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號按】人類不能沒有記憶。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一批默默無聞的智識分子以新角度、多視野打開記憶之門，揭開檔案領域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往事，書寫著中國記憶。生態君曾與傅華、鄧小軍、劉守華、何力邁等國內檔案界著名學者合作，記錄了其中10位智識分子書寫中國記憶的艱苦歷程，願與各位分享 。
2000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書：《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書中講述了老舍、沈從文、丁玲、郭小川等九位作家在1949年後的寫作生涯和悲劇命運。但這本書的作者採用的研究手法不是像一般研究者那樣單從文本入手探其得失，而是用了大量的原始檔案和口述資料，並且採用的大量原始檔案和往來書信均為第一次面世。這一份份獨家的材料，向人們展示了許多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所渴望瞭解的關於個人和中國文壇的“故事”。雖然書中所描述的對象只是俞平伯、丁玲、沈從文、汪曾祺、趙樹理、郭小川、浩然等為數不多的幾位作家，但他們卻是某一類型的作家的典型代表，他們的際遇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通過作者的妙筆生花，讀者對俞平伯、沈從文等傳主的印象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傳主不再是我們從前頭腦中或革命、或隱逸、或正面或反派的簡單歸類，而是身處社會風浪中，並不能完全自主的，為了活下去甚至是為了活得更好的活生生的人。令人震撼、讓人信服的真實使這本書剛剛問世就引來了各方的關注。書的作者叫陳徒手，《北京青年報》記者。三、四年了，他每週都要到北京市檔案館查找檔案。
歷史的記錄者
陳徒手曾在一位讀者的簽名本上寫道：“一本小書，只是記錄了一些人和究工作看，說他是一位學者更確切。 “我只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一個史料整理者。”
這本書之所以吸引了各方的關注，除了書中鮮為人知的豐富史料以外，不同於以往文壇紀事的寫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作家的確是把自己擺在了歷史記錄者的位置上，理性而又冷靜，沒有溢美之詞也不去做任何譴責，甚至在書裡讀不到文學性的描寫，充盈書中的是不計其數的原始檔案和知情者的口述，近乎於白描手法。他所用的是一種“客觀記敘”的方式，不輕易地站出來評頭論足、說三道四，而是把自己的結論很聰明地隱藏在史料之中，讓讀者從字裡行間去“悟”敘述者的立場，體會他的是非和愛憎。著名作家王蒙在評價這部書時說：“陳君的文章就是現當代中國的重要的人證。而且他的文章寫得細，生動，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獨得之秘至少是獨得之深與細，他的文章十分好讀。讀著讀著，‘於無聲處’聽到了驚雷，至少是一點點風雷。”陳徒手說，寫這本書，就是要力圖“復原”歷史，儘量避免直接摻雜個人的觀點，只是將史實擺在那裡，把思想的空間留給讀者，讓讀者自己去識別，自己去“悟”。
