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電臺記者，電視臺主播，市府新聞發言人，巴士集團副總經理、久事集團副總裁……1978年參加工作，2018年12月底正式退休。
職業生涯40年，正逢改革開放40年，姜瀾得以體驗很多重不同的身份，也留下豐富精彩的職業經歷。
“這個精彩完全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精彩，我只不過有幸成為了一名見證者和參與者。我時常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讓我這一生既不平靜，也不平淡。”
中山南路28號久事大廈37樓，姜瀾辦公室一整排的落地窗前，是浦東標誌性的天際線。“腳下”是黃浦江，隔著玻璃依然能感覺到“浪奔浪流”的時代感。
姜瀾說，幾乎每一位他辦公室的訪客，都忍不住在這窗前駐足一會兒。而直到12月，退休倒計時，他不記得自己是不是仔細欣賞過這窗前的風景。作為一個“浦東開發”的親歷者，姜瀾的記憶中有比黃浦江更澎湃的大江大潮。
老市長教導 要造福於後人
“我78年參加工作，剛開始是在企業。後來，廣播電臺、電視臺從社會上招聘編輯、記者、主持人，我被上海廣播電臺錄取，在北京東路2號當記者，這是83年。”姜瀾打開了記憶的閘門，“當時上海的發展處在改革開放的前夜，萬事待舉，百廢待興，交通擁擠，汙染嚴重，住房困難……”
80年代 鏡頭下的上海
1986年，在廣播電臺新聞部當記者的姜瀾，去寶鋼採訪中國企業家論壇的年會。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也應邀到會致辭。那時候去寶鋼的路況很差，交通非常不便，一般都早早出發，領導平易近人，那天到得很早。正巧姜瀾也到早了，汪市長就叫他進去，問起了電臺的工作，還講了許多話，其中一段他一輩子沒忘掉，“差不多成了我一輩子做事、做人的準則。”
那天，汪道涵市長是這樣說的：
“我們長期重生產、輕改造，城市建設的費用極其有限，目前還沒有財力來改善城市的交通和老百姓的住房條件。但我的後任、或者後任的後任註定是要立紀念碑的，因為我們改革開放的大幕已經拉開了，大發展的時代即將到來，城市的面貌一定會有巨大的改變。”姜瀾就問，“汪市長，那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呢？”汪道涵市長很乾脆地說道：“上海城市發展總體規劃！為上海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這是我現在能做的，可以做的，也是必須做好的事情。”
“他離任了以後，上海果然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幾乎天天有重大工程竣工剪綵，這都是因為早就有人為我們勾畫好了一張清晰的城市發展藍圖。”姜瀾感慨道。作為一名時政記者，他曾有幸在很多領導身邊工作，近距離感受到改革開放時代許多偉大人物的風範。
“老一輩領導人給我的教育一生受用，尤其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幾乎成了我一輩子的追求，這也是我的幸運之處。”凌晨一點爬上樓頂水箱漏水聲音“觸心經”
1985年的夏天，也是姜瀾記憶中非常深刻的一個夏天。他收到了一封群眾來信，說北京東路一幢大樓的樓頂水箱天天漏水，沒人過問。
“那時候上海困難到什麼程度？每年夏天市裡面要開一個計劃用水動員大會。所謂計劃用水，就是限制用水，工礦企業要停產讓水，以免老百姓在用水高峰要受斷水之苦。”得知這個（大樓漏水的）情況，姜瀾就想到：一到夏季，城市用水壓力那麼大，工廠企業不惜停工，但還有這麼嚴重的浪費。他要去看看到底浪費到什麼程度。
那天凌晨1點多，姜瀾爬上大樓頂層，果然見水箱就像瀑布一樣，“譁……”不停不息地流。他回到臺裡，做了一個錄音報道。凌晨1點錄下來水箱漏水的聲音，真是
“觸心經”，觸動了每一位上海聽眾的心，當然也觸動了市政府領導的心。節目播出這天上午，剛好市政府開“計劃用水動員大會”。結果因為這則報道，會議就變成了一個“節水動員大會”，當時的副市長倪天增在會上會上大聲發問：“你們早上廣播聽過沒有?”
