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遠，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青年項目）“沉浸傳播環境下新媒體技術對媒介融合的影響研究”（18CXW02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網絡社會帶來了全新的交往方式和行動方式，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流動的現代性”背景下的全球全時化傳播時代。媒介技術的虛擬化使主體性逐漸消融；時空的流動性帶來分散隨機的社會交往關係；符號能指所指的多元錯亂使過去穩固的意義價值經歷去本質過程；網絡節點的去中心化則在建構一種離散（dispersed）的現代認同。
馬克思（2001：379）認為，人即使不是政治動物，至少也是社會動物。正是由於人乃“合群”之物，經由不同的群體歸屬，社會不同組織和機構才得以形成。認同乃是人們參與不同社會組織和機構的一種基本心理機制，它基於自我主觀和客觀的（即自我所設想或意願和社會所期許的）群體歸屬。同時，認同也是自我對他者想象的社會心理表現。在建構主體的自我認同過程中，他者也被不斷建構和解構。
認同建構現代人的意義和經驗，因此，它關係到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組織方式。曼紐爾·卡斯特（2003：2-3）認為，認同（identity）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過程中，人的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通過即時化的傳播工具，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似乎有了更多建構認同的可能性。但在技術的交流手段背後，通往共識性的意義不但沒有被發現，相反，還在不斷被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擠兌和稀釋。對實用性信息的推崇成為現代社會交流和傳播的核心議題，在技術化的交流過程中，現代社會更加追求信息到達的效率，而忽視了共同意義的建構和維繫。
認同不僅建構意義和經驗，也在重構情感，因此，具體社會中認同的建構和解構，會帶來直接的個體情緒和社會情緒的衝突和變遷。意義和經驗的共享只有通過情感的共鳴才能發揮其社會性力量。對“我們”的支持，對“非我族類”的恐懼或敵視，對民族國家的擁護或分立，正是這樣一種基於共同經驗和意義共享後的情感表達。
一
虛擬與流動：身份認同的消解
從網絡社會的技術邏輯角度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形態，網絡社會正通過互聯網和新媒體重新定義網絡使用者的虛擬身份，並再造人格化的虛擬群體身份。這種誕生於虛擬與流動的技術邏輯下的身份，形成了一種逐漸離散化的認同趨勢，放大了他者化的對立衝突，並消解著個體和群體對意義與價值的理解判斷。網絡社會結構性的變遷，使身份認同的主體建構、他者建構和意義共享與價值判斷也發生了新的特徵變化，這三者的結構性變化，正在使傳統社會結構中較為穩固的身份認同呈現虛擬化與流動化，使網絡空間中的個體與群體身份的主體性逐漸“消逝”於符號的象徵體系之外。
（一）虛擬身份：自反性的主體建構
身份認同是一個雙向互動的主體建構過程，身份認同基於個體或群體的主體性，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通過不斷實現社會期望（角色扮演）而被建構。吉登斯（1998：35）視這種身份認同的主體建構為一種現代性反思性延伸到自我核心部位的表現，在後傳統秩序的場景中，自我成為反思性投射。
在網絡社會中，身份認同的主體建構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虛擬主體身份的建構。基於互聯網而形成的網絡社會使得現代人獲得了二重主體身份，即線下的主體身份和虛擬主體身份。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的言行舉止受到嚴格的社會規範限制。網絡社會打破了社會規範對主體自我建構的規定和束縛，互聯網和新媒體賦予了網絡社會中的現代人以多重主體身份，甚至會形成線下主體和虛擬主體在社會屬性上的二元對立。因此，在網絡行動中，這種虛擬主體建構有時甚至會形成同現實主體建構迥然不同的行動邏輯。
二是虛擬群體的建構，這是由虛擬主體建構所帶來的必然現象，互聯網上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多元群體，它們基於現實群體而實現，但本身也構成為網絡社會中的一種重要參與主體（相對於個體化的主體而言），這些虛擬群體本身也構成為不同類型的行動體（actor）。因此，研究網絡社會中的身份認同，須要意識到這類虛擬群體同現實群體的屬性區別，而非用現實群體的屬性去解釋說明虛擬主體的身份屬性。網絡社會中虛擬群體的主體建構是一個流動的過程，在不同群體的主體建構過程中，主體與主體之間也在不斷被解構和重組，由此也帶來虛擬群體的主體性不斷被再造和重新定義，正是這種自反性的主體建構，使得網絡社會中的虛擬群體形成為一個不斷“再標籤化”的解構抗衡建構的過程。
