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号按】人类不能没有记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智识分子以新角度、多视野打开记忆之门，揭开档案领域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往事，书写着中国记忆。生态君曾与傅华、邓小军、刘守华、何力迈等国内档案界著名学者合作，记录了其中10位智识分子书写中国记忆的艰苦历程，愿与各位分享 。
“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对历史大发宏论，觉得只有那样才时髦。不切实际的分析，我觉得对那代人，无论身在高位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都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寻找细节，在细节分析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从中悟出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理解、值得我们批判的东西。”
曾是记者的李辉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说起自己写书编书的经历颇有感触：“我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想法是：给历史留下一些资料。……对当代史，一部书一套书一批书都很难完整地记录下来，很难准确地记录下来。我这样细心地梳理历史细节，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二十多年来，李辉就这样一直在努力找回或鲜活或具体的历史细节，使人们借助细节这座桥抵达历史的彼岸。
最大的幸运
李辉出生在湖北随县，能与历史文化沾上边的就是这里曾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战国编钟。他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这个闭塞的小镇，记忆里除了毛边小人书，大部头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正担任高中班班主任的李辉与学生一起走进了改变他命运的考场。1978年2月，他幸运地收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然而，对他来说一生最大的幸运是，在复旦大学遇上了影响他今后人生命运的恩师——贾植芳。李辉曾深情地回忆道：“我从湖北乡下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贾植芳是我的老师，我对很多事情的了解都是从他那是来的。每个礼拜都要到他家里去，在他那儿吃饭，和他聊天。我最早对文学史的了解，对巴金先生的研究都是从他那儿来的，那时候，贾先生和他们的朋友联欢会，我也跟着一块去，二、三年级时，上海的文人成了我的熟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贾植芳的做人原则、资料、交际圈，以及他的磨难，都成了我的财富。25岁时，我分配到北京，他给胡风、路翎、牛汉写信，我开始进入一种文人的环境中。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贾植芳老师的引导，决定了我这些年来的所有工作和所有努力。”
也许正是缘于导师贾植芳，李辉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研究巴金，以后，集中在对“右派”群体，主要是1949年以后不得志的一批作家和学人，如“胡风集团”、沈从文、萧乾等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又由于贾植芳先生的引荐，李辉当时与两类文人有了频繁地接触。一类是通过巴金介绍认识的，主要是围绕在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周围，像冰心、萧乾、沈从文、卞之琳等；另一类是“胡风集团”的。李辉说：“贾植芳是“胡风集团”成员，他经常和耿庸、罗洛、何满子等人聚会、吃饭、谈天。我虽然是小孩一个，但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后来又与武汉曾卓建立联系。１９８２年我到北京后，通过贾植芳写信介绍，与胡风、路翎、绿原、牛汉等都熟悉了。那些老人对我也非常好，借书连借条都不用写。我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研究都很支持，经常写信给我订正史实。晚上有时不想写东西，我就把这些信都录入了电脑。萧乾给我写过２００多封信，冰心给我写过几十封信，黄裳写过几十封，曾卓写过３０多封，冯至、卞之琳等都写过。开始与他们的交往，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几乎都是无意识的，比较成形的是１９８８年写的‘胡风集团’。”
在与这些文坛宿儒的忘年交中，李辉积累了许多珍贵的采访手记，也及时地记下了一些当时的场景描述。多年以后，《和老人聊天》出版了，它生动的语言叙说、深隧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让读者感受了历史的丰富和复杂，在李辉与冰心、夏衍、巴金、沈从文、萧乾等18位老人的“娓娓而谈”中，淡忘的历史清晰地浮现出来。正像李辉在《自序》中说的，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更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
快乐地梳理
历史是绵长而混沌的，在它的表象后面，是内容的繁杂和记录的多样。我们只有依靠大量的原始资料，才能去分析和辨别；只有凭借细节的深层挖掘，才能让历史重现生机。
李辉爱逛旧书摊，尤其偏爱收集民间档案。几年的日积月累，收集了许多出自个人之手的档案材料。他认为，这些民间档案是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能帮助后人认识历史原状不可缺少的角度和窗口。寻觅中，他发现了1980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一批有关潘汉年的资料，其中有关于向公安部门征询潘汉年情况的信函，记载了他确切的去世时间；搜集到著名出版家陈翰伯在“文革”中的检讨、交待材料；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档案材料；一张内容提及吴祖光、黄苗子和郁风的小纸条……。在乐此不疲的寻寻觅觅中，最让李辉欣喜的是，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地发现并购买到了“杜高档案”。
这批堆起来足有两尺高的“杜高档案”，完整得令李辉惊讶。装订成册的厚厚几大摞，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的全部内容。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材料，包括了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甚至批判会上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等都按序整理装订，构成了一部庞杂、生动的个人历史。
关于“杜高档案”，李辉的《在民间档案中追寻历史》中写道：“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的，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历史的细节在“杜高档案”中充分显示了魅力，也使李辉把“档案”的研究推向了极致。他深知，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只有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只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政治运动史乃至当代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他32岁时完成的最有影响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书中有关“五人小组”的情况，就是在“杜高档案”中得到了进一步查证。
