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綜藝節目《奇遇人生》，阿雅問毛不易，人生最難忘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毛不易的回答極其平靜卻讓許多人動容：
“我在實習的過程中，看過數百個在我面前死去的病人，但是第一個在我面前死去的，是我本人的親生母親，最遺憾的一點是，我媽直到臨死前，她覺得她的兒子都是一個不成功的人。”
那個時候，毛不易才17歲。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毛不易，有沒有聽過他的歌，一年前他還是籍籍無名的男護士毛不易，通過參加音樂綜藝《明日之子》迅速躥紅，才成了如今功成名就的歌手毛不易。
後面我們得知了更多毛不易與母親相處的細節，比如毛不易專門寫了一首歌來緬懷自己的母親，歌名《一葷一素》的含義就來自於他媽媽生前的一句話。
他媽媽曾躺在病床上說：“我兒子每頓飯得吃一個葷菜一個素菜，我現在這樣，誰來照顧他。”
所以我們知道，正如阿雅寬慰毛不易的那樣，他的媽媽並不是覺得兒子不爭氣，更不會覺得兒子是一個不成功的人，她臨死前的焦慮出自於極深沉的母愛，她放心不下兒子，擔心兒子無人照料又照顧不好自己。
“最遺憾的一點是，我媽直到臨死前，她都覺得她的兒子是一個不成功的人。”
這不是毛不易媽媽的心結，而是毛不易自己的心結。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世界上最深的遺憾，可能就是成功的速度，趕不上父母老去和死去的速度。
如今他成功了，可是他成功的速度終究趕不上他媽媽死去的速度。
這何嘗不是我們的心結？我們都好怕自己不成功，好怕自己碌碌無為，好怕自己一輩子都是一個失敗的人,好怕自己成功的速度趕不上父母老去和死去的速度。
我們真的好怕。
前幾天看到HUGO發了一篇文章，標題叫《我才25歲，怎麼慌成這樣？》，說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年齡長了，可是收入、職位、眼界卻沒有跟著長。
其實更讓我們心焦的是，我們想靠自己的努力給父母更好的生活，眼看父母以我們可見的速度老去，可是我們成功的速度趕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這是二十幾歲的我們，隱蔽但普遍的焦慮心態，所以就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毛不易的《消愁》、毛不易的《像我這樣的人》，能唱到我們哭，唱到我們不說話，唱到我們內心最深處去。
肯·福萊特的小說《聖殿春秋》裡，一個母親聽完兒子的宏圖大志之後，問了兒子一個問題：“我從來想不通，你是從哪兒得來的這種想法，非要出人頭地不可。”
是啊，我們為什麼這麼害怕自己是一個不成功的人，為什麼非要出人頭地不可呢？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這本書裡，把這種焦慮稱為“身份的焦慮”。
“身份的焦慮是一種擔憂，擔憂我們處在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範保持一致的危險中，從而被奪去尊嚴和尊重。”
社會普遍意義的成功，最重要的無非就是三個指標：金錢、權力、影響力。這些指標根據不同的等級和組合，形成了不同的身份。
《身份的焦慮》非常清醒地指出了一點：理論上我們都是平等的，可是不同身份的人，是被這個社會區別對待的。
比如，無論我們多麼大聲地強調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個公司的清潔工和總經理是不可能受到一樣對待的，無論我們多麼大聲地強調人人平等，飛機的頭等艙和經濟艙是不可能得到同樣的服務的。
不成功的代價，當然遠遠不止這些，這些只能算不成功的微末代價。權力、影響力都可以置換成金錢，如果簡化一下的話，現代社會的不成功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貧窮。
我知道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我能想到的成功，就是按自己想要的方式過一生。”但說句潑冷水的話，想按自己想要的方式過一生，你恐怕不能太窮。
梁文道在一期《一千零一夜》裡說得更一針見血：貧窮是一種剝奪。
”在貧窮不止是一種不幸，不止是生活沒有那麼好，貧窮是一種權利的剝奪，現代社會受教育、受治療、居住、公平審判（打官司）都要錢，沒有錢就意味人權的剝奪。“
姚晨馬伊琍的電影《找到你》裡有個讓人心酸的情節，馬伊琍演的窮媽媽，付不起住院費，催繳無果的情況下，她孩子的床位就被富媽媽姚晨生病的孩子擠掉了。