陳徒手萌生寫這本書的最大由頭，就是從1986年起曾在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工作多年的經歷。當時他曾以機關幹部的身份參加了作協不少活動和會議，曾為幾次作協主席團、理事會等會議做過記錄，出過簡報，有幸地從近處感受了一大批文壇新老作家。在與作家零距離的接觸中他真切地感到，通過這種工作接觸所得來的感性認識與以往從書本上了解的東西大不相同，這一點對他下筆寫作有著潛在的、莫大的影響。那時候他很喜歡到處尋覓史料，晚上回家總是趴在青燈下整理白天蒐集到的各種東西，分門別類，再按人物劃分，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抄在活頁紙上。與老作家閒聊時，這些歷經政治風雨的老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談論到他們所經歷的政治運動。有的老作家不願意讓人記錄，陳徒手就仗著年輕，回家後進行追記，居然能整理出兩三個小時談話的大致內容。這種狀態持續了很長時間，當時他既沒有明確的寫作計劃，也沒有合適的發表條件。只是感到必須堅持下去，中國現當代史中那麼重要的一段需要一些人去記錄一下。
1993年調到《北京青年報》以後，陳徒手基本上脫離了文學圈，加上報社的任務緊張、繁忙，收集史料的工作變得斷斷續續，有時甚至中斷。但這時他已經用活頁紙抄寫了100多萬字的第一手資料，內容上涵蓋了1949至1966年間的文壇歷次風波。陳徒手說，報紙的工作對於自己的文筆訓練有很大的幫助。從實際的編輯工作中，他意識到，文字必須乾淨、簡潔，敘述要客觀、樸素，不要拖泥帶水，切入要快，節奏要適中。他在編輯實踐中逐步學會了一種中性、樸實、追求可信的寫作態度。
陳徒手現在仍然在《北京青年報》編副刊，但從他目前業餘所從事的史料研徒手記錄歷史的“物理方式”仍然採用的是最原始的筆錄形式，這似乎是他筆名“徒手”的印證。所以他在記錄歷史過程中的艱辛不能有絲毫省略。作家林斤瀾曾對這部書的惟真性卻又不乏藝術性很是稱道，同時也對作者為此付出的艱辛頗感敬佩。他說：“以理性或感性再現在史書上，在藝術裡，在真裡或美里，不論喜劇或悲劇。如果再現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會是摧毀的手段。”但是“在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檔案，找材料，訪人物。為真也為美，青燈黃卷，善哉善哉！”
陳徒手說，我現在做的工作不是創作，只是記錄，沒有任何描寫。我不過是一個史料的整理者，在書裡我是力求中性的，許多事情就是把握到的資料整理清晰，讓長眼睛、帶頭腦的人們自己去識別。人們有這樣的能力。因為我找到很多檔案資料，因此我很注重細節的保存，而且我回避了多數大家都已經知曉的內容，而是注意展開史料的本來。
“史料記錄者”的定位使陳徒手在寫作時確實保持了中性的態度，力求客觀還原歷史，而且在寫作中秉承了記者的風格：簡練、平實、大白話，屏棄了抒情色彩，所有的水分都被擠幹了。他竭力保持文字的簡樸乾淨和節奏感，注意當事人的口述效果，恰當地引用檔案。
從1989年開始，陳徒手就開始尋訪知情者，和老年人交談，與親歷過歷史事件的人接觸，孜孜不倦地記錄下他們記憶裡的故事，先後做了300餘人的訪談記錄。從這個角度講，他是昨日舊跡的打撈者。採訪老人是陳徒手的專長，他“搶救史料”的心情非常急迫，他說，歷經磨難的這一代人很多已經年老體弱，訪談要抓緊，否則很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真實就會被帶走。做第一本書時訪談的人物，有不少已經作古了。這件事再不做，就來不及了。他希望有更多的人關注這段歷史，加速珍貴史料的蒐集和整理。政治鬥爭中派系紛爭，親歷者的記憶都是有選擇的，在接受採訪時他們可能會隱去一切、強調一些或虛構一些。對此陳徒手也沒有別的辦法，為了對事實本身有更客觀的認識，陳徒手總是要對矛盾雙方，甚至多方進行採訪，將不同人的回憶匯合起來，讓它們互相證明、互相校正。
想起以往錯過的一些訪談良機，陳徒手深感遺憾。他曾經與馮亦代做鄰居，經常聽他講述一些往事，但當時沒有意識做口述，如今馮老年邁多病，想做都不可能了。應該說陳徒手目前仍然繼續在做的訪談工作，對記錄歷史而言是帶有功不可沒的搶救性質的。
