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报告 》把理论研究根置于经济实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维度。报告以理论与实务为导向、以数据与计量为手段，为经济实际规划和管治，尤其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

作者简介：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导 言

中华文明是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文明，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规则和秩序的话，就是纵向社会结构（官本位）和人格化交易习俗（熟人社会）。支撑这些的即中华文明的基座，是小农意识。而小农意识的核心，是家。家以及家的隐喻，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家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讲，是家经济，家伦理，家天下。

但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里，小农意识的落后性，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小农无法凝聚为一个阶级。其次是产权从来没有清晰过。其三是现代经济实践无法有效兼容小农经济理念。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只有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现代化一条路可走。经济现代化，实质就是接受并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则。

百余年过去了，我们在玩味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时，仍然心中有所感觉，是不是低估了他这句话的含义。按照儒家亡国亡天下之说，三千年来，有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李鸿章之大变局，所指应当是在亡国之上，应该是亡天下级别的变局。

是文化，是文明的挑战。

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过去三千年，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都是奔着肉体（财物）来的。而近代来自西方的挑战，却是奔着精神来的。

前段时间，重读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读杨小凯先生十六年前的写作，联想今天的情况，还不乏能够引起共鸣的地方，真正的学者是值得学习和敬佩的。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机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利益集团垄断、腐败、与民争利等，成了阻碍经济进一步现代化的绊脚石。这种说法，有证据可以证实，也有证据可以证反。因为奉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们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比如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华文明观念中的国家和政府，与西方文明观念中的国家和政府，不可等同视之。或者说，他们站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只看到了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

中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宜农区域。早在距今约8000千年前，中华先民们就进入了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形成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黄淮地区的粟稻混作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这些都是有考古材料支撑的。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生产力上的差别，可以从一个例子说明。许倬云先生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一块土地，如果用来种庄稼，产出粮食能提供的热量，是用来放牧养牛提供奶、肉等食品热量的九倍。一块宜农的土地，种粮食的产出是放牧产出的九倍，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

中原文明过早成熟，与农耕方式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有关。数千年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和强大的生产力，抵御、消融了历史上一次次来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冲击，如商朝时的土方、鬼方，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鲜卑，以及后来的乌桓、契丹、突厥、党项等等。游牧民族冲击最强的，是在元、清朝代，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中原数千年积淀的农耕文明深厚基础，不仅岿然不动，反过来还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这种状况世界上少见。

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海洋文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距今18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发现，中原农耕文明像同化北方游牧文明那样，同化外来海洋文明的迹象。反而更多地发觉，有被海洋文明同化的威胁。直到今天，我们在玩味李鸿章“

海洋文明带来的冲击，与历史上北方草原文明的冲击，明显不同。中华帝国可以运用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富积累能力，俘获主要着眼于财物抢掠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但是，面对海洋文明全新的规则冲击，中华文明还没有找到同化以规则意识为先的西方海洋民族的途径与办法。晚清时分，英美和日俄，对我国的欺凌，本质上是不同的。日俄着眼于抢掠和霸占领土，英美着眼于强加贸易规则于我以期打开中国市场做生意，且英美没有领土诉求。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此次中美贸易战，国内很多解说，甚至一些官方的解说，均认为是利益之争，显然是没有切中要害。如果只是利益问题，金钱就可以赎买不同意见，中美就不会发生贸易战。中美贸易冲突的关键，是规则之争。美国的规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事实上我们不了解或者说不清楚的，是我们自己的规则。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规则。

中华文明是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文明，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规则和秩序的话，就是纵向社会结构（官本位）和人格化交易习俗（熟人社会）。支撑这些的，中华文明的基座，是小农意识。

汉代已经是精耕农业。

汉初休养生息几十年，人口快速增加，拥挤的区域，有三辅地区、黄河中小游及成都盆地。特别是中原地区，人口压力迅速增加。汉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开放的公田，很快就不够分配。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户讨生活，势必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打出更多的粮食来。于是，精耕农业便迅速推广开来。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是搜粟都尉赵过推行的代田法。

精耕农业基本上一直延续到现代。基本的农田耕作工具，如锄、铲、犁等，没有什么变化。起源于西汉的代田法，在山地农业地区，现在还在应用。历代粮食平均亩产，北方小麦自西汉到清末，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说明精耕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自西汉到清末二千年内没有大的变化和大的进步。

