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乃和先生逝世的當年，鄧瑞全兄就約我寫一篇紀念先生的文章。記得當時瑞全兄對我說：“先生對你最好了，無論如何，你得寫一篇。”的確，先生於我，生活上照顧，學業上鞭策，關懷備至，恩重如山。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我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也可以說是為一生奠基的重要時期，而先生是這一時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於情於理，我都該寫。當時也接受邀約，寫了一個開篇，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沒有寫完。這麼多年過去了，計算機都換了好幾臺，那篇沒有寫完的文章，已經無處找尋。這次再次受邀，我很感謝瑞全兄給我這個感念師恩、彌補自己遺憾的機會。
1979 年 9 月，完全是因為一個誤會，我在填報高考志願的最後時刻，鬼使神差般地自作主張，將原來和中學班主任老師商定好的最後一個志願，改成了第一志願，並最終“如願以償”，進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當時只是想考上大學，至於上哪所學校，學習什麼專業，都不曾考慮。入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依然泛覽無歸，沒有明確的方向。直到 1981 年下半年，先生給我們上“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選修課，才引起了我對歷史文獻學的興趣。先生講課，廣徵博引，侃侃而談，特別是時常提及陳垣先生(先生從來都是稱“陳老”或“老校長”)和許多學人的掌故，親切具體，很是吸引人。記得當時有一位老師，年紀比先生小不了多少，也和我們一樣，一堂課不落地聽完了先生的這門課。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由於先生上課結束後，總有學生問問題，這位旁聽的老師就在一旁等候先生，最後一起離開教室。1980 年下半年，學校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紀念陳垣校長誕辰 100 週年的活動；先生在歷史系做了專場學術報告，引起了很多同學對於陳老學術的濃厚興趣。可以說，我走上歷史文獻學的研究之路，完全是受先生的影響。
我向先生請益，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一天，我帶著自制的《歷代藝文志經籍志表》(經部易類)，到西四能仁衚衕拜見先生。先生聽了我的介紹，得知我有意通過這一工作，考察歷代文獻的增加、遺失、偽作等情形之後，非常高興，一連問了好幾聲：“誰叫你做的？誰叫你做的？”誇讚這一工作有意義。這是我第一次拜會先生，當時先生曾送給我《紀念陳垣先生誕生九十週年文集》等 3、4 本刊載有先生紀念陳老文章的、內部印刷的書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他人贈書，心裡非常高興。先生當時曾應我的請求，為每本書都簽了名。
作者和恩師劉乃和先生
從此之後，我經常向先生請益問難，和先生的接觸多了起來。先生見我喜好文獻學，便多方獎掖，關愛有加。在先生的影響下，我也打定主意，以文獻學為專業。我畢業的 1983 年，不巧先生那年不招收研究生，我對不能跟從先生繼續學習非常遺憾，先生也為我的前途擔心。那時，國家剛剛發出了整理古籍的號召，歷史文獻學很受重視。歷史文獻學界的權威、華中師範大學的張舜徽老師著述宏富，聲名隆盛，很多學生視為泰山北斗，不敢報考。我們班一個和我同樣喜好文獻學的同學，完全是因為這一原因，放棄了報考華中師大，轉而報考山東大學。我也擔心報考的人多，競爭過於激烈，一直猶豫不定。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後，鼓勵我報考張老師的研究生，並說：“如果你沒有考取，我就設法把你留校。”這實際上解除了我的後顧之憂。在得知我決定報考之後，先生很是高興。臨考之前，先生寫信鼓勵我：“望在這最後時刻，加倍努力，能夠考上。”又說：“張先生的著作，想你都已看過，應多多體會他的治學路數。”還特別叮嚀道：“考試期就在眼前，今不多談，甚盼考完能聽到你考試情況。”殷切之情，溢於信間。與此同時，先生還寫信給華中師大的崔曙廷老師，介紹我的情況，而這一切我當時全然不知。那時電話還不普及，相互聯繫主要是靠書信。考試結束一段時間後的一天，我接到在小湯山療養的先生的書信，讓我儘快到小湯山一趟。第二天我趕到小湯山療養院，先生高興地告訴我：崔曙廷老師來信了，我的考試成績不錯，名列前茅，近期就會收到華中師大研究生處發來的面試通知。當時，從北京到武漢的火車學生票只有 8 元錢，先生為我到武漢參加複試，執意將 20 元錢塞給了我。果然，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華中師範大學招生辦的電報復試通知，並最終順利考上了華中師大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所，師從張舜徽老師和李國祥老師攻讀碩士學位。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先後會長張舜徽先生和劉乃和先生
我在華中師大學習期間，先生應張老師之邀，南下武漢，為張老師受教育部委託、主持的“歷史文獻學研究班”講了一週的課。得知先生要來為研究班授課，我非常高興。所里老師知道我和先生的關係，特意安排我到車站迎送先生。剛見到先生時，先生一個勁地說 22 歲的我“長高了，又長高了”。先生講了中國歷史上的紀年、避諱、科舉和地理沿革幾個專題，是所請老師中講授內容最多、課時最長的一位，因此在華中師大住了較長的一段時間。每次先生上課，我都到住地接先生，再陪同先生一起到教室。我還清楚地記得：一次因為大雨，上課時間延後了，我也比平時晚了一些時間到賓館接先生。先生因為事先不知道時間變更，一切準備就緒，正焦急地等待著我。直到現在，我依然清晰記得當時的情形，併為自己的疏忽而愧悔。