訪談之外，陳徒手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對原始檔案的收集上，他翻閱了數不清的歷史背景檔案以及當年不同的人和傳主之間的往來書信、傳主在歷次運動中自己所寫的檢查、交待、彙報材料，別人揭發傳主的材料等等。查找原始的書面材料是比較耗時費力的。在查找老舍的資料時，陳徒手泡在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檔案室裡，每天和劇院的人一起上下班。他所閱讀的史料量更是無法統計，《春華秋實》在創作過程中，老舍先生根據周恩來、彭真等提出的修改建議，把整個劇本修改了十次，時間長達一年，廢稿就有五六十萬字。汪曾祺在文革後寫的檢查、交代多達14萬字之多。
陳徒手認為，現在做史料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但記錄歷史，澄清歷史的謎團每個人選擇的角度不同。如果說這本書還算成功的話，除了史料的豐富以外，還應該得益於選擇的記錄角度。比如寫老舍，就記錄他與北京人藝的關係，丁玲，就記錄她在北大荒那一段時期，這些都沒人做過。下一部書還想採取這樣的橫斷面式的記錄方式，比如吳晗，準備只寫他在北京市當副市長這一段。做北大文學系55級的群體口述，就記錄他們1955-1960這五年間在學校裡所發生的事。這樣可以通過記錄一個個標本，選擇一個個橫斷面，來反映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的狀態。
檔案的相知者
陳徒手的的學術激情是由檔案激發起來的。作為77級廈門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他走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單位是致公黨機關，又因為鍾情文學，1986年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供職。巧的是他的辦公室緊鄰檔案室，“那裡真是一座文學資料寶庫”，初到作協的陳徒手非常感慨。於是那個充滿了樟腦氣味的房間就成了他經常光顧的地方。檔案室裡具體生動的歷史檔案讓他感到很震撼，工作中與作家的頻繁交往又讓他了解了很多聞所未聞的故事，看到了作品之外作家的另一面。就這樣他走進了1949年以後中國文壇的歷史，開始嘗試觸摸一位又一位文學大家的脈搏。即使後來調到《北京青年報》當編輯，這種研究也沒有停止。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陳徒手為自己制定了“中國文壇運動史”的研究方向。後來由於工作變動等諸多原因，他覺得自己的力量有所侷限，於是化整為零，把所收集到的資料，以人物為中心，寫成一篇篇獨立的文章。
在研究過程中，他特別注重對於重要史料的收集，盡最大可能地去接近不為人所知的原始檔案。譬如在北京人藝藝術處的大力幫助下，他曾花費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查閱了人藝的藝術檔案。他非常讚賞北京人藝幾十年形成的保管檔案制度。比如老舍劇作在人藝排練、演出的全過程大多都記錄在案，三十多年後當他打開那一件件塵封已久的檔案袋時，有一種如獲至寶的喜悅。為了瞭解汪曾祺文革中寫作樣板戲的情形，在北京京劇院老幹部處的支持下，陳徒手用了三、四天時間翻看了汪曾祺本人在過去運動中所寫的十幾萬字思想檢查、交待，並同京劇院老同事反覆核實，力爭從這批特殊政治環境產生的文字中找到真實的事實依據。書中涉及郭小川的文字近十萬字，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分配了如此多的篇幅，陳徒手說總想通過郭小川這一典型標本，打通三十多年曆次政治運動的發展軌跡，看出詩人及其同時代人如何在腥風苦雨中沉浮、掙扎、痛苦的情狀。他是按郭小川活動的每一個階段、所在的每個單位，劃出一批名單集中採訪的，從作協、《人民日報》、咸寧幹校、團泊窪幹校、河南林縣等，順藤摸瓜，採取不放過任何當事人，尤其要盡力追蹤持不同看法者的辦法，在半年的時間裡走訪了六、七十位郭小川的同事、家人，使落在文字中的郭小川形象有一種立體效果。
