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報告 》把理論研究根置於經濟實際，為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開創了一個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維度。報告以理論與實務為導向、以數據與計量為手段，為經濟實際規劃和管治，尤其是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

作者簡介：李義奇，河南南陽人，金融學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資本運營中心副總經理。

導 言

中華文明是等級秩序基礎上的文明，如果硬要說有什麼規則和秩序的話，就是縱向社會結構（官本位）和人格化交易習俗（熟人社會）。支撐這些的即中華文明的基座，是小農意識。而小農意識的核心，是家。家以及家的隱喻，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家是中華文明的基本準則，概括地講，是家經濟，家倫理，家天下。

但如果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社會里，小農意識的落後性，還是很明顯的。首先是小農無法凝聚為一個階級。其次是產權從來沒有清晰過。其三是現代經濟實踐無法有效兼容小農經濟理念。中國經濟要融入全球，保持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就只有建立現代經濟體系、推動經濟現代化一條路可走。經濟現代化，實質就是接受並遵循現代市場經濟規則。

百餘年過去了，我們在玩味李鴻章“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時，仍然心中有所感覺，是不是低估了他這句話的含義。按照儒家亡國亡天下之說，三千年來，有蒙元、滿清入主中原。李鴻章之大變局，所指應當是在亡國之上，應該是亡天下級別的變局。

是文化，是文明的挑戰。

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過去三千年，中華民族面臨的挑戰，都是奔著肉體（財物）來的。而近代來自西方的挑戰，卻是奔著精神來的。

前段時間，重讀楊小凱《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讀楊小凱先生十六年前的寫作，聯想今天的情況，還不乏能夠引起共鳴的地方，真正的學者是值得學習和敬佩的。在現代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困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機會主義。國家和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在市場體制轉型過程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利益集團壟斷、腐敗、與民爭利等，成了阻礙經濟進一步現代化的絆腳石。這種說法，有證據可以證實，也有證據可以證反。因為奉行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學者們沒有考慮到，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比如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中華文明觀念中的國家和政府，與西方文明觀念中的國家和政府，不可等同視之。或者說，他們站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角度，只看到了一面，沒有看到另一面。

中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連片宜農區域。早在距今約8000千年前，中華先民們就進入了以種植業為基本方式的農耕時代，形成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黃淮地區的粟稻混作和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這些都是有考古材料支撐的。

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在生產力上的差別，可以從一個例子說明。許倬雲先生曾經做過一個計算，一塊土地，如果用來種莊稼，產出糧食能提供的熱量，是用來放牧養牛提供奶、肉等食品熱量的九倍。一塊宜農的土地，種糧食的產出是放牧產出的九倍，農耕方式與遊牧方式在生產力方面的差異，是巨大的。

中原文明過早成熟，與農耕方式較為先進的生產力有關。數千年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文明和強大的生產力，抵禦、消融了歷史上一次次來自北方草原遊牧部落的衝擊，如商朝時的土方、鬼方，西周時的犬戎，秦漢時的匈奴、鮮卑，以及後來的烏桓、契丹、突厥、党項等等。遊牧民族衝擊最強的，是在元、清朝代，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中原數千年積澱的農耕文明深厚基礎，不僅巋然不動，反過來還一次次同化了異族統治者。這種狀況世界上少見。

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是一種全新的文明，海洋文明叩開了中國的大門。距今180年過去了，我們沒有發現，中原農耕文明像同化北方遊牧文明那樣，同化外來海洋文明的跡象。反而更多地發覺，有被海洋文明同化的威脅。直到今天，我們在玩味李鴻章“

海洋文明帶來的衝擊，與歷史上北方草原文明的衝擊，明顯不同。中華帝國可以運用先進的生產力和財富積累能力，俘獲主要著眼於財物搶掠的北方草原遊牧民族。但是，面對海洋文明全新的規則衝擊，中華文明還沒有找到同化以規則意識為先的西方海洋民族的途徑與辦法。晚清時分，英美和日俄，對我國的欺凌，本質上是不同的。日俄著眼於搶掠和霸佔領土，英美著眼於強加貿易規則於我以期打開中國市場做生意，且英美沒有領土訴求。區別是比較明顯的。

此次中美貿易戰，國內很多解說，甚至一些官方的解說，均認為是利益之爭，顯然是沒有切中要害。如果只是利益問題，金錢就可以贖買不同意見，中美就不會發生貿易戰。中美貿易衝突的關鍵，是規則之爭。美國的規則，就是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事實上我們不瞭解或者說不清楚的，是我們自己的規則。

