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陸續看完《新大秦帝國》鴻篇鉅作之第一部，五十一集之多。主要描述了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歷盡千辛萬苦，始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至此秦國奠定的稱霸的基礎，並由弱至強，逐鹿中原，躋身於戰國七雄之列。商鞅變法空前絕後，史家絕唱，不禁感慨有二。 一、千古知音難遇之非常君臣
孫子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秦孝公與商鞅即佔其二，即上下同欲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如此同心，焉得不勝。劇中無數個片段，烘托出君臣二人，同心同德，殫精竭慮，矢志變法不渝的精神。贊為知音，是謂彼此的信任堪嘆今古。上以國相托而下盡力輔佐，君不疑則人盡其才，事有所功；稱為非常，商鞅捨身護法，確保變法延續；孝公不惜殺兄，以求商鞅身安。縱觀當今，試問有幾位管理者可以如孝公親之信之？而又多少被管理者可以如商鞅敬業無二？我們彷彿又進入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終極輪迴。
現在上至國家下到小民都在談和諧，依我愚見，在管理的領域內，和諧的要領，在於一個“爭”，即利益面前爭退一步，風險面前爭進一步。誰能先悟出這個爭字，他就比別人先走了一步。試問：一個管理者做到寬宏大度、信人不疑，他身邊會不會逐漸的聚攏一些明人達士？反之，一個被管理者做到敬心做事、顧全大局，是不是就會引來伯樂關注呢？這其實正是無處不在辯證法的核心。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多從自身查找原因，就會真心體會對方的難處；否則矛盾升級，團隊力量削弱，即會損人自損。大多的管理者都是從被管理者升任的，由於處境的不同，心態發生變化。視人則多，察已則少。直至從前自己的曾犯的錯誤，今天換在下屬身上竟無法容忍。試想當時自己的困苦，為何毫無推己及人之情？每個人的錯誤自己最清楚，為何非要展示於眾人面前、求全責備而後快，或曰幫助成長之類，實為一已之私，匹夫意氣，何以言信。由此，員工縱有商鞅之才，必將自濁於平庸，笑傲於江湖；管理者雖據孝公之位，也必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已將馬廢也。
孝公存，故商鞅出；昭王沒，則樂毅去。良禽與所棲之木的關係，自有鐵定的規則，牢不可破；一如狼和狽、虎和倀的關係，密不可分。
二、法治的核心是杜絕人治
戰國百家爭鳴，諸侯求霸心切，法家得以空前發展。法家思想集中體現為法、術、勢，以荀子三弟子商鞅、申不害、韓非為代表。申不害以術變法韓國，治標不治本，由於綜合國力不能得到提升，致使韓國不堪其耗，土崩瓦解。韓非以勢說贏政，雖功名未成身先死，但其同門李斯踏其屍首，接力前行。最終助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商鞅變法後，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所致。術和勢是卓越的方法論，法才是萬物的基礎。就象武術中，再高明的招數，如果沒有深厚的內力，殺傷力簡直微乎其微；反之，即便是信手一擊，也可致敵於死地。商鞅變法證明，法治的推行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保障。法治的力量是博大精深，但法的執行度卻因人而宜。商鞅在護法的進程中艱難前行，為了杜絕人治，他力勸孝公為其清理政敵、以保證孝公身死後自己生命安全。並銷燬孝公遺詔，放棄新軍指揮權。寧以身死，確保變法順延。法治不誅心，致使商鞅命斃車裂。看似有些迂腐，然而在視死如歸的刑場中，錚錚言詞：商鞅雖死猶生，爾等雖生猶死。泣之天地中，人性的亮點閃爍其間。那一瞬間的震憾，是在實現大我的同時，生命似乎是真的渺小，微乎其微。歷史可見，在法治與人治的對抗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王安石與司馬光、張居正與萬曆、光緒與慈禧，始終反覆著一場場以生命為代價血的洗禮，居上者永遠承載著諸多痛苦的抉擇。
時至今日，法治與人治的較量依然如火如荼。作為管理者為位子改變自己，還是為自己改變位子？一直是時代新貴的兩難思索。前者是法治的楷模，後者為人治的糟粕；前者國家受益而個人清苦，後者唯我獨尊，損公肥私；前者眾人景仰、不令則行，後者為人不齒，終將身敗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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