有評論說，《人有病，天知否》最大的成功，是歷史檔案的一次出色的亮相，這本書的文體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敘述歷史的方法——冒號、引號加括號(用括號註明引述對象和材料出處)的寫作方式，真正體現了“言必有據，無徵不信”的史學傳統。他所做的這種有力的創意其實是在復興或者重新開始真正的"非虛構"寫作。他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已知的文獻上，由文獻推出結論，而是建立在第一手的訪談基礎上，特別注意對當事人的訪問和第一手歷史文獻的發掘，同時又比較注意研究工作和讀者之間的距離，這就使這本書具有較強的可讀性。
陳徒手說，寫《人有病 天知否》嚐到了使用原始檔案的甜頭。只要在史料上下功夫，只要你的材料是新的，即使不加任何一句評論，你的書也就成功了一大半。這本書中的史料來源主要有三：原始的會議記錄、思想檢查等書面材料，當事人的回憶，相關人士和傳主後人的口述材料等。
初試成功以後，陳徒手把自己未來研究的土壤定位在檔案館。2000年11月《人有病 天知否》問世才一個月，陳徒手沒有休息，而是拿著一封介紹信找到了北京市檔案館。在採訪中，他多次充滿感激地提到這裡，檔案館的資料太豐富了，整理也很規範，服務的態度和閱覽的環境更是不用說，他把這裡當成了另一個工作場所，每週平均要來兩三次。四年了，算起來陳徒手總計在檔案館已經度過了近四百天，他說自己在檔案館呆的時間比在北京青年報社的時間都長，自己可以說是利用處同志進步的見證者，甚至看著她們結婚、生子，一天天長大。他說，第二本書如果寫成的話，一定要在書裡提到“完全是依賴檔案材料寫成的”。
陳徒手輯錄史料的方式主要以摘抄為主，每天幾千字的工作量，並不感到很疲勞。在檔案館裡坐一天，沉浸在發黃的史料裡，即使這一天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都沒翻到，但翻閱當年形成的文字，從中體會那時的語氣、時態和表述方式，也是很有收穫的。。他希望在寫作時有取捨量大的材料可供選擇，即使那些查到的資料在寫作時沒有用上也並不可惜，因為只有取捨量大，選取的資料含金量才高。他說很多搞研究的人沒有發現檔案館這個寶庫，甚至沒有意識到這裡來尋找資料，真是非常可惜。在他的影響和鼓動下，章詒和等學者也開始成為檔案館的常客。
提起檔案館，陳徒手認為自己是檔案的受益者，在這裡自己的理想、愛好得到了滿足，很希望檔案館能有一些專家，哪怕是某個冷僻領域裡的專家，利用者可以向他諮詢，與他探討，和他交流。那麼多的史料放在這裡沒有人去研究真的很可惜。香港中文大學檔案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檔案館每年都要邀請一些相關學者，一年大概有二三十人，三個月為一期，檔案館提供食宿。他們只圈定學者，提供檔案資料，並不干涉每位學者的選題，這樣可以藉助外力開發館藏，這些客座進行研究的學者也可以把研究的成果留在檔案館，塵封的史料也能物盡其用。
寂寞的思考者
陳徒手寫作《人有病 天知否》前後花費了10年之久。如果把該書33萬字的數量分配到10年之中，陳徒手筆下每年不過只有3萬字左右的產量。每年3萬字的寫作本身就是艱難的說明，也是慢工細做的證明，是懷著巨大的耐心梳理、甄別、挑選的證明。評論家說，陳徒手是一個細膩、專一、富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採訪視角和寫作方式融進了報人與史學家的情懷。其實他的這種看似笨重的寫作方法，正是一種可靠、誠實的寫作方法。
《人有病 天知否》出版以後，陳徒手的名字在各種媒體上就不再出現。一些被此書勾起了解當代史實興趣的人，很想讀到更多這樣的文章，為什麼作者沒有借勢寫出第二本書、第三本書。陳徒手說，書出版後的四年，我一個字都沒有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目前難向縱深突破，原因之一就是原始資料的缺乏。如今有機會接觸原始檔案，就完全讓自己沉浸在史料中，查找、對比、判斷。《人有病 天知否》中所引用的史料，還不到他所收集史料的十分之一，利用餘下的資料做三四本書都沒有問題。但他不願意這樣做。他說收集的史料越多，為取捨留下的空間才越大，才有可能為讀者提供含金量高的史料。做老舍那篇文章時，北京人藝健在的老演員他幾乎都採訪到了，每位要談一兩個下午，但在文章中卻只引用了幾句。去年初研究鄧拓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那段歷史，他不嫌麻煩，把當年的工作隊員帶到通縣的那個村莊，找當地健在的老人一起尋覓漸失遠去的記憶。他說只有多方採訪，接觸史料，才能更加平和、客觀，得出更接近事實本身的結論。