所以，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我們自己的規則。

中華文明是等級秩序基礎上的文明，如果硬要說有什麼規則和秩序的話，就是縱向社會結構（官本位）和人格化交易習俗（熟人社會）。支撐這些的，中華文明的基座，是小農意識。

漢代已經是精耕農業。

漢初休養生息幾十年，人口快速增加，擁擠的區域，有三輔地區、黃河中小遊及成都盆地。特別是中原地區，人口壓力迅速增加。漢武帝時，中原郡國人口密度已經超過每平方公里一百人，開放的公田，很快就不夠分配。人口密度高，土地供應少，農戶討生活，勢必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打出更多的糧食來。於是，精耕農業便迅速推廣開來。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是搜粟都尉趙過推行的代田法。

精耕農業基本上一直延續到現代。基本的農田耕作工具，如鋤、鏟、犁等，沒有什麼變化。起源於西漢的代田法，在山地農業地區，現在還在應用。歷代糧食平均畝產，北方小麥自西漢到清末，長期保持相對穩定狀態。說明精耕農業生產方式和生產力，自西漢到清末二千年內沒有大的變化和大的進步。

從現代的視角去觀察，精耕農業有兩個不利於其融入現代經濟的特點。一是在分工與專業化方面。由於勞動力的混合使用，農忙時下田勞動，農閒時從事農舍手工業，經濟上力爭自給自足，沒有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也沒有發展出分工與專業化。二是在資本集中方面。精耕農業下，社會資本呈小額分散狀態，不能集中。精耕細作的農業，經常需要改良土壤，翻土、施肥、灌溉等，以維持土地的生產力。這些需要長期持續小額的資金投入，從社會的層面看，就是資金束縛在分散的小塊土地上。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經濟，不會自發演進出大規模的社會化大生產。精耕農業生產方式下，人口與資源的互動，社會生活的最高水準，就是溫飽。事實上，求一溫飽，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的奮鬥目標。小康，是幾千年來的夢想。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商品經濟的大潮，以及城鎮化進程，在全國範圍內有史以來第一次對精耕農業和小農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不少地方，從事小農生產已經失去經濟上的價值，不少農村地區出現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大量農田拋荒的景象。不少地方的小農經濟已經破產。下一步，日漸增長的城市就業和經濟增長壓力，是否會驅使人們重返農村重啟精耕農業？有例可循。中國的農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可進可退。遇到蕭條週期，城市就業機會少時，他們就會退回農村，減輕經濟發展和就業壓力。這種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是了不起的制度安排，但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為農民守住他們鄉村的家，可以增強社會穩定的彈性空間，意義重大。

精耕農業滋生、滋養小農意識。具體來講是，是土地性質、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滋生、滋養了小農意識。

世界上，只有法國和俄國等國家曾經出現過短期的小農經濟，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形成長期的起主導地位的小農經濟。歷史上西歐的小農，剛獲得自由身份和土地，便較快地分化為農業資本家的僱傭勞動者，主要的原因是土地的集中。在中國，商鞅變法，推行“廢井田，開阡陌”，農民私人佔有土地。秦統一中國後，這種土地制度便基本穩定下來，歷朝歷代，江山易主，基本制度沒有大的變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私田都是王田，同時王田也是私田（私人實際的佔有和使用）。大多數土地的使用權都是以“均田”的方式，分配給農民自耕，同時伴有抑制土地兼併的“限田”法規。小農從政府那裡取得授田，繳納什一稅，自主耕種，大約相當於現代的租賃或承包經營。中國的小農經濟，幾千年一貫如此，中國的小農階層，長期凝固不變。社會底層是一個長期穩定的農民階層，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凝聚著農民的智慧、觀念，這些東西扭結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國獨特的小農意識這種文化形態。

小農在一塊土地上年復一年深耕，生命就是年復一年的輪迴勞作，人束縛在土地上。定居者的世界，一般是一個狹小的世界。活動範圍狹小，社會交往侷限於宗法血緣和地緣。小農以傳統經驗習俗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大家看中的是日積月累的生產經驗和熟練的技巧，滋生的是經驗的、感性的思維方式，潛意識裡反規則，反理性，反邏輯。

小農意識，熟人社會，多慮近而少慮遠，重近事輕遠事，重親情輕理法。孟子曾經講過，如果一家人發生鬥毆，你應該去制止他們，即使披頭散髮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鬥毆，關上門就夠了，再去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干預，你就是個糊塗人。對於同一類型的事，視關係遠近有不同的處置辦法，費孝通稱之為差序格局。這在中國是常態。

