院等，十月文學院，十月出版社、十月雜誌社，這些都軟硬結合，才能建成文化中心。十月文學院在培養作家方面是很好的硬件。
記者：您認為當下文學的整體發展現狀是怎樣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劉慶邦：文學一直是在發展變化的，不會處於停滯的狀態。現在是很好的這個時代，為作家提供大量資源，考驗著認知和創造力。當然都不會滿足的，應該有更深刻的表達，每個作家都應該有這個志向，寫得更好一點。
記者：您認為北京文學有怎樣的變化和發展呢？
劉慶邦：北京有項目扶持作家，是很活躍的，出現很多很好的作品，集合了這麼多優勢的作家。北京有基礎成為集中全國出好作家、好作品的地方。我自己就出了短篇小說集《北京》，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黃泥地》。還有徐則臣、林白、寧肯、付秀瑩等，都寫出了很好長篇作品。我對於前景很樂觀，以後會更好。
記者：請您為十月文學月送上一句祝福。
劉慶邦：祝願今後的文學月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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