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陆庆屹仍然在为自己拍摄的《四个春天》卖力推广。
从 12 月 20 日到 1 月 11 日，宣发团队一共安排了 17 场路演。同时进行的各类通告，围绕电影和 1 月 1 日出版的同名新书《四个春天》展开。相当于每一到两天，他就要飞到另一个城市。
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的当天，陆庆屹刚从路演的上一站济南回京，来参加当晚的电影首映礼。下午三点多，在万达酒店，他拆开工作人员送来的烤鸭外卖，左右没有翻到筷子，干脆上了手。他两颊泛着红晕，烟一根接一根。他说自己是个“工作狂”，过去十来天在全国各大城市路演时，几乎每天只睡 2 小时。
《四个春天》是纪录片，拍的是陆庆屹父母的生活日常。影片前期的拍摄、剪辑由陆庆屹一人独立完成，并在 2017 年底参加了西宁的 FIRST 青年影展，获得了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双项提名。
1 月 4 日，《四个春天》登陆院线公映。首日排片仅为 2.1% ，票房为 65.6 万 ；第二日排片跌至 1.1%，票房则上升了 49%；第四到七天排片有所升温，稳定在 1.6% 或 1.7%，但票房开始持续下降。至第八天排片降到 0.2%，之后排片和票房虽均有小幅度回升，但仍十分有限。截至 1 月 13 日，累计票房共 850.7 万。最近片方开始尝试针对排片稀少的地区招募预约放映专场。
陆庆屹不能不为电影推广卖力，因为他和家人的故事是这部影片最容易制造口碑的素材。观众产生去看电影的冲动，可能是因为对他的人生故事心有感触，也可能因为被他提及的一些家庭场面打动，再或者是豆瓣用户，看到了陆庆屹最近的高频发言。所有这些都比影片本身静态化的内容更容易传播——纪录片里，陆庆屹的父母玩乐器、唱山歌、跳舞、灌腊肠、种花、养蜜蜂、看燕子归来。
哥哥陆庆松也来助力，为影片编写了一首宣传歌曲《你是春天》。 不过，一家人细腻的生活，却很难让毫不知情的人走进电影院。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这部影片用镜头去体会生活，而这种生活体验，不是书本知识可以概括的，而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发现的。它也不是创作，只是自然地想把父母的可爱之处记录下来。它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是‘周而复始’。”
陆庆屹决定拍摄纪录片《四个春天》是在 2015 年，当时他 42 岁，“北漂”已近三十年，尝试了各种工作：画画、踢足球、出版编辑、矿工、广告设计、摄影。
2013 年，陆庆屹在豆瓣上创建相册“回家”，分享独山和亲人的日常生活，获得了不少点赞和转发，之后陆续发布的两篇日记《我爸》《我妈》，再次引发热烈转发、讨论。
离家多年之后，陆庆屹开始重新审视家乡，在刚刚出版的电影同名新书的一篇文章《想做就去做》中，陆庆屹写道，“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距离使我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先是拍照片，后来因工作需要添置相机，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 2013 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摄下来。”
起初，陆庆屹只想制作一个家庭影像纪念作品；到 2015 年，他决定拍成一部纪录片。促成该决定的契机，在各类媒体的通告中被不断重复为：他从侯孝贤的一篇访谈读到：“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不过接受采访时，陆庆屹对诸种因果性鲜明的描述有所保留：“其实并没有什么契机，一件事情做久了，自然而然，你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陆家有摄影留念的家庭传统，在北大双创空间的一场映后分享会上，陆庆屹回忆起小的时候，爸妈每年都会带姐弟仨去照相馆留影；但 1999 年一场大火，将家中老照片烧得只剩下五分之一，“第二天我妈回家，第一反应是跑到楼上去找照片，照片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很珍贵的记忆”；被烧掉的还有姐姐工作后，用第一份工资给爸妈买的 DV；2008 年的时候，姐姐又买了新的数码摄影机，陆爸爱不释手，开始学会用“绘声绘影”剪辑影像。《四个春天》影片中插入的十几年前的影像，便出自陆爸之手。