（二）製造他者：衝突性的放大
身份認同是一個不斷定義“他者”的過程。身份認同一方面進行主體建構，另一方面，通過不斷劃清界限、區分屬性來定義“他者”。對“他者”的定義和詮釋直接影響和體現了對自我主體的認知角度和深度。
主體主義哲學曾經在西方哲學史上成為重要的哲學認識論，但隨著人類社會步入工業社會，過分強調主體性所帶來的問題也使西方世界意識到對主體主義反思的重要性，“他者”問題即是反思主體主義的產物。作為20世紀哲學的重要轉向，“他者”問題的內涵是現象學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問題，主體間性的討論和研究是對主體主義哲學的反思，也即對“我”和“你”截然對立的批判反思。其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主體間性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試圖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之內消減“我思”的優越性，承認他人存在的意義，尋找“自我與他者”之間理想的關係樣態（孫慶斌，2009）。
現代人的身份認同不僅是自我的主體建構，還是一個在不斷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正確理解和對待“他者”和“他者的世界”的過程。在網絡社會中，“他者”的衝突被進一步放大和加劇。一方面，多元的主體被不斷建構，另一方面，對立的他者不斷被製造。虛擬和流動的技術邏輯正在涵化一種新的網絡政治邏輯，這種政治邏輯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去主體化後虛無主義所帶來的“主-客”對立的加劇。在網絡世界中，個體和群體的主體性隱匿在虛擬傳播技術之下，“非友即敵”的“鬥爭”思維常出現在衝突化的他者身份的製造過程中，並在短時間內迅速製造出高度的統一或分化，而這種短暫的集聚往往沒有穩固的根基，上一秒的“朋友”隨時可能由於趣緣、迷群的分化而變為“敵人”，這種表面的一致性更多是情感的短暫共鳴，而非富有持久性的意義經驗認同。
（三）解構文本：流動的意義與價值
在主體身份的消解和他者衝突加劇這一互動過程中，意義的共享與價值判斷也隨之發生變化。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是一個創造經驗、生產知識、形成社會文化，並最終塑造社會意識形態的過程。通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意義共享與價值判斷，人們基於不同的身份認同創造形形色色的人類共同體，彼此之間相互協作或抗衡。
語言是產生意義共享的直接手段和方式。查爾斯·泰勒（2001：48-49）認為，自我存在於某種語言中，或部分地由這種語言構成。作為自我的一個關鍵特徵，語言只能在語言共同體中存在和得到保持。泰勒在這裡所指的語言，不僅包括日常語言，還包括一種有關道德和精神境遇的“語言”，亦即作為意義共享的文本（text）和語境（context），它們構成為自我的人格要素。在大眾社會中，人們通過大眾傳播塑造的文本和語境進行自我與他人的意義交流和分享，形成與自我和他人身份認同有密切關係的信仰、觀念、認知經驗和集體記憶。在網絡社會中，人們同樣通過網絡空間中瀰漫著的各種文本進行人格化的意義建構，作為一種認同性和抗爭性文本，“網絡語言”正是這種意義建構的代表。在這種文本建構過程中，形成了與以往社會認同頗為不同的一套符號體系，網絡流行語與表情包即是例證。
另一方面，自我通過身份認同，基於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經驗、認知理解程度、情感好惡對事物與他人作價值判斷。每當個體之間形成利益衝突時，這種價值判斷的訴求就會急劇高漲，並通過彰顯身份認同的行為，形成具有內部高度價值一致的共同體。斐迪南·滕尼斯（1999：257）認為，共同體是結合的本質意志的主體，而社會則是結合的選擇意志的主體。共同體的任何關係在結構上或者按其本質的核心，是一種更高的和更普遍的自我（滕尼斯，1999：255）。身份認同過程中的意義共享和價值判斷正是構成這種“更高和更普遍的自我”的重要方式。
在流動的意義與價值之河中，網絡社會中的身份認同表現出意義共享的隨機、無序，以及價值判斷的去中心和去本質。這使得網絡社會中基於身份認同而建構的共同體的本質意志被大大削弱，基於身份認同而形成的共同體變得更加多元，同時也更加離散（dispersed）。另一方面，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認同變得不牢靠和不穩固，成員的構成也越來越分散和多變，所形成的“共同體的人格”則更為小眾化。
因此，在網絡社會中，社會成員的意義共享和價值判斷充滿了流動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體現了身份認同的多樣和隨機。流動而又離散的身份認同正在解構著過去被視為極為穩固的社會概念和觀念，其中，國家認同也正經歷著消解和重構。