2004年，北京文联出版社在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上，重点推出了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本沿袭了李辉一贯非虚构作风的书，当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原本旧货摊上的一堆烂纸，在他的精心梳理下，居然点石成金。他称：“这是最后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其实，早在2001年，一篇发表在《书屋》上的有关杜高档案内容的文章，当年就被评为该刊读者印象深刻的十篇文章之一。提起这本书，他客观地说：“它不会像其他畅销书那样招眼，但是一旦读进去，肯定会对你有所震撼。并且，这本书可以销售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李辉非常看重民间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他认为，现在历史研究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这些民间史料形式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待、采访实录、回忆录，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一些原本不起眼的片言只字，可能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在回忆录中，在史书中读不到的历史细节。
应该说，李辉正是依据大量丰富的民间档案，从民间的视角，真实地回放着历史的精彩片断。
推开历史的门
洒脱、活跃的李辉，不但爱和老人聊天，乐与故纸堆为伍，还尽写些陈年往事。他写的几十本书，编的100多部著作，都带着强烈的历史味，并透出一股神圣的使命感。中文系毕业的他为何对历史情有独钟？用他的话就是：“新世纪还是要找回历史，10年20年30年，中国生活是那些具体的东西，我们老是讲历史悠久，但展示给人的却是粗得不能再粗的事件，而对人的心灵层次的东西剖析得却太少……。” 李辉想做的就是要推开厚重的历史大门。
李辉早期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接触“胡风集团”，经过10年的努力，1989年出版了著名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独家采访上百人，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李辉认为，32岁时写的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1987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正碰上报社编报史，他抓住这个机会，主动请缨，接受任务。在编史中，有幸接触了报社大量的原始档案，了解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一些内幕：舒芜的原信是什么样，校样上邓拓是怎么改的，胡乔木是怎么改的……，一些谜团也有了答案。他曾提到：我1982年到北京的时候，胡风已经80岁了，身体都不太好，我想应该先把这些资料抢救下来，也许10年20年以后可以写。就先后与胡风、路翎、鲁藜、绿原、曾卓等接触，由于我是贾植芳的弟子，他们都信任我，而且对我都十分关爱。那时候“胡风集团”还没有平反，到１９８３年才平反，关于他们的文字还不准见报，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胡风近况的文章，在北京发不了，后来在广州《羊城晚报》发了。文章出来之后，有几位“胡风分子”对我不满，一方面认为我把周扬写得太“好”了，另一方面认为我把他们真的写成了一个“集团”。我觉得这正是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知识分子本身没有必要为一些个人恩怨搞来搞去，到最后谁也逃脱不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进行文化创造。完成这本书后，李辉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一种很难说是惧怕还是忐忑不安的情绪。”拨开飘浮在表象上的历史浓雾，内在的博大和丰富，更令人炫目。
随着解读一系列历史人物书籍的推出，李辉又将目光转向了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外国知识分子。他翻译了彼德·兰德的《走进中国》，总策划并总撰稿了8集记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他想超越《沧桑看云》，把人文与历史、中国与外国沟通起来，换个角度来回望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一群1900年到1949年间，影响了中国政坛的外国政治家、传教士、外交家和记者，如卢斯、白修德、斯诺等等。当时，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蒋介石身边都有外国顾问。1905年到1949年间，共有《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等一百余媒体184名美国记者在中国。他们在充当政治智囊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如二十一条公布引发的五四运动；斯诺夫妇直接参与了一二九运动，黄华、黄敬等都是在斯诺家里会面的。
李辉把重点放在西方记者的回忆录中，搜集了几十种原版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有关刊物和资料，试图通过他们细腻、生动、真实的记录，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细节带来的真实魅力。如：在他与人合作翻译的《走进中国》一书的注释里，提到了一个细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邓颖超是在西山养伤，后来是假扮斯诺夫妇的女佣人，才坐火车脱离北平，转道南方，去了延安。这件事我们讳莫如深。斯诺、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还有美联社希恩三个人后来的回忆录都说到了这件事，他们是在火车上遇见的。他们不大可能串通好，编这样一个谎言。在当时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是符合逻辑的。
除了写书，李辉还是一个成功的图书策划人。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丛书》30种、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沧桑看云》24种、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历史备忘》6种，以及大象出版社推出的《大象人物聚集》、《大象人物自述》、《大象人物日记》……，有媒体称李辉撰写和策划的书，在市场上具有持久的感召力。并且创造了一种李辉独有的叙述风格，倡导了一种饱含深情直面历史人物的学风，培养了一代可以冷静关照历史思考问题的读者，开掘了一口蕴藏丰富的文化深井，开拓了一片前景可观的图书市场。
他策划的第一本书是《滴血的童心》。那是1986年，李辉在《北京晚报》副刊当记者，搞了一个“难忘一事”的征文。事后，他将那些记录“文革”时期的历史片断、历史人物的佳作编辑交由少儿出版社出版，这为他今后编著历史题材拉开了序幕。
1993-1994，李辉在《金蔷薇随笔文丛》，突出“随笔”的概念，第一次出现了非作家的作者，如哲学家于光远、艺术家吴冠中、经济学者孙越生等一批知名人士的散文、杂文集，在出版界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8年，大象出版社与他开始了合作。2000年，“大象人物聚集”第一批面世，到2004年春节前亮相的“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即黄永玉、宗璞、萧红萧军、吴祖光、赵丹等自述。这套书系已经出版了30多种，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创新地展现了文化名流人生的精彩片断，一经上市，就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于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李辉坚持认为，今后五年图书市场还是纪实文学的天下。2005年，“大象人物聚集”将侧重于考古学家、藏书家一些相对冷僻的文化人。他表示，今后将更重视挖掘被淡忘了的人物，也许，对于历史的偏爱，使他更注意全面、客观、系统地去发掘历史的细节。畅销书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我对历史有兴趣，这样的书有固定的读者群”。《历史备忘书系》中反映右派劳改生活的《新生备忘录》一书的作者在书刚面世一个月后就去世了，这让李辉加快了对用细节填补历史一类书的编写进程。
正像他在《滴血童心》中引用赫尔岑的话：“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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