“所以当我有钱买摄像机的时候，我第三天就回到家，给父母拍照片。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嚎啕大哭，我太想拍他们了，我也想拍独山县，拍我的童年、少年的经历。”尤其当姐姐在 2014 年底去世后，陆庆屹看见父母的日益衰老，记录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刚开始摄像时，陆庆屹并没有电影意识，到后面才逐渐鲜明起来。体现在电影里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特写的减少，以及远景的增多。“必须跳出镜头之外，用第三方的视角去审视。要有环境的全局意识，理解环境、表现环境，比如思考怎样用环境表现寒冷、或欣欣向荣的时候，得把自己的感受慢慢放进去。不要拍成城乡结合部那种广告，对吧？”
因为家人对拍照、录影早已习惯，所以纪录片拍摄期间，陆庆屹说自己并没有明显的抽离感，依旧参与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过姐姐的去世，给镜头背后的陆庆屹带去了极大的艰难。据《城市画报》报道，当场陆庆屹哭晕了过去，醒来时哥哥扶着他，陆妈问：“你是要继续拍，还是拿一个花圈？”陆庆屹决定继续拍，因为姐姐离开独山三十多年，当天她的发小，许多亲人都远道而来，与其拿着花圈，他更想拍下大家送别姐姐的场景，“里面都是情义”。
影片后半部分，陆庆屹插入的老录像中，有一段便是陆爸记录下的 1997 年全家人一起收看春晚的情节：陆妈靠在沙发上已经睡去，陆爸问三个子女，“我们上一次齐聚过春节是什么时候？1993 年？还是 1989 年？”陆庆屹交代，这是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火车票，1997 年之后全家才开始每年过年团聚。在《父母的债务》一文中，他曾讲述自己在多年以后，终于获知父母长年累月地埋头苦干，教书之外搞副业，养兔、刺绣、养猪，却依然一贫如洗的秘密：陆爸、陆妈因为盖房和承担家族接济，欠下了大笔债务，花了十多年才还清，但从未向儿女们提及、抱怨。
“在他们那里，没有困难，只有解决问题。”陆庆屹说。在他的豆瓣主页上，也写着这样一行签名：“人生没有困难，只有经历”。
父亲陆运坤是一名物理教师，生长于邻县罗甸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特别喜欢上学”，“成绩第二名就算失败”，当时清华中学是贵阳最好的中学，父亲自己联系了“清华中学”校长争取机会；从此开始步行求学，从罗甸到贵阳，每回扛一袋米，要走一星期的路；后来考取贵州师范大学，参加了学校的军乐团，也就有了影片《四个春天》中所展示的吹拉弹唱二十来种乐器。退休之后，陆爸学会了打字、剪辑影片，“他就是不服输，特别好学。”
2013 年到 2016 年四个春节的时间，陆庆屹积累了将近 250 小时素材。剪辑过程中，他剔除了原本构想的要一并呈现的独山人文、自然风貌部分，从而将影片聚焦在自己最为熟悉的父母二人的生活。20 个月后，最终剪成了 2 个小时左右的首次放映版本。
影片第一次放映在尤伦斯艺术中心放映厅，当天是 2017 年 10 月 30 日，陆庆屹将父母接到现场。在《一席》演讲中，他回忆了妈妈直到临行前都难以相信的情景：“是那种大银幕吗？”陆庆屹觉得尤伦斯的放映像是一场梦，观众鼓掌邀请陆爸陆妈上台，妈妈笑着说：“早知道你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爸爸摘下帽子向观众鞠躬，拿着话筒顿了一下，颤声道：“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
陆庆屹出生于 1973 年的贵州独山县麻尾镇。麻尾坐落在狭长山谷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峰林耸立。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工作调回县城，举家搬到独山县。