先生在外講學，也忙於著述，那時正在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的年會論文集《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她的序就是在武漢講學期間寫成、並經我手發出的。在武漢期間，我還陪同她到武漢大學，拜訪了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在唐先生家裡，兩位長輩回憶師友，談論學術，渡過了愉快的兩個小時。最後，我們一起在唐先生的家門口合影之後，才告別珞珈山。後來唐先生又來桂子山，回訪先生，可惜這次我無緣侍坐，是事後先生告訴我的。我也曾陪先生到張老師家，時隔多年，只記得當時可能是我做了一些端茶送水的小事吧，先生樂呵呵地說：“有事，弟子服其勞。”
恩師劉乃和先生和唐長孺先生在武漢大學
我在華中師大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又回到母校，和先生一同在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儘管先生在陳垣研究室，我在歷史文獻研究室，她身邊有很多學生，但先生沒有把我當外人，關愛照顧，一如既往。這時先生已經從能仁衚衕遷居校內，我到她那裡叨煩請益的機會就更多了。買到一本好書，讀得一篇好文，學術上有什麼問題，生活中有開心或不順心的事情，往往跑到先生那裡說說。每次先生總是放下自己正在忙的工作，熱情接待，從來沒有不耐煩的時候。
1987 年 10 月，先生得知我結婚的消息之後，非常高興，她為此寫了一首詩、並親筆書寫，還鄭重地在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多個印章。趁一次全所會議之前，她將寫好的條幅拿到會議室，當著全體同事的面，高聲朗讀一遍後送給了我：
貢樹分香玉筍班，欣聞學子締良緣。青錢萬選堪稱羨，茹古涵今喜並肩。一有梅花便不同，雪晴風暖露華濃。朝陽新市結秦晉，奮勇齊攀過險峰。徐勇王雪梅同志結婚之喜，一九八七年十月 劉乃和
這首詩，巧妙地把我和我愛人的名字和籍貫融入詩中。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每次見到先生，先生總是眉飛色舞地吟起“一有梅花便不同”，得意之色，溢於言表。與此同時，先生也為我憂慮。她知道我在北京舉目無親，當時住房極其緊張，我這樣的工作不久的人是絕對不可能分到房子的，而且當時還沒有租房這一說。先生因為學校特批，一人住著三居室，儘管到處是書，也非常擁擠，但她幾次主動提出，要騰出一間給我們做新房。我和太太都覺得這樣會先生帶來諸多的不便，才辭謝了先生的好意。
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全所人員合影
1990 年，我們編輯了《蒙學便讀》《蒙學歌詩》《蒙學須知》和《蒙學要義》四本《傳統啟蒙教育資料》。這四本書的書名，就是先生題的字。這年 4 月，在我寫的《後記》中，曾有這樣幾句話：“我的老師、中國歷史文獻學會會長劉乃和教授，十年來一直關懷、指導和鼓勵我的學習和科研工作，這次又應我所請，樂哈哈地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先生的題字，為這四部編得很不完善的書增色不少。
為了紀念陳垣校長誕辰110週年，學校有關部門成立了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週年籌委會。只要是有關弘揚和傳承陳老學術的事情，先生總是不講條件，自覺主動地承擔。這一次很多具體工作，也是先生在操持。由於長期受到先生的薰染，我也經常閱讀陳老的著作，並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先生面前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總是讚許獎掖。一次，先生告訴我，她正在編纂《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週年學術論文集》，希望我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收入論文集中。那時年輕氣盛，富有激情和活力，而且事少心專，精力集中，時間充裕，接受先生邀約後短短几天的時間，我就把《陳垣史學的總結性特徵》一文提交給了先生。一方面，先生批評我不該直呼老校長的名字，儘管我解釋說，這樣會更加客觀一些，但先生在最後統稿時，還是在題目上加上了“先生”二字。另一方面，先生在多個場合誇讚我的這篇文章觀點鮮明，思想深刻；在文集的所有文章中，是幾篇她認為最好的文章之一。尤其是能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寫成，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褒獎，說我是一個“才子”，是一個做事“事半功倍”的人。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先生離開我們就要20年了。每每憶及侍坐先生時的情景，恍如昨日；念及先生的恩情，心中充滿了感激。可惜我對弘揚和傳承先生學術的事情，沒有盡到自己的心力，至今沒有寸功，特別是調入教育學院、開始教育史的研究之後，更是和歷史文獻學漸行漸遠了。在先生逝世20週年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念先生的恩情，並謹以這篇小文紀念先生辭世20週年。
本文原載《尋根》2018年第6期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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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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