二
宏大與變調：國家認同的模糊
儘管我們說互聯網讓世界的概念縮小了，但毋庸置疑，國家依然是今天最重要最權威的國際行動主體。對於普通人而言，國家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直接空間（無論是物理空間意義還是社會空間、政治空間意義上），一個人無論持怎樣的政治主張或有何種社會觀念，國家概念及對國家的認同都是其潛意識裡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全球化以來，世界範圍的國家認同都產生了直接的變化。全球化被視為是構成現代國家認同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伴隨全球化產生的互聯網技術正在讓人類社會步入網狀結構的網絡社會，網絡社會已經在影響現代人的國家認同，這在進入新世紀以來一系列的國際重大事件中都得到了經驗驗證：信息的快速流動會導致認同和利益的重大變化，傳統宏大敘事式的國家認同話語體系正在不斷被消解，這其中有新世紀以來全球政治格局變遷、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發展等諸多因素，但毫無疑問，以互聯網和新媒體為代表的新傳播技術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驅動力。
（一）從“去中心”到“去權威”
從認同政治的角度說，國家認同是具有差異性族群成員通過相互承認結成“國家”這種政治共同體作為自己情感和身份歸屬的自覺認知。國家認同是一種具有政治性、普遍性、理性選擇的一種認同形式（周光輝，劉向東，2013）。
“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個政治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歷史概念。卡爾·施密特（2004：99）指出，“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按照現代語言的用法，國家是在封閉的疆域內，一個有組織的人群擁有的政治狀態。”
國家認同即是社會成員共同建構國家概念的一種政治動員。自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以報紙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成為國家認同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動員工具和活動場域。不妨重溫一下沃爾特·李普曼（2006：3）在《公眾輿論》開篇中敘述的案例：
大洋中有一個島嶼，1914年時，那裡住著幾個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島上不通電纜，英國郵輪每60天來一次。到了9月，郵輪還沒來，這些島民談論的話題仍是最後那期報紙報道的即將對卡約夫人槍殺加斯東·卡爾梅特一案進行審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們抱著非同尋常的急切心情全部湧向碼頭，想聽那位船長說說做出了什麼樣的裁決。但他們得知，6個星期以來，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協約的尊嚴正在同德國人作戰。在這不可思議的6個星期中這些島民仍像朋友一樣相處，而事實上他們已經成了敵人。
20世紀是大眾傳媒型塑和控制意識形態的時代。通過大眾傳媒，不同的政黨得以通過宣傳手段建構人們對國家的強烈認同。無論是在領土爭端、國家利益的訴求問題上，還是在具體的國體、政體建構與民族國家統一過程中，大眾傳媒扮演了構建國家宏大敘事的重要工具，使國民認同現代國家的唯一性與權威性，承認和支持國家高於個體，主權大於一切。
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更是開始對傳統國家認同的宏大敘事結構進行重組。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對人類生存環境的進一步滲透，去中心化的網狀社會結構正在重構虛擬社會中有關國家的相關內涵。由網絡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動員的改變，被凱斯·桑斯坦預言為一個“網絡共和國”的誕生，以及伴隨其產生的一套新的政治行動邏輯。人們一方面將現實的政治議題納入互聯網中進行討論，另一方面也在互聯網上進行與傳統國家議題有關的新的設計。相比較大眾傳媒建構了宏大敘事化的國家認同，網絡的技術邏輯則讓這套宏大敘事去本質化、去權威化。網絡社會的去中心化技術特徵，大大削弱統治體對國家認同核心內涵的建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日益形成，社會力量在網絡政治動員上擁有了更多的優勢，國家的政治動員能力反而在草根權力的戲謔、調侃與集群抗議中逐漸衰減（杜駿飛，李永剛，孔繁斌，2015）。
