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是基督教用来纪念耶稣降生的节日，西方教会在发展初期至4世纪前中期开始将圣诞节定在12月25日。其实耶稣的诞生日期无法确定，这一天是根据圣母领报的日期加以推算而来。
在世俗信仰浓厚的东方，对于这一节日的庆祝渐渐演变为某种商业狂欢。“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节日的背后往往是悲壮的底色，早期基督徒倍受歧视和迫害，但是基督教却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众，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
与基督同在
在希腊文中，“殉道者”（μάρτυς）的原意为“见证者”，常指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很快被他的门徒们称为“μάρτυς”，因为他不畏死亡，在犹太人和罗马人面前敢于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从此以后，“μάρτυς”的意思就变成了“殉道者”，尤指为了基督教的信仰而放弃生命的人。
可见，不管后世的基督徒多么敢于牺牲，耶稣才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个殉道者。《新约》里，四大福音书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耶稣的殉道经历，详细描述了他死亡的悲惨景象。尽管它们对具体场景的描绘略有差异，但耶稣殉道的悲壮和伟大却是他们一致认可的事实。
根据《圣经》记载，耶稣死后三日便得复活。这一神迹使得基督徒普遍相信：耶稣就是先知口中的“弥赛亚”，是拯救他们的“上帝之子”。据此，信仰首先就是信仰耶稣基督。人只有虚心遵从耶稣的教导，祛除自己的罪，才有可能获得最终的拯救。换言之，基督徒只有以耶稣为“原型”，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他才能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教导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早期基督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时，第一个念头就是遵循耶稣的教导，按照耶稣的方式面对灾难。尽管死亡的恐惧无时无刻占据着基督徒的内心，但是一想到耶稣的要求和永生的许诺，许多基督徒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走上刑台。在这一瞬间，基督徒的内心翻滚着异样的激情：上帝为了拯救人类，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为了我们的罪孽甘愿被钉上十字架。
因为他的死，人解除了罪恶的魔咒，有了得救的希望。现在，“我”也面临着与耶稣一样的磨难，只要“我”能鼓起勇气，和耶稣一样为了上帝走上十字架，我便一定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只要“我”凭借自己的死亡真真切切地走进耶稣的生命，与他融为一体，“我”就能和耶稣一样获得永生。一瞬间，死后的幸福变得如此的真实可触，宛在眼前。
受难的激情
在《殉道者行传》（Acta martyrum）和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中，有一个现象始终让人颇为费解：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越是残酷，基督徒的殉道激情就越发高涨。这股风暴甚至影响了17岁的奥利金，让他年纪轻轻就对殉道充满渴望，在自己无法殉道的情况下，写信劝他的父亲勇敢献身。
奥利金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屠刀、酷刑非但不能让基督徒恐惧，反倒让他们的信心更为坚定；罗马帝国的迫害非但不会让基督徒胆怯，反而催生了基督徒更为澎湃的激情（πάθος）。在灾难面前，本来软弱的基督徒好像被注入了一股热力，变得无比强大起来。
在希腊文化中，“πάθος”一词其实早就存在，不过意思和基督教的用法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对这个“πάθος”的使用代表了早期希腊人对这个词的基本理解。《灵魂论》里，亚里士多德讲到，“πάθος”是人的心灵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外界的刺激，一个是心灵对它的反应。离开了外界的刺激，“πάθος”当然无法存在；但心灵如果不对外物的刺激产生反应，“πάθος”也无法自行产生。在亚里士多德这里，“πάθος”是人的感情，属于灵魂的一种基本属性。从词义来说，是中性的。
斯多亚学派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传统，一样认为“πάθος”是灵魂对外物刺激的反应。但是，由于斯多亚派推崇“不动心”，强调理性对“πάθος”（感情）的规制，“πάθος”势必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在斯多亚学派看来，一个人只有“忍受”外界的刺激，用理性来控制内心的种种不当情感，他才能过上真正宁静、有德的生活。