从现代的视角去观察，精耕农业有两个不利于其融入现代经济的特点。一是在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由于劳动力的混合使用，农忙时下田劳动，农闲时从事农舍手工业，经济上力争自给自足，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没有发展出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在资本集中方面。精耕农业下，社会资本呈小额分散状态，不能集中。精耕细作的农业，经常需要改良土壤，翻土、施肥、灌溉等，以维持土地的生产力。这些需要长期持续小额的资金投入，从社会的层面看，就是资金束缚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不会自发演进出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精耕农业生产方式下，人口与资源的互动，社会生活的最高水准，就是温饱。事实上，求一温饱，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奋斗目标。小康，是几千年来的梦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商品经济的大潮，以及城镇化进程，在全国范围内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精耕农业和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地方，从事小农生产已经失去经济上的价值，不少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大量农田抛荒的景象。不少地方的小农经济已经破产。下一步，日渐增长的城市就业和经济增长压力，是否会驱使人们重返农村重启精耕农业？有例可循。中国的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可进可退。遇到萧条周期，城市就业机会少时，他们就会退回农村，减轻经济发展和就业压力。这种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是了不起的制度安排，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为农民守住他们乡村的家，可以增强社会稳定的弹性空间，意义重大。

精耕农业滋生、滋养小农意识。具体来讲是，是土地性质、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滋生、滋养了小农意识。

世界上，只有法国和俄国等国家曾经出现过短期的小农经济，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起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历史上西欧的小农，刚获得自由身份和土地，便较快地分化为农业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主要的原因是土地的集中。在中国，商鞅变法，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农民私人占有土地。秦统一中国后，这种土地制度便基本稳定下来，历朝历代，江山易主，基本制度没有大的变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私田都是王田，同时王田也是私田（私人实际的占有和使用）。大多数土地的使用权都是以“均田”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自耕，同时伴有抑制土地兼并的“限田”法规。小农从政府那里取得授田，缴纳什一税，自主耕种，大约相当于现代的租赁或承包经营。中国的小农经济，几千年一贯如此，中国的小农阶层，长期凝固不变。社会底层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农民阶层，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凝聚着农民的智慧、观念，这些东西扭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小农意识这种文化形态。

小农在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深耕，生命就是年复一年的轮回劳作，人束缚在土地上。定居者的世界，一般是一个狭小的世界。活动范围狭小，社会交往局限于宗法血缘和地缘。小农以传统经验习俗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大家看中的是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的技巧，滋生的是经验的、感性的思维方式，潜意识里反规则，反理性，反逻辑。

小农意识，熟人社会，多虑近而少虑远，重近事轻远事，重亲情轻理法。孟子曾经讲过，如果一家人发生斗殴，你应该去制止他们，即使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斗殴，关上门就够了，再去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干预，你就是个糊涂人。对于同一类型的事，视关系远近有不同的处置办法，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这在中国是常态。

小农意识，讲求实用，不好事理。能用即可，不提倡追究事物本身背后的逻辑和道理。中国古代，文明程度优于世界，然应对自然琢磨出来的先进技术，没有进一步通向科学，没有发展出相应的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原因就是小农意识狭隘的实用主义观念。在中国，若论道理，人情就是天理，人情之外，再究道理，似乎就是画蛇添足。

地理环境的闭塞导致小农的愚昧无知与封闭保守。一方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具有以我为中心的圈子意识，本能地抗拒鄙视一切血缘、地缘以外的人与事。另一方面由于收成主要靠天，他们崇拜和恐惧任何可以主宰他们命运的力量，诸如灾异、祖先、皇帝。形成小农狭隘、偏执、逆来顺受、不思进取、小富则安的文化心理。

小农意识的核心，是家。家以及家的隐喻，是这种文化的核心。

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老人作为家庭的先辈，作为经验和技巧的传授者、传统的解释者，备受尊崇。家长更是掌舵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家长崇拜是渗透到每个家庭成员骨子里的意识。家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讲，是家经济，家伦理，家天下。

家经济，经济上是家庭共有制。财产归家庭所有，家庭成员个体一般没有私有财产，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养家的责任，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依赖家庭养活的权利。如果哪个家庭成员讲究，认为自己出力多享受少，结果就是他不被这个家庭所容。

家伦理。儒家五伦中，父子、兄弟、夫妇这三种都是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也是类亲缘的，只有君臣一伦，属于社会，属于国家。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序也是明显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由自己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同乡，由同乡到一个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个认识世界和行事的顺序，就是中国人的天理。《易》里面有段这样的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然后有礼义。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互为表理，以至于家国同构。

家天下。家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遵循，有时甚至将天下称为一家。同一个地方的乡亲在一起久了，就成为一家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对外都以一家人相称。甚至全体炎黄子孙，华夏民族，对外都以同胞相称。这些既是社会关系，也是坚守的文化。

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标志，就是产生家的认同。他们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地参照家的秩序，复制出仿家庭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为“弟兄”，关系再进一步成为“铁哥们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大家是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是有话不说，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错不言，知错不究，以维护关系和情面。