知乎上一位醫生感慨，一個貧窮的農村病人，和一個家庭殷實的病人，得了同一種病，治療費需要幾十萬，但這種治癒率還算高。
可是窮人因為支付不起治療費，只能選擇回家等死，然後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世界，而半年後另一個病人治好了病出院，繼續自己的人生。電影《我不是藥神》裡有句扎心的臺詞："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
這就是同人不同命，這就是貧窮最慘痛的代價。
來自英國的阿蘭·德波頓可能並不理解中國人的家庭牽絆，以及隨之而來的另一層面的焦慮。
我們害怕不成功，害怕貧窮，因為不止我們自己要承擔代價，還因為我們的孩子和父母也要跟著我們承擔不成功所帶來的代價。
不同身份的人，被這個社會區別對待的，不僅我們自己會被區別對待，我們的成功程度，還決定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父母會被如何對待，決定我們的孩子和父母，會得到什麼樣的教育，什麼樣的醫療，什麼樣的生活條件。
我們那麼努力，那麼害怕不成功，不止是為了我們自己，更是為了生命中重要的那些人。
我們害怕不成功，除了不成功的社會代價很大，還因為不成功會給我們帶來恥感。不成功的痛苦不止是物質層面的，更是心理層面的。
我們害怕不成功，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精英崇拜的社會。
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這本書裡，解釋了“精英崇拜社會”的形成，以及這種社會氛圍對每個人的影響。
“在以往的社會里，人們可以認為世俗的成功和一個人的內在價值是沒關係的。有錢有勢的人可能通過腐敗和不正當手段謀取利益。”
比如，在曾經的中國，主流輿論把有錢有勢的人和不道德的人劃上等號。資本家靠剝削勞動者發家致富，地主鄉紳為富不仁，而他們的後代可能是遊手好閒、坐享其成的社會蛀蟲，是一無是處的紈絝和廢物。
他們有錢有勢，可是活得不如他們的人，依然可以鄙視他們，然後做一個清白的、光榮的、心安理得的窮人。
“而現在人們的工作都是通過公允的考試和麵試來分派，薪酬也是依據能力來分配，人們就開始傾向於認同另外一種觀念：人的才識往往能影響或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那麼金錢、權力和影響力，就會變成衡量一個智識和才能的指標。”
“也就是說，在精英社會里，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的才幹，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因此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徵：富人不僅富裕，而且就是比別人優秀。”
我們常常聽到的“比你有錢比你優秀的人，比你還努力”，就是精英崇拜的最佳註腳。
同時，雖然階層固化喊了好多年，可是階層流通的渠道並沒有封閉，我們還是相信，只要努力上進，無論起點多低，每個人都是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心安理得當一個窮人的時代，早就過去了。
所以，精英崇拜的另一面，就是對平庸的鄙視。
邏輯很簡單也很容易理解：我成功，我是精英，是因為我努力我優秀，你失敗，你貧窮、卑微、默默無聞，是因為你懶惰你平庸你無能。平庸成了一種原罪。
底層不再是為人同情的不幸的人，而變成了人生的失敗者，成了被積極進取的精英階層所不齒的人。
我們很難再理所當然地把人生失敗歸咎於出身，歸咎於社會，歸咎於他人。
所以對於出身底層的年輕人來說，不成功會帶來心裡的恥感，特別是當我們和起點差不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與我們拉開差距的時候，這種恥感更甚。
或者像毛不易一樣，滿足不了最愛之人的期待，無法讓最愛之人放心和驕傲，我們會深責於自己，深責自己沒用。
《荼蘼》
毛不易在《消愁》裡唱：“你拿起酒杯對自己說，一杯敬朝陽，一杯敬月光，喚醒我的嚮往，溫柔了寒窗，於是可以不回頭地逆風飛翔，不怕心頭有雨，眼底有霜。”
楊冪問他：“毛不易，你是被生活抽了多少耳光，歌詞裡才有這麼多故事？”
終於，現在的毛不易，不再是三班倒的、做著自己不喜歡工作的男護士毛不易，而是才華被認同的、擁有高人氣的歌手毛不易。
只是不知道我們還要挨生活多少耳光，才能逆襲成一個金光閃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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