去中心化的社會動員使國家認同的建構不再以統治體或政治團體為絕對主導，傳統國家認同問題中最核心的領土、主權、國家利益問題，在互聯網上，讓位於更具普適性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議題，網絡社會正在為人們建構一套新的國家認同標準。
但同時，伴隨著去中心化帶來的“網絡民主”的可能，“去中心”的技術邏輯也正在逐漸導致國家認同中的“去權威”。權威是國家和社會共同體賴以維繫的一種秩序性力量。權威不同於強權或極權，它體現了國民或共同體成員對於國家和共同體的基本認同，它不需要強制性，而內化在認同的自願性中。認同國家的權威，也即在自我與國家的關係中，承認國家的先行性和至關重要性，願意服從國家為中心的秩序建構。在網絡社會中，去中心化的技術邏輯衝擊了傳統的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信息化和全球化作為兩把雙刃劍，與互聯網技術一起作用於人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上，使個體與國家之間傳統的順從關係和依附關係逐漸被淡化。
權威性的淡化，使網絡社會中國家認同的宏大敘事結構被消解。國家意識的淡漠是網絡社會中國家認同亟待解決的認同危機，在諸多有關國家團結發展的集體性事件中，國家權威性被網民們以戲謔化的方式進行惡搞和調侃，網絡空間中的國家認同正在喪失其原有的凝聚性和崇高性。例如，在“帝吧出征FB”這一場看似熱鬧的集體行動中，傳統的國家權威性反而被網民用段子、表情包和刷屏洗版的戲謔行為所解構了。權威性消逝的同時，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化遊戲的實踐方式（王喆，2016）與集體的互動儀式表演（劉國強，2016）。
（二）從“網絡遊民”到“網絡公民”
如上所述，現代社會的國家認同是由具有差異性的族群成員通過相互承認結成的，國家認同離不開公民身份的建構。國家認同既是在建構“國家”，也是在建構現代公民身份。它是擁有不同社會心理、社會文化，屬於不同族群的社會成員進行自我認定所屬政治共同體的過程。
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公民，指具有某一國國籍，並根據該國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公民作為一個政治學概念，最初發源於古希臘城邦政治，亞里士多德（1995：113）認為：“凡是有權參加議事、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以說他是一城邦的公民。”因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公民是一種政治參與權的身份體現。近代以來的公民概念通過啟蒙思想家的一系列思想學說的闡釋，與現代憲政理論結合在一起，它體現了現代社會對個體與國家之間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契約關係，它除了是一種政治權利的體現，同時也是現代社會人權的集中表達。
現代公民概念與現代國家體系有直接關係。法律意義層面的公民的首要屬性是擁有本國國籍，這同政治學意義層面的公民有著較大的不同，前者強調國家的首要性，後者則強調個體的首要性。也就是說，現代民族國家體系通過法律契約將不同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的人以共同的國家這一命運共同體的名義集結在一起；而純粹政治學意義上的公民主要是從權利與義務角度，探討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法律意義上的公民與政治意義上的公民可作為網絡社會中的公民概念的參考。一方面，網絡社會並不是再造一個新的脫離民族國家體系的社會或空間，另一方面，在網絡空間中，又很難區分網絡使用者的國籍身份和政治身份。這帶來的問題是，在網絡空間中，現代國家體系和政治體系對網絡使用者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參考體系，網絡公民身份亟待被定義。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梅麗莎·威廉姆斯（2011：32-33）將公民身份定義為，（a）在特定的共同體內旨在實現（b）共同善（common good）的一種新形式的政治行動，在該特定的共同體內，政治行動者主張他們（c）具有成員身份（membership）的地位。這些政治行動表達的是（d）公民的一種公共角色，這種公共角色是通過他們從事一系列（e）具有德性特徵的（f）行動得到彰顯的，在這裡，德性是評價公民角色以及這些角色進行的活動是否稱職的標準。
