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從遙遠的古代走來，從聲聲入耳、萬人空巷到咿呀難懂、觀眾老化，是否已離我們遠去？應第七屆福建藝術節邀請，著名戲劇理論家、中國戲劇家協會秘書長崔偉近日舉辦了
“戲曲四憂”專題講座，講座內容擇錄如下。
著名戲劇理論家、中戲協秘書長崔偉
崔偉認為，中國戲曲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是中華民族藝術的奇葩，彌足珍貴。目前我國戲曲藝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數據顯示：僅2014年至2017年，國家藝術基金在戲曲方面投入了7億多元人民幣，資助了557個戲曲項目，而各地的扶持更是極為可觀。但戲曲創作仍突出地存在著數量與質量的嚴重倒掛，經典力作與可稱高峰的作品並不多。因此，我們應該靜下心來認真檢討中國戲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文本創作中人文精神缺失
從新聞中找線索、從本土名人中找線索……這是時下戲曲創作題材選擇中的一種趨勢，這就使題材和人物極度缺乏作者對歷史與生活的由衷感動和強烈創作的自覺，那種發現生活、感悟生活的不吐不快、感動、激情都越來越少。崔偉說：“現在不少戲曲讓戲迷覺得舞臺上少了那種藝術家發現生活、感受生活、表現生活所應帶來的激情與真情，這樣就不會震撼人、啟發人、陶冶人。”
崔偉說：“戲曲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傳統戲曲存有沉甸甸的人文力量和情感傳達，並且充滿中華文化特有的國家觀、民族觀、是非觀、審美觀。比如中國京劇有許多三國戲，這些戲有多少刀光劍影的場面？基本上都在講戰爭中人的智慧或對和平的呼喚。現在我們看到的不少劇本看似提高了文學性，實際上缺失了人文精神，缺失了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現狀的一種思考。”
二、人物塑造性格情感乾癟化
戲曲故事需要通過劇中人物來呈現，好戲能讓人永遠記住劇中人物，這些人物往往情感豐富，有感染力。
崔偉舉了一個例子，南方某個劇團想寫一部反映當年改革的著名事件。但卻不是尋找熟悉當年歷史發展和此地民俗社會風情的編劇，先是瞄準大名家，找了好幾位編劇未果，最後這活落到一位年齡不大的北方劇作家的身上。他只是花了一兩個星期到農村採風，之後就開始動筆。由於他太年輕了，沒有改革開放初期那年代的生活經歷，沒有深入理解基層農民的心態，自然作品成色不好，觀眾不認可。
豫劇《朝陽溝》在中國現代戲的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品位和高度，崔偉曾與該劇編劇楊蘭春接觸不少。生活中楊蘭春看上去就是一位農民，其實他學過話劇和歌劇，因為寫《朝陽溝》，他與農民打成一片，有了農民的烙印。崔偉說：“我知道一些劇作家，現在連寫歷史劇都不去查閱歷史書，而是從網絡上百度相關詞條就開始動筆，這類作家寫的劇本角色能夠豐滿？現在我們看到的許多戲人物情感乾癟沒性格，即使有性格也沒震撼力。”
三、舞臺上的戲曲神韻淡薄了
現在不少戲曲還沒上演，就告訴戲迷該劇吸收了歌劇、舞劇或電影元素，當成亮點宣傳。崔偉認為：“這是將傳統戲曲消解了、稀釋了。戲曲必須遵守戲曲的審美規律，現在外來導演對本土戲曲的侵入太多，話劇、歌劇、舞劇等元素加了太多，戲曲的神韻讓戲迷找不到了。”
崔偉說，梅蘭芳、馬連良等大師演的新戲都有導演，可導演一般是躲在幕後的，他們是為大師服務的，觀眾欣賞的是舞臺上的“名角”。“現在不少戲曲節目單上模仿電影界張藝謀作品、馮小剛作品的模式，印上某某人（名導演）的作品，以為這樣有號召力，其實是將本該唱主角的演員弱化了。你不想想，導演是外來的，也許他連當地方言都聽不懂，更不要說對當地戲曲劇種的瞭解，現在反客為主，與演員搶戲了，這對戲曲發展有幫助？”
四、評論家亂戴高帽讓人迷失
戲曲的最佳評論者是觀眾，可現在一些評論家與劇團或編導抱團，以不嚴謹不誠實的評價讓觀眾迷失了方向，也混淆了好戲的標準。
崔偉說：“這年頭評論家很多，有良心、有藝德、講真話、有權威的戲曲評論家卻不多，因此人們才強烈呼喚重振評論的權威。一部新戲上演還沒兩三場，劇團或編導就花錢讓一些評論家戴高帽、抬轎子，彷彿精品問世。這些評論通過各種公關手段，往往還能在媒體上公開發表。”
崔偉建議戲曲也要引入追責制度，對那些花了國家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資金，演了幾場就演不下去的劇目實行追責；對那些盲目對濫戲戴高帽、抬轎子的評論家進行問責，只有這樣，中國戲曲才能走上良性發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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