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是基督教用來紀念耶穌降生的節日，西方教會在發展初期至4世紀前中期開始將聖誕節定在12月25日。其實耶穌的誕生日期無法確定，這一天是根據聖母領報的日期加以推算而來。
在世俗信仰濃厚的東方，對於這一節日的慶祝漸漸演變為某種商業狂歡。“吃水不忘挖井人”，許多節日的背後往往是悲壯的底色，早期基督徒倍受歧視和迫害，但是基督教卻逐漸贏得越來越多的信眾，這一過程究竟是如何發生？
與基督同在
在希臘文中，“殉道者”（μάρτυς）的原意為“見證者”，常指那些在法庭上作證的“證人”。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很快被他的門徒們稱為“μάρτυς”，因為他不畏死亡，在猶太人和羅馬人面前敢於為自己的信仰做見證。從此以後，“μάρτυς”的意思就變成了“殉道者”，尤指為了基督教的信仰而放棄生命的人。
可見，不管後世的基督徒多麼敢於犧牲，耶穌才是整個基督教歷史上的第一個殉道者。《新約》裡，四大福音書都不約而同地記載了耶穌的殉道經歷，詳細描述了他死亡的悲慘景象。儘管它們對具體場景的描繪略有差異，但耶穌殉道的悲壯和偉大卻是他們一致認可的事實。
根據《聖經》記載，耶穌死後三日便得復活。這一神蹟使得基督徒普遍相信：耶穌就是先知口中的“彌賽亞”，是拯救他們的“上帝之子”。據此，信仰首先就是信仰耶穌基督。人只有虛心遵從耶穌的教導，祛除自己的罪，才有可能獲得最終的拯救。換言之，基督徒只有以耶穌為“原型”，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他才能像耶穌一樣從死裡復活。
耶穌的教導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當早期基督徒面對異教徒的迫害時，第一個念頭就是遵循耶穌的教導，按照耶穌的方式面對災難。儘管死亡的恐懼無時無刻佔據著基督徒的內心，但是一想到耶穌的要求和永生的許諾，許多基督徒仍然會情不自禁地走上刑臺。在這一瞬間，基督徒的內心翻滾著異樣的激情：上帝為了拯救人類，道成肉身活在我們中間，為了我們的罪孽甘願被釘上十字架。
因為他的死，人解除了罪惡的魔咒，有了得救的希望。現在，“我”也面臨著與耶穌一樣的磨難，只要“我”能鼓起勇氣，和耶穌一樣為了上帝走上十字架，我便一定像他一樣從死裡復活；只要“我”憑藉自己的死亡真真切切地走進耶穌的生命，與他融為一體，“我”就能和耶穌一樣獲得永生。一瞬間，死後的幸福變得如此的真實可觸，宛在眼前。
受難的激情
在《殉道者行傳》（Acta martyrum）和優西比烏的《教會史》中，有一個現象始終讓人頗為費解：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越是殘酷，基督徒的殉道激情就越發高漲。這股風暴甚至影響了17歲的奧利金，讓他年紀輕輕就對殉道充滿渴望，在自己無法殉道的情況下，寫信勸他的父親勇敢獻身。
奧利金的經歷讓我們看到，屠刀、酷刑非但不能讓基督徒恐懼，反倒讓他們的信心更為堅定；羅馬帝國的迫害非但不會讓基督徒膽怯，反而催生了基督徒更為澎湃的激情（πάθος）。在災難面前，本來軟弱的基督徒好像被注入了一股熱力，變得無比強大起來。
在希臘文化中，“πάθος”一詞其實早就存在，不過意思和基督教的用法有很大的差別。一般認為，亞里士多德對這個“πάθος”的使用代表了早期希臘人對這個詞的基本理解。《靈魂論》裡，亞里士多德講到，“πάθος”是人的心靈對外界刺激的一種反應，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個是外界的刺激，一個是心靈對它的反應。離開了外界的刺激，“πάθος”當然無法存在；但心靈如果不對外物的刺激產生反應，“πάθος”也無法自行產生。在亞里士多德這裡，“πάθος”是人的感情，屬於靈魂的一種基本屬性。從詞義來說，是中性的。
斯多亞學派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基本傳統，一樣認為“πάθος”是靈魂對外物刺激的反應。但是，由於斯多亞派推崇“不動心”，強調理性對“πάθος”（感情）的規制，“πάθος”勢必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在斯多亞學派看來，一個人只有“忍受”外界的刺激，用理性來控制內心的種種不當情感，他才能過上真正寧靜、有德的生活。