斯多亚学派对“忍受”精神的强调，对基督教有深远的影响。《圣经》中，耶稣反复教导的就是，基督徒要懂得“忍受”，用温柔来化解暴力：“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8）。甚至，当耶稣知道自己被犹大背叛以后，他也不愿躲避自己的命运，而是默默地“忍受”，一心向往受难，并奉劝门徒也要这样做。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基督教吸收了斯多亚学派的“忍受”精神，但是它对“激情”的具体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在基督教看来，人对苦难的“忍受”不是用理性规制“激情”的结果，而本身就是“激情”的一种表现。这种“激情”虽然不是斯多亚所推崇的“不动心”，但它也不是无理性的莽撞和骚乱。恰恰相反，基督教所强调的“激情”是基督徒遵从λόγος（上帝）、愿意为它舍身的一种伟大举动。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初步理解早期基督徒受难的“激情”。因为基督强调谦卑，强调“忍受”苦难，基督徒就渴望用同样的方式来模仿基督。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真正的“激情”并不是反抗，而恰恰就是“忍受”，用“忍受”的极致形式——“殉道”来证实基督的宽容和谦卑。
基督徒这种的“激情”，和我们通常说的激情大为不同。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说一个人由于怒火的缘故“激情杀人”，由于情欲的缘故“激情强奸”，讲的都是人受到外界的触动内心迸发出的一种攻击性力量。但基督徒的“激情”与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外界力量的主动回击，而是用默默忍受的方式继续受难，用“受难”“殉道”的方式实现内心的激情。与普通人的“激情”相比，基督徒的这种“激情”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不是暴力的，而是温和的；不是扩张的，而是压抑的。一言以蔽之，是用“忍受”的方式来强化自我面对苦难的消极“激情”。
表面看来，基督徒的这种“激情”很不自然，甚至很不人性。但是，这种不自然的“激情”只是表现，他们最终的目的并不在此。基督徒愿意“忍受”，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灾难是对的，也不是他们愿意忍受灾难，而从根本上来自于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耶稣强调谦卑，上帝喜欢谦卑的人，为谦卑的人而不是骄傲的人预备了永生，基督徒便不得不遵从诫命，用“忍受”的方式期望永生。换句话说，不是基督徒，而是上帝的观念，才是他们这种“激情”的根源。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基督会颁布“忍受”的诫命？为什么受难反而像一种积极的应许，让基督和殉道者们的信念坚定不移？我们就会发现，在基督徒“激情”的表层悖谬下，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心理结构，“受难＝正义＝永生”。“受难＝正义”说的是，基督和基督徒认为受难不仅不是一种羞辱，而恰恰是获得正义的一种方式；“正义＝永生”则是说，基督徒因为获得了上帝眼中的正义而得到永生的应许。从“受难”到“正义”，再从“正义”到“永生”，早期基督徒殉道之路表明，第一，受难内化成道德，变相滋生了基督徒的内在肯定；第二，受难的激情最终依赖于永生的许诺，复活是一切殉道者“激情”的根本支撑。
追求德性的激情
基督徒面对灾难甘于殉道的这种“激情”，除了谦卑的要求和“末世论”的背景以外，还有一个更为世俗的维度，这就是德性。
在希腊罗马社会，德性一直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精神品质。这一点，不管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在晚期的斯多亚学派中，都非常明显。基督教出现以后，许多罗马知识分子对之非常鄙夷，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论据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教导无任何高明或新颖之处”，基督徒在德性生活上非常糟糕。另外，在民间，关于基督教的谣言五花八门，有说基督徒乱伦的，有说基督徒吃自己孩子的，不一而足。但归结到一点，就是基督徒的德性低下。
德性，成为早期异教徒攻击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工具。面对异教徒的这种举动，基督徒无疑非常恼火。在公开场合，他们不止一次地向罗马皇帝申诉，向元老院请愿，要求为基督徒的罪名平反。但最后往往无疾而终。这种局面让基督徒感到非常困窘，不得不重新思考出路，他们慢慢看到：面对异教徒的攻击，最好的方式不是去说服，而是要通过具体的行动证明自己。行动，而非言语，才是反击敌人的最好武器。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期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疯狂迫害，越来越勇于殉道。在德性的意义上，殉道其实不仅是向上帝作证，也是对世人的宣告，或者说，是在上帝面前对世界宣告：“我们”——基督徒，不仅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反倒是你们——异教徒，用极为不义的方式在惩罚我们。面对你们的暴力，我们没有用罪恶的方式去还击你们，却宁愿用最和平最温顺的死亡结束一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遵从了你们所推崇的斯多亚哲学，遵从了你们所膜拜的柏拉图哲学，但你们，却用自己的鲜血侮辱了你们的祖先。