在一个封闭运行的狭小体系内，小农意识与精耕农业是可以实现自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里，小农意识的落后性，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小农无法凝聚为一个阶级。小农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虽然大家都是小农，或出身于小农，但中国的小农，只可视为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由于不能组织起来，小农没有主动改变自己阶层命运的能力。从国家整体的层面上看，就是政治上的等级制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与广泛分散的经济并存。这样的社会，大而不强，是常态。

其次是产权从来没有清晰过。如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产权归属问题上，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几千年来，大约是一个公私共权，名义上是国有的，实际上是谁占有谁使用，收益多方共享。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以及安抚百姓的需要，遇到人口资源情况巨变和土地兼并过甚的情况，就会推倒重来，重新计口派田。从来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之说。

土地产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一切物化的财产，大多附着在土地上。几千年来，包括现在，土地产权问题，没有清晰过。权利不清晰的基础上，现代经济学那一套分析工具，就不好套用到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不过，与现代西方相比，中华文明也有西方不及的地方。如我们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是清晰的。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等，各系亲戚称谓清晰明了。西方在这方面，则是一团迷雾。无论小姨还是嫂子，都是sister in law，姐夫和小叔子，都是brother in law，人际关系上严格的身份认定，往往需要借助法律，不像我们，一个称谓就搞定了。

不仅产权，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从来就是混合形态、和合形态，权利和义务，很少有清晰的界定，即便有，也不易执行。从实践来看，从古至今的社会治理，是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总结的政治理念很有代表性，“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相信这也是近百十年来为政者的信条。

其三是现代经济实践无法有效兼容小农经济理念。很多依据现代理论的观察家，或预测中国经济将要崩溃，或预测中国经济会很快超越美国，但是，中国的现实常在他们的预料之外。因为在他们的现代理论架构里，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小农这类经济主体。如果将中国看作是一个大家庭，政府就是家长，是要包办一切的。老百姓可以容忍政府对其权利的些许侵害，但他们绝对不答应，在他们有事情需要帮助时，政府坐视不理。这些社会文化现象，西方人是理解不了的。

这次中美贸易战，市场情绪普遍不乐观，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太悲观。因为整个中国是一家人，只要家长有理智，中国人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厚的习俗资源，去承受危机和缓解困难，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

不要低估中国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活下去的能力，这是小农意识的优势所在。换句话讲，小农意识可能是现代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但是，对于生存来讲，小农意识，绝对好用。

现在的中国人，三代以上多是农民，再往上是几千年的世代农民。文化代代相传。说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小农意识，应不为过。说每个中国人意识中，底色都是小农意识，也说得通。说得不客气些，现代中国，还是小农社会的底子，很多人身体走出了农村，思维却还留在农村。至少在思想上，所谓的左，就是一个现代政治的瓶子里，盛放着的小农意识。

当年与日本人的战争，就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战争。甲午海战时，虽然大清的实力，超出日本八、九倍，但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最后还是轰然倒塌在一个初生的小工业国面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又过了几十年的功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几乎少有还手之力了。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差距之大，超出了想像。所以说，在强敌环伺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想吃亏，想战胜强敌，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社会，走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冯友兰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西方是现代文化，中国还是中古文化，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底色，还在起主要作用。他还说，由于西方发生了产业革命，西方成为城里人，东方还是乡下。如果乡下不想吃亏，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但是，遗憾的是，历史上的教训，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冲击，似乎还没有改变中国人骨子里的小农意识。现在对内对外的措施和调调，如果仔细品味，还带着浓郁的小农气息。

比如说，近期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事情，无还本续贷、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P2P等，就是小农意识在现代金融治理领域的体现。这些在现代市场经济话语体系中非常可笑、不可思议的做法，实质就是将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看作家庭成员之间的事情来操控，背后的逻辑，就是小农意识。

一个农业国家，要想与工业国斗殴，就要在经济理性之外想办法。综合人类社会的经验，无外乎两条途径。一是利用思想控制的手段，将社会组织起来。二是利用武力胁迫手段，让人们屈服跟从。无数实践已经证明，这两种办法都不好使，因为这些办法是反人性的。若要实施，代价无法承受。所以说，还是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要想不吃亏，惟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中国的现代化，不会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现代化的重演。但是，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只有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现代化一条路可走。经济现代化，实质就是接受并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则。

回想本世纪初入世时，国内也有很多担忧，担心稚嫩的民族工业受到外人冲击。十多年过去了，事实已经证明并非如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全世界各国同时取消关税，都实行零关税，又能如何。面对全球市场，中国的企业，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面对海洋文明的规则冲击，只能迎面走去。可以预计，失去的只能是落后的小农意识，得到的却是现代化的民富国强。

信马由缰，写到最后，笔者扪心自问，也是满腹的小农意识。没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冲击，逼我自强，是好事。

有句俗话说得好，大意是，面对威胁，强者挥刀砍向更强者，弱者挥刀砍向更弱者。听到有人说共克时艰时，忍不住胡思乱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让大家共克时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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