斯多亞學派對“忍受”精神的強調，對基督教有深遠的影響。《聖經》中，耶穌反覆教導的就是，基督徒要懂得“忍受”，用溫柔來化解暴力：“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8）。甚至，當耶穌知道自己被猶大背叛以後，他也不願躲避自己的命運，而是默默地“忍受”，一心向往受難，並奉勸門徒也要這樣做。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雖然基督教吸收了斯多亞學派的“忍受”精神，但是它對“激情”的具體理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因為，在基督教看來，人對苦難的“忍受”不是用理性規制“激情”的結果，而本身就是“激情”的一種表現。這種“激情”雖然不是斯多亞所推崇的“不動心”，但它也不是無理性的莽撞和騷亂。恰恰相反，基督教所強調的“激情”是基督徒遵從λόγος（上帝）、願意為它捨身的一種偉大舉動。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初步理解早期基督徒受難的“激情”。因為基督強調謙卑，強調“忍受”苦難，基督徒就渴望用同樣的方式來模仿基督。面對羅馬帝國的迫害，真正的“激情”並不是反抗，而恰恰就是“忍受”，用“忍受”的極致形式——“殉道”來證實基督的寬容和謙卑。
基督徒這種的“激情”，和我們通常說的激情大為不同。日常生活中，我們會說一個人由於怒火的緣故“激情殺人”，由於情慾的緣故“激情強姦”，講的都是人受到外界的觸動內心迸發出的一種攻擊性力量。但基督徒的“激情”與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外界力量的主動回擊，而是用默默忍受的方式繼續受難，用“受難”“殉道”的方式實現內心的激情。與普通人的“激情”相比，基督徒的這種“激情”不是外向的，而是內向的；不是暴力的，而是溫和的；不是擴張的，而是壓抑的。一言以蔽之，是用“忍受”的方式來強化自我面對苦難的消極“激情”。
表面看來，基督徒的這種“激情”很不自然，甚至很不人性。但是，這種不自然的“激情”只是表現，他們最終的目的並不在此。基督徒願意“忍受”，並不是發自內心地認為災難是對的，也不是他們願意忍受災難，而從根本上來自於耶穌對他們的要求。因為耶穌強調謙卑，上帝喜歡謙卑的人，為謙卑的人而不是驕傲的人預備了永生，基督徒便不得不遵從誡命，用“忍受”的方式期望永生。換句話說，不是基督徒，而是上帝的觀念，才是他們這種“激情”的根源。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基督會頒佈“忍受”的誡命？為什麼受難反而像一種積極的應許，讓基督和殉道者們的信念堅定不移？我們就會發現，在基督徒“激情”的表層悖謬下，還隱藏著一個更深的心理結構，“受難＝正義＝永生”。“受難＝正義”說的是，基督和基督徒認為受難不僅不是一種羞辱，而恰恰是獲得正義的一種方式；“正義＝永生”則是說，基督徒因為獲得了上帝眼中的正義而得到永生的應許。從“受難”到“正義”，再從“正義”到“永生”，早期基督徒殉道之路表明，第一，受難內化成道德，變相滋生了基督徒的內在肯定；第二，受難的激情最終依賴於永生的許諾，復活是一切殉道者“激情”的根本支撐。
追求德性的激情
基督徒面對災難甘於殉道的這種“激情”，除了謙卑的要求和“末世論”的背景以外，還有一個更為世俗的維度，這就是德性。
在希臘羅馬社會，德性一直是人們普遍追求的精神品質。這一點，不管是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在晚期的斯多亞學派中，都非常明顯。基督教出現以後，許多羅馬知識分子對之非常鄙夷，其中有一條重要的論據就是，基督教的“倫理教導無任何高明或新穎之處”，基督徒在德性生活上非常糟糕。另外，在民間，關於基督教的謠言五花八門，有說基督徒亂倫的，有說基督徒吃自己孩子的，不一而足。但歸結到一點，就是基督徒的德性低下。
德性，成為早期異教徒攻擊基督教的一個重要工具。面對異教徒的這種舉動，基督徒無疑非常惱火。在公開場合，他們不止一次地向羅馬皇帝申訴，向元老院請願，要求為基督徒的罪名平反。但最後往往無疾而終。這種局面讓基督徒感到非常困窘，不得不重新思考出路，他們慢慢看到：面對異教徒的攻擊，最好的方式不是去說服，而是要通過具體的行動證明自己。行動，而非言語，才是反擊敵人的最好武器。