仿佛只有这样，基督徒才能向世人证明，他们是一群多么有德性的人，基督教是一种多么有德性的宗教。而罗马帝国的做法，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要求：政府针对基督徒的迫害，往往从德性上是站不住脚的；暴力的迫害越剧烈，罗马帝国就越陷自己于不义，相应的，基督徒自身的正义感就越来越强，获救的自信越来越强（因为异教徒的做法像魔鬼），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最后，舆论的方向彻底倒向基督教，罗马的强势反而土崩瓦解。
信仰与世俗生活
早期基督徒可谓是一群信仰的斗士。面临罗马人的残酷屠杀，他们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在深邃的“激情”中勇敢地承担悲剧的命运。在他们眼里，死亡不过是一段沉默的“睡眠”；“睡眠”之后，迎接他们的就将是永生的彼岸世界——为了它，早期基督徒甘愿承受痛苦，甚至甘愿放弃世俗生活。
基督徒愿意放弃世俗生活，愿意为了信仰而死，这从根本上是因为：和永生的彼岸世界相比，现实世界不过是短暂的存在。对基督徒来说，现实世界好比一个流浪者归家的驿站。这个驿站不能不在，因为在通往永生的途中，人总会疲惫，需要休息；但是，驿站始终只是驿站，不是真正让人长久安息的家园。人只有经过这个驿站，继续向前跋涉，才能通往最终的幸福世界。
但是，这一切绝不意味着，基督徒认为世俗生活是一个坏东西。恰恰相反，即便那些最极端的殉道者也从未否认过世俗生活。和世间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对父母兄弟充满眷恋，为妻儿担忧。朝向死亡的路上，世间的一切仍是他们最深的牵挂（这一点，我们在“利比里亚区”里的铭文部分已经看得很清楚）。
更进一步，基督徒的信仰非但没有否定世俗生活，反而是世俗生活的保障和延伸。因为，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彼岸的永生世界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躯体的丰满存在。在这个永生世界中，现实的一切还能继续保留，而且更完美，世俗生活中的亲情和爱情，都能在这个幸福的世界里永远持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基督徒为了追求而放弃世俗生活，并不是因为世俗生活不好、不可爱，而恰恰是因为它太美好，但又不稳定，人们才会渴望一个永生的世界，将这种美好永远保存下去。
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再看早期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理解或许有所不同。一方面，基督教信仰的诞生：通常的理解是，它来自犹太教的自身革命。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早期基督徒在信仰和世俗生活方面的张力，我们就会看到，基督教的萌芽和早期基督徒自身的生活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剧烈动荡，人的命运反复无常，才会有一批人特别渴望用一种永恒的方式来保障不安的世俗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是世俗生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基督徒对信仰的坚持，并非仅仅像我们通常想的，是出于对一个彼岸世界的向往。因为，无论如何，彼岸世界的根子还在世俗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对永恒世俗生活的向往。
面对罗马人的压迫，他们之所以毫不畏惧，甚至以死殉道，根本上并非是出于维护一个虚幻的永恒世界，而是要维护他们的世俗生活和现实幸福。现实的世俗生活，才是早期基督徒甘于殉道的最原初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是最根本的力量。
《等待复活——
早期欧洲墓葬概观》
作 者：吴功青 徐诗凌 著
由死亡而反思生活
管窥早期西方的墓葬文化与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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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复活——早期欧洲墓葬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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