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報告 》把理論研究根置於經濟實際，為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開創了一個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維度。報告以理論與實務為導向、以數據與計量為手段，為經濟實際規劃和管治，尤其是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
在我國，傳統的婚配圈通常僅發生於同省、同市、甚至同村等相近範圍內，表現為以熟人網絡構成的相對封閉狹小的社會空間。而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就近婚配模式逐漸向外擴張，跨省婚姻比例日益增加。這一現象越來越多，對下一代又有什麼影響呢？
2018年2月發表於《經濟學與人類生物學》（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的論文對此展開了討論，其作者包括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的Chen Zhu、Qiran Zhao和Qihui Chen以及來自南京大學的Xiaohui Zhang。論文題目是《跨省婚姻中的異配優勢效應研究：對中國的實證研究》（Hybrid marriages and phenotypic heterosis in offspring：evidence from China）。
研究者通過多種方法測量了跨省婚姻對子代的影響。研究發現，從受教育年限來看，跨省婚姻使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0.11年。從子代身高來看，跨省婚姻的子代身高較省內婚配子代高0.88釐米。此外，跨省婚姻對不同性別子代的影響不同。跨省婚姻產生的男性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之省內婚姻男性子代增加0.13年，身高則高1.15釐米。而對女性子代而言，這兩個數據分別為0.08年和0.35釐米。不僅如此，父母出生地地理距離每增加1000km，男性子代受教育年限增加0.30年，而女性子代僅增加0.19年。這也意味著
男性子代中的異配優勢效應更明顯。
研究背景
異配優勢（heterosis/ heterozygote advantage）是一種遺傳學現象，指同一物種內基因型差異較大的個體相結合，其後代會表現出優於雙親的遺傳適應表型特徵（Chen 2013；Lippman and Zamir， 2006）。生物學家已經發現了許多動物和植物中存在異配優勢的證據，但現有對人類異配優勢的研究多集中在分子生物學和細胞層面的探討，缺乏個體層面的研究。
由於人類歷史中長久以來地理隔離的存在，不同人群間的地理距離與遺傳距離間存在正相關關係（Manica et al. 2005；Jorde and Wooding 2004），研究者由此提出“距離-表現”假說（“distance-performance” hypothesis），即來自不同省份的夫妻（跨省婚姻）所產生的後代們可能會在在智商、身高及容貌吸引力等方面更具優勢。
數據選擇
本研究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BS）2000年人口普查微觀數據的0.95‰樣本。該調查範圍覆蓋31個省、自治區與直轄市，數據集有1180111條記錄，包含了被調查者當前註冊地及出生地信息。在剔除了無配偶的樣本後，得到了553538（276769對夫妻）個記錄。
研究者對這些夫妻做了初步統計，其統計結果如下圖1所示：
圖1 夫妻數據統計結果
正如研究者所預料的，中國三個城市化程度最高——北京、天津和上海有著最高的異地通婚率。
研究者又採用了三種變量對父母遺傳距離或基因差異程度進行測度：
（1）跨省婚姻二元變量，若父母出生於不同省份，則該變量為1，反之則為0；
（2）跨省婚姻中父母雙方出生省的測地距離（按省會城市經緯度座標計算）；
（3）依據基因頻率得到的由FST測度的中國不同人群間基因距離。
為了考察跨省婚配對子代身高的影響，同時因為人口普查數據庫中不包含子代身高信息，研究者採用了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的數據做了補充。
模型建立
研究者將樣本年齡嚴格限制在18歲以上，並對主要變量做了初步統計，統計結果如下圖2所示：
圖2 子代樣本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顯示，跨省婚姻中，父母雙方出生省的測地距離平均值為889.48公里（標準差為583.61公里），為所有父母樣本均值的26倍。
研究者採用高維固定效應模型（high-dimensional fixedeffects model，HDFE）以控制無法觀測的地區社會經濟因素影響。
普遍認為個體的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與其智力水平相關，受教育水平因而可作為遺傳適應性較好的代理變量。其中，被解釋變量為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用以作為智力遺傳適應性的代理變量。Ψ為父母遺傳距離或基因差異程度的代理變量。X代表一組個人社會經濟特徵向量，包括年齡、性別、民族、是否在城市居住、婚姻狀況、遷移歷史、兄弟姐妹人數以及父母遷移人數等。為控制父母的遺傳影響，還加入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