按照這個公民身份的定義，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新的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時空，正在誕生著形形色色的共同體，其中不乏新的公共角色和行動。但在這種新的公民身份中，共同善（common good）以及德性（virtue）仍需培養和建構。對於當下的網絡社會而言，技術邏輯帶來兩對新的矛盾亟需解決：其一是網絡所帶來的自由和解放需要與之匹配的權利與義務。其二是去中心的網絡共同體和集群化的行動者之間需要形成與之匹配的社會角色和評價標準。
網絡社會中的個人政治參與相比較以往，有了非同一般的突破。無論是世界範圍內的各種互聯網政治運動，還是在中國以微博等自媒體為代表的各種抗爭性事件，都對現實社會中的政治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已有的研究證明，互聯網的確在提升社區凝聚力、政治協商和政治參與方面實現了某種程度的“電子民主”（查德威克，2010：109），但這種“電子民主”是否已經孕育出“網絡公民”，尚可存疑。
根據CNNIC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51億。其中，10-39歲群體佔網民總體的72.1%，互聯網繼續向10歲以下低齡群體和40歲以上中高齡群體滲透。網民學歷結構依然以中等學歷群體為主，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佔比分別為37.9%、25.5%。網民中月收入 在2001-3000元及3001-5000元的群體佔比較高，分別為15.8%和22.9%。由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未來網絡會繼續向每一個人普及，同時，我國網民低齡、低收入和低學歷的狀態會在很長一個時期持續。如果中國社會經濟能夠繼續保持穩定發展，中產收入人群應該成為網絡上的主要參與者。也就是說，年輕人和中產階層將是未來網絡社會的中堅力量。
這些群體已經在主導今天中國互聯網和社會中的諸多事件進程。他們一方面在互聯網上表現出強烈的參與性，另一方面其行為也充滿了不確定性、盲目性甚至存在一定的極端化。在涉及到國家認同核心議題的國家統一問題上，青年群體積極參與政治，但其行為卻迥異於以往的政治動員。兩岸青少年在網絡政治參與過程中，都表現出對待國家認同等議題的民粹化。
網絡社會有利於公民獲取信息，加強溝通和聯絡，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但在當前的中國互聯網生態環境中，公民角色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在微博等諸多自媒體公共空間中，理性討論也時常是缺位的，草根化、民粹化成為網絡社會中的流行傳播方式，公共事件的公共性通常會被彼此離散的網民通過情緒化的網絡動員建構為一種“弱者的武器”，從而形成一種“私民”的網絡“狂歡”。網民的行為規範並未真正遵從公民社會中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網絡遊民”們何時可以成長為真正的“網絡公民”，對於建構一個健康的網絡社會環境意義重大，也決定了網絡社會中國家認同從內涵到實踐的長遠發展。
三
想象與連接：民族認同的離散
國家認同體現了現代社會中，公民對於國體、政體的認知和認同，表現了在一個社會中，政治共同體構建的可能。民族認同則集中體現了個體與社會共同體對“同一性”的追求，這種同一性表現在對本民族的歸屬和認同，以及對外族的合作或抵抗。相對於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其實更為複雜：在一個單一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中，民族認同可以和國家認同上升為一體，而在一個多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中，民族認同則既有文化因素的族群認同，也有政治因素的國族認同。國家認同的主體是人民（公民），民族認同的主體則是不同族群，國家認同的客體是國家（國體、政體），民族認同的客體則是民族（文化性、血緣性）。民族認同的直接表現，是民族主義在全球的發展和擴散。
（一）由“中介化想象”到“超域化連接”
民族主義是個體、族群在發展過程中，通過追求同一性來建構自我與他者想象的過程。因此，民族主義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屬性。對內而言，民族主義表現為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價值觀的認同、共同的歷史認同和政治認同。對外而言，民族主義表現為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合作交流、衝突矛盾。民族主義的這種天然的內外雙重屬性，使得其在建構的過程中，總是在與外族的互動過程中，不斷吸收和發展本民族認同的的核心內容。
