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现代出不了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伟大的科学大师?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回答的问题。窃以为,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下:其一是从中国现代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入手,探寻一下这里面是否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导致无法出现所谓科学大师的现象;其二是从时间方面考虑,亦即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个进行时,火候未到,未必以后永远都不可能出现科学大师。

为什么中国现代出不了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伟大的科学大师?

就第一方面而言,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探讨了,所谓“钱学森之问”热,就是其中的典型。那么,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存在怎样的问题呢?

当今中国的教育系统,毋庸讳言,就是个应试教育系统,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甚至家长,都围绕着升学考试转。在此过程中,少年儿童本来具有的求知天性,很大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因为,考试必然将学生的注意力限制在必考科目和一定的知识范围内,其弊端就是造成学生无法按照符合其天性的方式自由自在的成长,最后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考试能力,却牺牲掉很多其他兴趣和爱好,成了缺乏个性和创造力的人。而牛顿,我们知道,从小就喜欢神秘的炼金术,这个爱好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便是在写作万有引力和力学定律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对炼金术的探索。后世的研究者大都认为,这个爱好虽然有点怪异,但对其科学创造很可能有某种正面的、不可或缺的神秘作用。

应试教育,这个几乎人人都知道、个个都痛批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不同的学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优质资源不均衡。但是,这种不均衡现象,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多方面因素相关。想要立刻平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考试来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教育资源更加优质的学校进一步深造,就是必然结果。很多人也指出,考试虽然有点狭隘、单一、甚至冷酷,毕竟还是目前最为公平的方法。所以,简单否定之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比较现实的做法,一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增量上进行调控,即尽量向资源较差的地区和学校倾斜,逐渐缩小鸿沟。二是在考试内容上做文章,尽量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在前两方面的基础上,尽力改革教育内容,增强素质教育,降低应试教育,为学生留有更多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余地,竭力保护少年儿童的个人兴趣和创造天性。

为什么中国现代出不了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伟大的科学大师?

在科研领域,现有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最大问题,就是比较简单化和急功近利化,每每追求研究课题的数量、到账经费的数量、论文的发表数量等等,而不太有耐心等待多年冷板凳磨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导致科研人员为了完成每年的科研数量要求而疲于应付和炮制各种肤浅的成果。这其实早已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始终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对科研规律没有透彻理解,在管理和评价上就流于简单化和肤浅化的缘故。爱因斯坦曾坦言说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是灯塔守护人,不需要多少时间来维持灯塔正常,就可以有饭吃,而同时花很多时间做科研,则不再需要考虑吃饭问题。通观其后半生,从1916年到1956年去世,爱因斯坦实际上没写出几篇科学研究论文,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不想写那些没太大意思的文章,他考虑的是深奥艰难的大统一理论。虽然他毕其整个后半生的时间也没能想通这个理论,但他仍然不必有半点后悔可言,因为毕竟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未竟的理想。而容留爱因斯坦的那些科研机构对他的宽容也应令人起敬,因为他们没有用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来束缚这位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也曾说他最鄙视的就是在木板的最薄处打孔,而不是往最厚的地方钻研。所以,如果一个体制总是提倡在最薄的地方打眼,而不鼓励在最厚的地方钻研,恐怕出不了大师就是个必然结果。

为什么中国现代出不了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伟大的科学大师?

最后,再谈谈火候问题。从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到1686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间经过了差不多150年。而从这个时候到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间又经过了两个多世纪。也就是说,要出现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人,从时间尺度看需要150到200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应该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文明。但从古代转换到现代体系,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从1872年中国开始向欧美派出留学生起算,到现在(2018年)正好是146年,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但起点与西方差得很远,中国的起点是留学生水平,而西方的起点是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个146年时间应该属于体系转换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派出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本土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留学生在国外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自主科研开始生根发芽等阶段。也可以说,中国在科学上的现代化转换已经基本达成。当然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例如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种种弊端),但基础已经打下。其余的,就是要耐心等待最后的开花结果。在此问题上,我们也要避免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的心态。以现在的基础为起点,只要能不断完善教育科研体制,克服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我们也许可以大胆预计,不出50年,亦即不出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这个周期,中国就将出现类似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大师。当然,根据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看,那个时候的大师也许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大师群体。虽然笔者已经看不到这个情景了,但年轻一代应该能够看得到。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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