這篇錄音報道讓姜瀾獲得了全國好新聞一等獎，但真正讓他有成就感的，是作為一個記者，參與見證改革開放的時代變革。
“那時候感覺做個記者充滿熱情，老百姓有呼聲我們就去反映，民心跟黨心關係很近。我們寫的這些針砭時弊的，反映現實的，人民群眾急需解決的問題、亦或是社會不合理的問題，都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社會民眾的巨大關注。”30年前就“暗訪”揭真相整治出租車
另一件事，老上海人應該有體會——上世紀80年代，
“攔差頭”可不容易。當時出租車行業是國營、集體、個人一起上，高峰期的經營單位多達590家，多為私人承包。“亂收費、服務差、要車難”的問題普遍存在，屢禁不止，但出租汽車市場究竟亂到什麼程度，政府並沒有真切的感受。1988年12月，姜瀾和客運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李鳴同志選擇在鐵路新客站南北兩個廣場就此進行暗訪。這種採訪形式如今大家已習以為常，但在當時卻十分罕見，費了很大周折借到微型錄音設備，姜瀾佩戴麥克風和無線傳輸設備走進人群，收錄黃牛、出租車司機和乘客的議價情況。然後選取了錄音中“最平常”的一些片段，連夜製作了長篇錄音報道“新客站出租汽車司機斬客猖獗”，在第二天7點的990早新聞頭條播出。
10分鐘後，編輯部收到傳真，上面是朱鎔基市長的親自批示：“今天的新聞廣播告訴了我們真實的情況，出租汽車市場的混亂竟至如此，令人髮指！這樣的出租汽車市場已經嚴重影響上海的形象和投資環境，必須予以堅決整頓。投資500輛出租車組建國有骨幹企業，引導市場、平抑價格，這件事不要再猶豫了。”
兩個星期後，大眾出租汽車公司應運而生。
廣播屢創“第一”背後 是每一天都在創新
1990年，姜瀾所在的上海廣播電臺，也順應改革開放潮流試驗轉型。“改革開放的環境下，人們對信息獲取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了。這種改革的氣氛允許你去嘗試創新，甚至鼓勵你去創新。”作為廣播改革的實踐者，姜瀾也因此創下許多上海甚至全國媒體的“第一”。
比如第一位“上天”做直播的。坐直升機到天上去，直播上海的交通路況信息，姜瀾是第一個。現在看看，這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在那時候實屬前所未有，第二天，上海的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這條新聞。
再比如第一檔“脫口秀”直播，92年姜瀾和電臺的同事一起到日本訪問，帶回很多的見聞觀感。老臺長陳文炳便提議：我們能不能做一檔節目，主持人主持、提問，由姜瀾和尹明華暢談觀感，嘗試一下新的廣播形式？“那檔叫做
《你好，大阪》的廣播節目涉及到出租車、市內交通管理、市容、人們的擇業觀，也講了跟很多老企業家的交流……完全沒準備地談了兩個小時。”
這樣的廣播節目其實就是現在的“脫口秀”，但在1990年，這是不可想象的。當時電臺播出是一個字出錯、吃一記“螺絲”都是不允許的。從文革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的播音風格也都是“宣讀式” 的。總之，在人們的概念裡，廣播是很神聖的，大部分節目還都是錄播的，所以這一檔“脫口秀”播出去自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原來廣播是可以這樣做的啊？”連姜瀾都感到新鮮和震撼。
男主播？是第一個記者型主持人
1993年，結束了整整10年的廣播生涯，姜瀾參與創辦了東方電視臺。繼續做記者，繼續創造“第一”。
當時轟動一時的千島湖事件，也是他在國內外第一個報道了真相。當時，他通過自己踏勘現場、分析線索、層層印證，果斷而準確地對這一“事故”做出了判斷：“遇難人員全部集中在艙底，身邊財物不翼而飛，接近事件調查現場的人士認為，不能排除劫匪殺人謀財的可能”。千島湖岸邊，姜瀾在東視新聞進行了上述直播。
但這個結論卻讓相關部門十分緊張：因為沒有任何權威人士的佐證，姜瀾差點為此被調離記者崗位。
“但我覺得我很光榮的，我每一句話都有足夠的依據，沒有任何魯莽行事。只缺有一個人親口跟我說：我給你證實你的判斷是對的，僅此而已。記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採訪、求證、負責任地作出自己的判斷，這就是職業素養。”到了94年，東視的老臺長穆端正把他找到辦公室，劈頭就問：“你為什麼不能去主持晚間新聞呢？”。
第二天晚上，姜瀾就坐進了新聞直播間。
“東方電視臺作為在浦東開發開放的熱土上誕生的電視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這是我們的臺訓，我們的臺長鼓勵我們乾的都是別人沒想過的事情，所以當時沒覺得有什麼壓力。”但是事實上，記者播新聞，又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果，央視新聞都到東視來學習。“當然我們本意也不是為了製造什麼效果，只是（領導）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讓第一線、有新聞體驗有新聞判斷、新聞領悟能力的人來給大家講新聞呢？”
回憶東方電視臺的日子，姜瀾說，我們在“七重天”樓上辦公，一共才幾臺電腦，很破舊的。“條件非常簡陋，但大家充滿了幹勁。那時候真是一種創業的熱情，熱情探索新聞媒體新的實踐方式。我也非常有幸參與到這個年輕的團隊當中，把自己的熱情、積累，投入進去做這些事情。”