自19世紀以來，現代民族認同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陸續在世界各地集中上演。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觀點，民族主義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而這種“想象”之所以可能，與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安德森引入本雅明關於“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的描述，以小說和報紙為例，分析認為，現代人的時空觀受大眾印刷媒介“想象的關聯”的激發，“一個穿越時間的穩定的、堅實的同時性（simultaneity）概念對於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有多麼重要”，“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會被折射到一個方言讀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安德森，2005：60）在資本主義和現代大眾傳播技術的推動下，形成現代認同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共同體形成並得以擴散。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著族群之間的融合和分離。真正使中華民族概念深入人心，成為現代中國民族認同“多元一體”的基礎，還要通過近代中國在抵禦外敵過程中所集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觀的上的全民認同。抗日戰爭，救亡圖存讓中華民族意識走向全民覺醒。進入新中國以來，中華民族成為建設新中國，團結中華多民族力量的重要認同概念。對內，追求各民族的統一發展，共同繁榮富強；對外，求同存異，通過和平發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這種對內凝聚、對外自強不息的特徵體現出各族人民對“求同”的追求。“求同”化的民族認同除了與當代政治經濟的一體化和全球化有關，也與大眾媒介技術的傳播擴散有關。大眾傳播技術為分散在各地的人們創造了共時性的重要心理體驗，讓不同地域的族群之間建立了彼此命運同共的社會認同。互聯網技術則讓每一個人以信息節點的形式分散在網絡的不同信息單元中。如果說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現代人塑造了工業時代“想象的”民族認同意識，互聯網技術則讓現代人建立了直接的中樞神經“連接”。網絡社會的網狀社會結構與“超域化”的時空特徵，正在逐漸取代大眾傳播技術的“中介化想象”，這種去中介化的直接連接，讓每一個個體可以直接觀看和參與到民族主義運動的現場。
網絡社會的“超域化”特徵，是現代性的進一步延伸。吉登斯最早指出了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的“時空分離”，在現代技術的推動下，現代人的行動正在逐漸擺脫場景的束縛、時空分離進而導致了“脫域”。所謂“脫域”指的是“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關係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吉登斯，2011：18）。吉登斯通過“脫域”這個概念說明時空分離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此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里以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依然。” （吉登斯，2011：57）吉登斯總結現代社會的兩種脫域機制為：象徵符號和專家系統。象徵符號包括貨幣、權力和語言；專家系統則通過跨越延伸時空的方式進行脫域。而所有這些脫域機制都有賴於現代社會的信任機制的建立。
網絡社會的技術特徵不僅進一步分離了時空，而且還通過無限擴展空間，來消除時間對於穩固而又連續的社會的影響。時空的延展和壓縮，使網絡社會的社會關係不僅脫離空間和時間的束縛，同時也超越了象徵符號和專家系統。
這種“超越脫域機制”的技術邏輯使現代民族認同建構過程中賴以維繫的象徵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被解構。大眾媒介建構的民族共同體的象徵符號系統不再具有共同想象的社會心理基礎，過去為專家和精英所壟斷的話語系統也不復存在。
這種“超域化”的技術邏輯還在削弱民族認同的文化、歷史根基。作為一項更加偏向空間的技術，互聯網技術讓信息在空間範圍內有了無限到達的可能，但同時又讓信息在傳播時間上更加平行和短促。信息每時每刻都在經歷迭代，這種“轉瞬即逝感”使民族認同所需要的文化、歷史和傳統不再穩固。因此，在網絡空間中，民族主義時常爆發成短暫的來自“四面八方”的集體行為，但卻缺乏歷時性的傳承和發展。這種去中介化的直接連接，使人們不再需要大眾媒介建構的崇高而又美好的想象。新技術所帶來的轉瞬即逝的時間“逼促感”，要求每一個參與主體都必須時刻“求新”“求異”，以適應這種高度壓縮的網絡時空關係。