小農意識，講求實用，不好事理。能用即可，不提倡追究事物本身背後的邏輯和道理。中國古代，文明程度優於世界，然應對自然琢磨出來的先進技術，沒有進一步通向科學，沒有發展出相應的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原因就是小農意識狹隘的實用主義觀念。在中國，若論道理，人情就是天理，人情之外，再究道理，似乎就是畫蛇添足。

地理環境的閉塞導致小農的愚昧無知與封閉保守。一方面坐井觀天，盲目自大，具有以我為中心的圈子意識，本能地抗拒鄙視一切血緣、地緣以外的人與事。另一方面由於收成主要靠天，他們崇拜和恐懼任何可以主宰他們命運的力量，諸如災異、祖先、皇帝。形成小農狹隘、偏執、逆來順受、不思進取、小富則安的文化心理。

小農意識的核心，是家。家以及家的隱喻，是這種文化的核心。

小農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老人作為家庭的先輩，作為經驗和技巧的傳授者、傳統的解釋者，備受尊崇。家長更是掌舵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家長崇拜是滲透到每個家庭成員骨子裡的意識。家是中華文明的基本準則，概括地講，是家經濟，家倫理，家天下。

家經濟，經濟上是家庭共有制。財產歸家庭所有，家庭成員個體一般沒有私有財產，每個家庭成員都有養家的責任，每個家庭成員都有依賴家庭養活的權利。如果哪個家庭成員講究，認為自己出力多享受少，結果就是他不被這個家庭所容。

家倫理。儒家五倫中，父子、兄弟、夫婦這三種都是家庭關係，朋友關係也是類親緣的，只有君臣一倫，屬於社會，屬於國家。儒家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順序也是明顯的。中國人的心目中，由自己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同鄉，由同鄉到一個國家認同，這樣的一個認識世界和行事的順序，就是中國人的天理。《易》裡面有段這樣的表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有禮義。中國人的觀念裡，家是小國，國是大家，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君父同倫，互為表理，以至於家國同構。

家天下。家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基本遵循，有時甚至將天下稱為一家。同一個地方的鄉親在一起久了，就成為一家人。一個單位、一個地區，對外都以一家人相稱。甚至全體炎黃子孫，華夏民族，對外都以同胞相稱。這些既是社會關係，也是堅守的文化。

中國人適應環境的標誌，就是產生家的認同。他們常常會在新的環境裡，迅速地參照家的秩序，複製出仿家庭和準血緣的人際關係，官員是“父母”，下屬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為“弟兄”，關係再進一步成為“鐵哥們兒”。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大家是有飯同飽，有酒同醉，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是有話不說，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錯不言，知錯不究，以維護關係和情面。

在一個封閉運行的狹小體系內，小農意識與精耕農業是可以實現自洽的。但是，如果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社會里，小農意識的落後性，還是很明顯的。

首先是小農無法凝聚為一個階級。小農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雖然大家都是小農，或出身於小農，但中國的小農，只可視為一個社會階層，而不是一個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由於不能組織起來，小農沒有主動改變自己階層命運的能力。從國家整體的層面上看，就是政治上的等級制與經濟上的平均主義，高度集權的政治與廣泛分散的經濟並存。這樣的社會，大而不強，是常態。

其次是產權從來沒有清晰過。如在中華帝國的土地產權歸屬問題上，從來就沒有清晰過。幾千年來，大約是一個公私共權，名義上是國有的，實際上是誰佔有誰使用，收益多方共享。政府出於財政收入的需要以及安撫百姓的需要，遇到人口資源情況鉅變和土地兼併過甚的情況，就會推倒重來，重新計口派田。從來沒有“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說。

土地產權是最基本的權利，一切物化的財產，大多附著在土地上。幾千年來，包括現在，土地產權問題，沒有清晰過。權利不清晰的基礎上，現代經濟學那一套分析工具，就不好套用到中國的經濟現實中。不過，與現代西方相比，中華文明也有西方不及的地方。如我們的人際關係、血緣關係，是清晰的。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等，各系親戚稱謂清晰明瞭。西方在這方面，則是一團迷霧。無論小姨還是嫂子，都是sister in law，姐夫和小叔子，都是brother in law，人際關係上嚴格的身份認定，往往需要藉助法律，不像我們，一個稱謂就搞定了。