陳徒手是個很嚴謹的作家，即便是這樣一本在真實性上贏得學者和公眾認同的作品，他也還是不滿意。他說，儘管自己一直希望儘可能地理清每一條發現的線索，翻閱每一頁可能得到的材料，力圖為本書的傳主們建構一個主體的全息圖像。可是要在一本書裡完整地再現傳主們在特定環境中的每一時刻，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因為篇幅問題，更主要的是還會有某些人證和物證未被及時地發現和查證。他在書的“後記”中熱切地盼望那些曾經見證過事實而他所未知的人們，能夠時時給予教正，以便讓他不斷地修正和補充。
陳徒手自謙自己在理論分析上是弱項，研究的成果也沒有什麼理論，但在閱讀史料時作家的狀態自己能夠比較敏銳地感受到。其實陳徒手為社會提供了人們從未了解的史料，並將作家的原生態還原，僅這一點就功莫大焉。而在一定意義上，這比輕易得出某種結論更困難，更需要作者的功力和素養。陳徒手說，四年過去，現在回頭看那本書，還是有欠缺的地方。讀了四年的史料，如果說進步，在看問題的角度、對待歷史的態度上還是有變化的，現在如果重寫這本書，可能會更平實，個人的觀點會“藏”得更深一些，會讓讀者完全從史料中去品味歷史、品味作家。
耐得住寂寞，陳徒手不僅在寫書上有超乎常人的冷靜和沉穩，在做人方面他的超脫也令人欽佩。他說王蒙曾經跟他說過，人到了他這個年齡，應該學會放棄。這給他的啟發很大，一些人生的難題因為這句話變得迎刃而解。如果進行歸類，陳徒手算不上文學研究的“正規軍”，只能算是文學研究的邊緣人，他的研究既不是奉命，也不是為了職稱，是自覺自願的自費研究，所以也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同時因為這種研究帶有真實的學術衝動，所以也就有了激情，而恰恰是這種激情感染了讀者。
他為了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所從事的史料研究上，放棄了很多在常人眼裡十分耀眼的東西，但他不後悔。對自己出版的書他也不抱揚名發財的目的。他說這麼多年一直業餘從事這項工作，一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再者他覺得能夠為歷史留下些真實的東西，自己的努力還是很有意義的。假如今後能夠有二三十人引用他的書，認為這些史料都是真實可靠的，是值得相信的就足矣了。在採訪中筆者感到，陳徒手為自己完成這本書提出的這兩個理由實在是過謙的說法，在談話中，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分明有一種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有一種難以排遣的社會責任感。在書的“後記”中，這種“發歷史之幽思”的情緒悄悄地流露出來。他說，“在寫作這些文章時，十歲的女兒時常站在背後默默地看著。時間長了，她也能記住郭小川、老舍、沈從文等名字和他們的作品。但是，要給她講清文壇政治運動中的故事是異常地困難，我無法回答她的提問。我常常惘然地想到：等到她們長大後，她們能夠理解上一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困難歷程嗎？能夠解讀中國作家集體的無奈表現和個人的辛酸故事嗎？惟獨希望的是，女兒這一代人再也趕不上這本書中所講述的政治運動，再也碰不上那些禍害全民族的人為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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