从小父母对陆庆屹的管教十分严厉。哥哥陆庆松在 10 岁时就以“天才学生”的身份被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招走，同年姐姐又上了大学，陆庆屹成为家中仅留的小儿子。不过，陆庆屹倒并不存在学习方面的压力，“学习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
最大的问题在于打架、生事。陆庆屹曾在日记中回忆道，自己个子不高，在学校总是被欺负的“受气包”，稍稍年长后，终于“破茧成蝶”为“小霸王”，四处惹是生非、打架上瘾，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不自控，唯有在父母面前战战兢兢。
“叛逆”在 15 岁的时候最终达到顶点，因为和学校的一场严重冲突，陆庆屹离家出走，去了沈阳投奔了姐姐。姐姐婚礼结束后，陆庆屹跟着在当时在清华教音乐的哥哥，来到北京。哥哥帮找了北京的高中，但依然还是打架、逃课，在城里闲逛，在圆明园的野湖边睡觉，换了两所学校，也没能毕业。家人对他的要求降到“不要犯罪，不要死”。
在清华时，陆庆屹跟着哥哥的朋友学油画。画画期间，陆庆屹足球踢得不错，半年就成为了清华绿茵场的风云人物，并随辽宁省队训练。很长一段时间，他梦想着自己能够踢进国家队。陆庆屹说，这是自己“15 岁以来唯一的梦想”，但最终因为一次意外左脚受伤而中止。
1997 年，陆庆屹终于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人大附近一家出版社做“爆款书”编辑。每天负责采集资料、约稿，选题涉及本·拉登、女大学生日记、诸葛亮等等，卖得非常好。尽管承认“都是骗钱的”，且“并不是自己的东西”，但陆庆屹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他“找了两年才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社里规定 9 点半上班，但他7 点钟就开始了工作，下午抽时间去踢球，洗完澡后又回来加班，工资很快从 800 涨到 3000。
两年后，陆庆屹跑到贵州罗甸的矿山里，体验纯粹的体力劳动。半年后再次回到北京，自学了网页设计、接活儿、进广告公司，2005 年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2008 年，买了第一台单反，开始玩摄影，到后来也接客户订单。
有些很小的因素就会导致他的职业变动。比如从出版社辞职是因为老板的一句话。某天下午，陆庆屹像往常一样“请假”，理由是“要搬家”，老板知道他的包里正揣着足球鞋，但每次还是会准许。“但那天，他可能脑子抽了，非要和我来一句，‘你这个月搬几次家了？你要今天去了就别来上班了’。他如果直接跟我说不准假，我不去也就算了。但说了这么一句，那好，我就不来了呗。我做决定非常简单，基本上两秒钟就决定。”
做摄影师也是因为，“有一回拿朋友的卡片机玩得高兴，没过几天被拿回去了，一下子很失落”，他跑到中关村，被连蒙带骗着就买了第一台单反。拍遍家里零碎、植物园、胡同，但兴冲冲拍了一阵后，陆庆屹觉得没意思了，“拍来拍去都一个味儿”。于是上网，看别人的好照片，开始钻研构图，又听朋友的建议买书来看。
在陆庆屹看来，职业没有高下之分，“不要把社会身份当回事，认真地生活就行”，他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玩的。”
2014 年的时候，陆庆屹在京郊的村子里租了一个小院子，至今和哥哥一起住，一年租金一万五。房租之外，陆庆屹每个月生活费在 600 到 1000 元之间。陆庆屹说自己是一个“没什么需求”的人：“我对舒适生活没有特别大兴趣，所谓舒适更多来自我自己的感受。”
陆庆屹的下一部影片将是剧情片，片名暂定《少年》，他将兼任导演、编剧，故事以自己的少年时期的独山经历为原型。“我对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感到好奇，枪战片、艺术片、‘感人至深的片子’，有生之年每一种都想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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