有了這樣一個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早期基督徒面對羅馬帝國的瘋狂迫害，越來越勇於殉道。在德性的意義上，殉道其實不僅是向上帝作證，也是對世人的宣告，或者說，是在上帝面前對世界宣告：“我們”——基督徒，不僅沒有做過任何壞事，反倒是你們——異教徒，用極為不義的方式在懲罰我們。面對你們的暴力，我們沒有用罪惡的方式去還擊你們，卻寧願用最和平最溫順的死亡結束一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恰恰遵從了你們所推崇的斯多亞哲學，遵從了你們所膜拜的柏拉圖哲學，但你們，卻用自己的鮮血侮辱了你們的祖先。
彷彿只有這樣，基督徒才能向世人證明，他們是一群多麼有德性的人，基督教是一種多麼有德性的宗教。而羅馬帝國的做法，恰恰滿足了他們的這種要求：政府針對基督徒的迫害，往往從德性上是站不住腳的；暴力的迫害越劇烈，羅馬帝國就越陷自己於不義，相應的，基督徒自身的正義感就越來越強，獲救的自信越來越強（因為異教徒的做法像魔鬼），得到的支持也越來越多。最後，輿論的方向徹底倒向基督教，羅馬的強勢反而土崩瓦解。
信仰與世俗生活
早期基督徒可謂是一群信仰的鬥士。面臨羅馬人的殘酷屠殺，他們非但沒有退卻，反而在深邃的“激情”中勇敢地承擔悲劇的命運。在他們眼裡，死亡不過是一段沉默的“睡眠”；“睡眠”之後，迎接他們的就將是永生的彼岸世界——為了它，早期基督徒甘願承受痛苦，甚至甘願放棄世俗生活。
基督徒願意放棄世俗生活，願意為了信仰而死，這從根本上是因為：和永生的彼岸世界相比，現實世界不過是短暫的存在。對基督徒來說，現實世界好比一個流浪者歸家的驛站。這個驛站不能不在，因為在通往永生的途中，人總會疲憊，需要休息；但是，驛站始終只是驛站，不是真正讓人長久安息的家園。人只有經過這個驛站，繼續向前跋涉，才能通往最終的幸福世界。
但是，這一切絕不意味著，基督徒認為世俗生活是一個壞東西。恰恰相反，即便那些最極端的殉道者也從未否認過世俗生活。和世間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們對父母兄弟充滿眷戀，為妻兒擔憂。朝向死亡的路上，世間的一切仍是他們最深的牽掛（這一點，我們在“利比里亞區”裡的銘文部分已經看得很清楚）。
更進一步，基督徒的信仰非但沒有否定世俗生活，反而是世俗生活的保障和延伸。因為，對早期基督徒來說，彼岸的永生世界並非一個抽象的存在，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有軀體的豐滿存在。在這個永生世界中，現實的一切還能繼續保留，而且更完美，世俗生活中的親情和愛情，都能在這個幸福的世界裡永遠持存。從這個意義上說，早期基督徒為了追求而放棄世俗生活，並不是因為世俗生活不好、不可愛，而恰恰是因為它太美好，但又不穩定，人們才會渴望一個永生的世界，將這種美好永遠保存下去。
從這個角度回過頭來再看早期基督徒的信仰，我們的理解或許有所不同。一方面，基督教信仰的誕生：通常的理解是，它來自猶太教的自身革命。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早期基督徒在信仰和世俗生活方面的張力，我們就會看到，基督教的萌芽和早期基督徒自身的生活有很大關係。正是因為羅馬帝國的劇烈動盪，人的命運反覆無常，才會有一批人特別渴望用一種永恆的方式來保障不安的世俗生活。
在這個意義上，信仰是世俗生活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基督徒對信仰的堅持，並非僅僅像我們通常想的，是出於對一個彼岸世界的嚮往。因為，無論如何，彼岸世界的根子還在世俗生活。或者更準確地說，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種對永恆世俗生活的嚮往。
面對羅馬人的壓迫，他們之所以毫不畏懼，甚至以死殉道，根本上並非是出於維護一個虛幻的永恆世界，而是要維護他們的世俗生活和現實幸福。現實的世俗生活，才是早期基督徒甘於殉道的最原初的力量。某種程度上，也是最根本的力量。
《等待復活——
早期歐洲墓葬概觀》
作 者：吳功青 徐詩凌 著
由死亡而反思生活
管窺早期西方的墓葬文化與信仰傳統
觀點資料來自
《等待復活——早期歐洲墓葬概觀》
輸入標題
閱讀更多 北京大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