考慮到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研究者構建了兩個工具變量。一是父母遷移原因的虛擬變量，若父母是因為工作分配或升學而進行遷移，則此值為1。在1952年至1984年（甚至延續到90年代中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個人的工作幾乎是由政府分配的，因而此種遷移決定是外生的。第二個工作變量為省級水平的每年平均婚配距離。研究者使用了高維固定效應-兩階段最小二乘模型（high-dimensional fixed effects-two stage least-squares models，HDFE-2SLS）進行了工具變量法的分析。
為了進一步增強結果的穩健性，研究者還用身高作為另一個遺傳適應性的代理變量進行檢驗。相比於學業成就，身高被認為是一個更為外生的遺傳適應性指標，受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較小。研究者使用CHNS數據考察了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身高的影響，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CHNS數據中由專業人員測量的被訪者身高，其他變量與上述第一個一致。
實證研究
（1）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學業成就影響
研究者採用了標準HDFE模型和工具變量HDFE-2SLS模型 對父母基因差異變量對子代受教育年份的影響進行了測量，估計結果都顯示該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測量結果如下圖3所示：
圖3 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學業成就影響
由上圖3可以看出，跨省婚姻使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0.11年。父母雙方出生地地理距離每增加1000公里，子代的受教育年限增加0.21年。父母基因距離增加0.01，子女受教育年限提高0.22年。
（2）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身高影響
研究者採用HDFE模型對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身高影響的影響進行了測量，估計結果顯示該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測量結果如下圖4所示：
圖4 父母遺傳距離對子代身高影響
由上圖4可以看出，跨省婚姻的子代身高較省內婚配子代高0.88釐米。父母出生地每增加1000公里，其子代身高將增高0.94釐米。父母間遺傳距離每增加0.01，子代身高將增高0.38釐米。
（3）性別差異
研究者又將男女分開分別做了上述測量，父母遺傳距離對不同性別子代學業成就影響如下圖5所示：
圖5 父母遺傳距離對不同性別子代學業成就影響
結果顯示，跨省婚姻產生的男性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之省內婚姻男性子代增加0.13年。而對女性子代而言，這一數據則為0.08年。此外，父母出生地地理距離每增加1000km，男性子代受教育年限增加0.30年，而女性子代僅增加0.19年。
研究者又基於性別做了進一步的研究，父母遺傳距離對不同性別子代身高影響研究結果如下圖6所示：
圖6 父母遺傳距離對不同性別子代身高影響
結果顯示，跨省婚姻產生的男性子代身高較之省內婚姻男性子代增加1.15釐米，而對女性子代而言，這一數據則為0.35釐米。
上述結果意味著男性子代中的異配優勢效應更明顯 。
研究結論
研究者使用豐富的微觀數據考察了跨省婚姻對子代遺傳適應性的影響，並採用工具變量、身高迴歸等方法儘量控制內生性問題，提高結果的穩健性。從受教育年限來看，跨省婚姻使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0.11年。父母雙方出生地地理距離每增加1000公里，子代的受教育年限增加0.21年。父母基因距離增加0.01，子女受教育年限提高0.22年。從子代身高來看，跨省婚姻的子代身高較省內婚配子代高0.88釐米。父母出生地每增加1000公里，其子代身高將增高0.94釐米。父母間遺傳距離每增加0.01，子代身高將增高0.38釐米。
此外，跨省婚姻對不同性別子代的影響不同。跨省婚姻產生的男性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之省內婚姻男性子代增加0.13年，身高則高1.15釐米。而對女性子代而言，這兩個數據分別為0.08年和0.35釐米。不僅如此，父母出生地地理距離每增加1000km，男性子代受教育年限增加0.30年，而女性子代僅增加0.19年。這也意味著男性子代中的異配優勢效應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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