不僅產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從來就是混合形態、和合形態，權利和義務，很少有清晰的界定，即便有，也不易執行。從實踐來看，從古至今的社會治理，是善於削藩、抑富、反兼併，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總結的政治理念很有代表性，“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相信這也是近百十年來為政者的信條。

其三是現代經濟實踐無法有效兼容小農經濟理念。很多依據現代理論的觀察家，或預測中國經濟將要崩潰，或預測中國經濟會很快超越美國，但是，中國的現實常在他們的預料之外。因為在他們的現代理論架構裡，沒有人情、沒有關係、沒有小農這類經濟主體。如果將中國看作是一個大家庭，政府就是家長，是要包辦一切的。老百姓可以容忍政府對其權利的些許侵害，但他們絕對不答應，在他們有事情需要幫助時，政府坐視不理。這些社會文化現象，西方人是理解不了的。

這次中美貿易戰，市場情緒普遍不樂觀，我倒覺得，沒有必要太悲觀。因為整個中國是一家人，只要家長有理智，中國人有幾千年積澱下來的豐厚的習俗資源，去承受危機和緩解困難，沒有什麼邁不過去的坎兒。

不要低估中國人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活下去的能力，這是小農意識的優勢所在。換句話講，小農意識可能是現代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但是，對於生存來講，小農意識，絕對好用。

現在的中國人，三代以上多是農民，再往上是幾千年的世代農民。文化代代相傳。說中國文化的基因，是小農意識，應不為過。說每個中國人意識中，底色都是小農意識，也說得通。說得不客氣些，現代中國，還是小農社會的底子，很多人身體走出了農村，思維卻還留在農村。至少在思想上，所謂的左，就是一個現代政治的瓶子裡，盛放著的小農意識。

當年與日本人的戰爭，就是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戰爭。甲午海戰時，雖然大清的實力，超出日本八、九倍，但是，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最後還是轟然倒塌在一個初生的小工業國面前，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又過了幾十年的功夫，到抗日戰爭時期，中日強弱對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幾乎少有還手之力了。農業國與工業國之間的差距之大，超出了想像。所以說，在強敵環伺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想吃虧，想戰勝強敵，惟一的辦法，就是把中國變成一個工業社會，走工業化、現代化之路。馮友蘭先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西方是現代文化，中國還是中古文化，一個農業社會的文化底色，還在起主要作用。他還說，由於西方發生了產業革命，西方成為城裡人，東方還是鄉下。如果鄉下不想吃虧，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變成城裡人。

但是，遺憾的是，歷史上的教訓，對中國農業文明的衝擊，似乎還沒有改變中國人骨子裡的小農意識。現在對內對外的措施和調調，如果仔細品味，還帶著濃郁的小農氣息。

比如說，近期金融領域出現的一些事情，無還本續貸、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接P2P等，就是小農意識在現代金融治理領域的體現。這些在現代市場經濟話語體系中非常可笑、不可思議的做法，實質就是將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關係看作家庭成員之間的事情來操控，背後的邏輯，就是小農意識。

一個農業國家，要想與工業國鬥毆，就要在經濟理性之外想辦法。綜合人類社會的經驗，無外乎兩條途徑。一是利用思想控制的手段，將社會組織起來。二是利用武力脅迫手段，讓人們屈服跟從。無數實踐已經證明，這兩種辦法都不好使，因為這些辦法是反人性的。若要實施，代價無法承受。所以說，還是馮友蘭先生說得好，要想不吃虧，惟一的辦法，是把自己變成城裡人。

中國的現代化，不會是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現代化的重演。但是，中國經濟要融入全球，保持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就只有建立現代經濟體系、推動經濟現代化一條路可走。經濟現代化，實質就是接受並遵循現代市場經濟規則。

回想本世紀初入世時，國內也有很多擔憂，擔心稚嫩的民族工業受到外人衝擊。十多年過去了，事實已經證明並非如此。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全世界各國同時取消關稅，都實行零關稅，又能如何。面對全球市場，中國的企業，應該有足夠的自信。

面對海洋文明的規則衝擊，只能迎面走去。可以預計，失去的只能是落後的小農意識，得到的卻是現代化的民富國強。

信馬由韁，寫到最後，筆者捫心自問，也是滿腹的小農意識。沒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講，外來衝擊，逼我自強，是好事。

有句俗話說得好，大意是，面對威脅，強者揮刀砍向更強者，弱者揮刀砍向更弱者。聽到有人說共克時艱時，忍不住胡思亂想：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為什麼要讓大家共克時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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