“表情包”作為一種新的民族主義話語武器，就是這種“求新”“求異”的表現。在傳統民族主義的動員過程，標語式的口號可以團結大眾，為大眾建構民族主義象徵符號的社會想象。。“表情包”式的民族主義則以戲謔、擬仿、盜版的形式，在短時間內引爆某個議題，通過遊戲化的參與方式，仿造一系列沒有價值內核的“民族主義”符號系統，並將這套符號系統的象徵意義引向民族認同的虛無主義，即一切都可以遊戲、一切都可以惡搞、一切都可以狂歡。
這種沒有精神內核和價值內涵的“民族主義”遊戲，看似“求新”和“求異”，實則並沒有真正的創新，它只是在不斷重複和放大民族認同中的狹隘的自我盲目性和排他性，最終也必然會導致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
（二）由“中心擴散”到“圈層離散”
網絡社會是一種點對點、散落分佈的社會結構。每一個節點既是信息的中轉單元，也是信息的源頭。大眾傳播技術的中心輻射式的傳播結構，有利於民族主義自上而下的動員和擴散，這種“漣漪式”的傳播結構有助於形成上下一致，具有共同目標和追求的民族認同。而在網絡社會中，個體處於一定的圈層之中，中心式的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正在被點狀圈層式的傳播結構所替代。不同於過去民族認同對共同的地緣、血緣和文化歷史的強調，個體通過不同的圈層建構自己的民族認同感，這種民族認同通常基於共享的趣緣、話題和平臺（貼吧、微博、微信等不同平臺）而聚合為一體。
例如，2007年，楊丞琳因為在很多年輕網民看來不夠“愛國”，被認為沒有按照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具有“民族榮譽感”，來自其他不同趣緣貼吧的網民集體對“楊丞琳吧”進行爆吧。類似的事件還有“東方神起吧”事件、“6·9聖戰”以及近年來讓世界矚目的“帝吧出征FB事件”。這些基於趣緣而形成的共同體與血緣、地緣民族共同體的不同之處在於，在其帶有表演性質的民族認同背後，真正的族群意識已經讓位於娛樂意識。民族主義成為這些趣緣小組發起對異己性的“他者”的攻擊武器。沒有什麼比民族主義更適合拿來作為其行動和目的合法化的工具。這種對民族主義的濫用，恰恰消解了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使所謂“網絡民族主義”成為網民集體非理性行為的合法掩護。
因為沒有真正的民族認同訴求，在這種圈層化的傳播結構中，話題性就成為一個個引爆民族主義的導火索。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話題，被製造為他者的對立和衝突。在消費這種衝突性民族主義話題的過程中，網民彼此間的信任體系被進一步打破，凝聚性的認同力量在減弱，而離散性的自我意識在不斷加強。基於不同的趣緣屬性和話題特徵，個體在不同的圈層化傳播過程中形成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不同群體之間形成排斥對話和交流的傳播氛圍。這就導致了每當此類網絡民族主義事件發生時，群體極化現象一定是伴隨產生的，因此，衝突也在不斷加劇。最終將導致一個個彼此離散而又封閉性的圈層化傳播生態。
四
重建網絡社會中現代認同的基石
綜上所述，網絡社會的技術邏輯正在重塑現代人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雙重身份認同，並將建構虛擬群體的身份認同。這些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轉變，將導致網絡社會中個體與群體迥異於工業社會的行為邏輯。傳統宏大敘事結構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也將極大的受到這種技術邏輯的衝擊。互聯網技術絕不僅僅是一種通訊工具，它還內嵌了個人社會化和群體分化的技術邏輯，它將進一步改變人們認知自我和他者世界的意義和經驗。因此，對待網絡社會及其背後的技術邏輯，現代社會應該重拾和修復與之相匹配的認同基石。我們認為，有三大基礎性的社會體系需要適應新的技術邏輯加以重建修復：
（一）對話和信任體系
首先需要面對的是網絡社會去主體化後導致的虛無主義問題。現代社會的虛無主義問題早在人類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就已開始興起。它表現為現代人對自我、對他者、對世界的去本質化和去真理化。這種虛無主義是現代性的必然產物：個人主義打破了一套神聖秩序，但同時也走向了自我的極端；工具理性成為評價世界的首要尺度和標準，技術理性凌駕於人的價值之上；現代人的政治生活也走向了自我的、封閉的“自由化”時代；文化上，一種極度自戀化的文化使個體在放大“個性”的過程中，失去“靈性”和創造性，走向消費主義的麻木和空洞。