成為全國第一位記者型主持人之後，以後姜瀾又成了評論節目的主持人，主播《東視廣角》，這是一檔個性化程度比較高的政論性節目，姜瀾這位電視臺男主播，離開後電視20多年還被大家念念不忘。前幾天他陪太太去體檢，一個小夥子看到他還說：“我認得你的，我小時候看你的新聞。”姜瀾笑道：“哦喲，我真是老了。哈哈哈，你說你小時候。”
全國率先直播911 體現了國際性媒體的專業
2000年，姜瀾離開東方電視臺，調任上視新聞中心主任，次年又任上海電視臺副臺長，電視臺改革成立“文廣集團”後，他又擔任上視的新聞綜合頻道書記和總監。雖然不再在一線跑新聞了，但勇於創新、大膽嘗試的初心未變，他繼續創造著上海乃至中國電視新聞的新紀錄。
第一件是“911”，“911那天晚上我在辦公室裡值班。我辦公室的前面有20多個電視屏幕，看得到全世界的新聞。當我看到飛機撞擊大樓到時候，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發生在紐約的突發新聞事件”姜瀾說。他馬上下樓，命令中斷正在播出的節目，主持人迅速到位，做好直播準備。隨後他馬上請示了當時的上海電視臺臺長朱詠雷，得到的指令也是一個字：“播！”於是導播果斷地切換了國際信號——“現在我們來播放一則重大新聞”。
當然這種非常迅疾的反應，讓當時的上海衛視成了全國地方臺的獨一家，即便是央視四套也是在上海衛視之後才開始直播的。
這一次直播延續了半個多鐘頭，後來新華社電訊稿來了，信息來源變得更加豐富了。這個夜晚，讓上海衛視在全國衛視節目的份額遙遙領先，一炮而紅。
“這是我在任時非常引以為豪的一件事，不僅是新聞人的新聞直覺和反應的問題，更體現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在重大國際事件面前應該持有的立場和專業態度。上海媒體作為國際性媒體應有的一種標準、一種操作能力。我們做到了，我們沒有落伍。”第二樁，是2003年的
伊拉克戰爭。上視新聞新聞中心派出了記者到卡塔爾，並租用了半島電視臺的演播室，向國內發回新聞。“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國中央司令部向全世界直播的新聞發佈會上，我們上海電視臺的兩位記者黃崢和沈立炯先後起身，向美軍發言人提問。這是一個全世界聚焦的地方，集聚全世界的權威媒體，我們的記者出現在這個現場，出現在向全世界直播的電視信號裡面。我們租用演播室的半島電視臺，也是全世界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媒體，這一切在當時的國內媒體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戰爭爆發之際，必須快速反應。有些想法被認為是不可行的，但是得力於採訪小組的專業素養，我們都做到了。”這次勝利的出擊，是姜瀾做的策劃，朱詠雷大膽的決定。
還有2002年，姜瀾帶著電視團隊在摩納哥直播了上海成功申辦世博會，“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感覺蠻興奮的，也是當時全國來講蠻出彩的。體現了改革開放前沿的大城市，電視媒體應有的表現和地位。”
第一批市府發言人 新聞人最會抓熱點
2003年，上海市政府向服務政府轉型，政務更加透明、更加公開。順應改革的需要，姜瀾幸運地成為第一批的市府新聞發言人。
“當然會有一個部門來準備資料，但新聞發佈會的時候畢竟不知道人家會提什麼問題，不可能準備好。”姜瀾說。
那怎麼準備？“抓熱點。為什麼讓新聞記者來當新聞發言人，就是因為職業記者知道新聞媒體會關注什麼樣的現象、什麼樣的新事件，然後去了解。如果你在這個場合失言、噤聲，這都不是一種職業態度，這代表了政府的形象。”
“政府發言人這個職位對我是有挑戰的。前20年我都是在相對自主、帶有鮮明個性色彩的的氛圍裡工作。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嘗新、喜歡應對有挑戰的工作。”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姜瀾發現他不太能適應機關的工作節奏和工作方式。
正巧上海引進了網球大師杯等重大的國際體育賽事，急需有人進行專業管理和運營。承辦了首屆網球大師杯賽的上海巴士實業集團總經理王力群向他發出邀請：“你願不願意來做我的副總經理？”2004年，姜瀾結束了他作為新聞人的職場前半生，成為中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體育產業管理者。
20年火熱的新聞生涯，還是在姜瀾的生命裡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失去了挑戰、嘗新、探索，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姜瀾這樣反問，更像是他在反思。
“改革開放打開了我們的視野，我們跟全球媒體的融合度在提高——派記者去報道伊拉克戰爭，我們為什麼不能去？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我們的聲音？我們必須闖出一條條新路，如果因此出錯，我願意擔當。”“廣播十年，電視十年，我做了很多第一。這絕不是我特別聰明，恰恰是因為我碰上了一個需要創新、鼓勵創新、為每一個創新喝彩的好時代。”採訪中，姜瀾反覆強調，他只是生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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