現代性的虛無主義在現代技術的催化下進一步侵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體系。在後工業時代，維繫人與人之間交往關係的傳統觀念、道德信仰遭受著顛覆和衝擊。大眾傳播技術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但也帶來了新的心理距離。互聯網技術則再往前進一步，它讓遠在天邊的陌生人成為近在屏幕前的他者，也讓近在咫尺的身邊人，成為虛擬匿名化後的陌生人。傳統社會中的人際交往關係在網絡世界中遭遇著“倒置”“錯亂”，它打破了傳統的親密關係，又提供一種陌生人工具化的交往情境和方式。在這種工具化的交往行動中，感性凌駕於理性之上，主體淹沒於“比特”之下，意義不斷去本質、碎片化。
技術理性打破了傳統的交往方式，去主體化的交往關係導致社會共識消解、價值參照體系的混亂，進而加劇了人和人之間的疏離感。正因如此，哈貝馬斯提出了構建交往理性的重要性，交往理性的首要前提是必須客服主體主義和去主體化後的虛無主義，實現“主體間理解的一致性”（哈貝馬斯，2002：28）。
在互聯網技術創造了虛擬身份的過程中，“他者化”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他者化的衝突使網絡空間缺乏對話機制，進而導致了網絡社會中信任體系的顛覆。在缺乏對話和信任體系的環境中，主體很容易在虛擬空間中成為沒有自我意識的網絡暴民。主體根據趣緣化的認同結成不同社群，當與其他社群發生衝突時，不會訴諸理性對話、尋找共識，而是採取諸如“爆吧”“網絡圍觀”這樣的網絡暴力形式“解決問題”。因此，要改變這種“黨同伐異”的思維和意識，必須重建網絡空間中的對話和信任體系。
（二）互惠和合作體系
從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來看，只有互利互惠、加強合作，才能不斷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雖然互聯網建構了大量不同的群體，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交往互動方式往往是以強化自我的群體認同和利己主義居多。因此，在未來的網絡社會發展中，一種健康的“網絡社群主義”（Cyber Communitarianism）更值得提倡和發揚。
社群主義以共同善（common good）為前提，以互惠為目標，以合作為手段，可以修補分歧，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網絡空間是一個相對自由的世界，但自由不代表沒有秩序。在價值多元的網絡空間中，應該構建以共同善為目標的空間秩序，強化互惠的精神，促進多元合作的可能。
（三）公共和權威體系
相比較於大眾傳播時代，互聯網使每個人獲得自我代言和發聲的機會，但也伴隨著產生了對公共性的消解和傳統社會單元權威性的稀釋。表面上看，互聯網技術實現了更多公共化（public）的可能，但公共化不代表具有公共性（publicity）。阿倫特（1999：38）認為，“公共”（public）一詞，“首先意味著，在公共領域中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為人所見、所聞，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共性。”在網絡社會技術化的實現了形式上的公共化後，公共性應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更高的追求。
事實上，今天的網絡空間尚處於一種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階段，與哈貝馬斯意義上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依然相差甚遠。在信息公開化、公共化的網絡空間中，對個人空間和私人領域不負責任的肆虐入侵卻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人肉搜索”、“道德審判”等現象即是這種技術邏輯之下產生的公共化難題。在缺乏系統的公共性討論和訓練之下，民眾的公共行為極容易陷入“公私不分”的悖論中，最終將導致現代認同建構過程中公共性的混淆、公民身份認同的缺失。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技術邏輯也在消解著民族國家的傳統敘事結構，傳統權威體系在離散化的個體性力量的對沖下，被去宏大、戲謔化的解構。在一個權利越來越無限制的放大，更加自由化的空間中，如果缺乏具有向心力的權威體系，必然會導致原子化的個體走向民族國家認同的虛無主義。因此，網絡社會亟需重建新的公共和權威體系，建構一種適應網絡社會結構和技術邏輯的社會契約關係，使網絡使用者自覺的意識到網絡公民身份的行為要求和準則，為團結凝聚的民族、國家認同創造基石。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1期。
本期執編/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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