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看完《新大秦帝国》鸿篇巨作之第一部，五十一集之多。主要描述了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历尽千辛万苦，始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至此秦国奠定的称霸的基础，并由弱至强，逐鹿中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商鞅变法空前绝后，史家绝唱，不禁感慨有二。 一、千古知音难遇之非常君臣
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秦孝公与商鞅即占其二，即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此同心，焉得不胜。剧中无数个片段，烘托出君臣二人，同心同德，殚精竭虑，矢志变法不渝的精神。赞为知音，是谓彼此的信任堪叹今古。上以国相托而下尽力辅佐，君不疑则人尽其才，事有所功；称为非常，商鞅舍身护法，确保变法延续；孝公不惜杀兄，以求商鞅身安。纵观当今，试问有几位管理者可以如孝公亲之信之？而又多少被管理者可以如商鞅敬业无二？我们仿佛又进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终极轮回。
现在上至国家下到小民都在谈和谐，依我愚见，在管理的领域内，和谐的要领，在于一个“争”，即利益面前争退一步，风险面前争进一步。谁能先悟出这个争字，他就比别人先走了一步。试问：一个管理者做到宽宏大度、信人不疑，他身边会不会逐渐的聚拢一些明人达士？反之，一个被管理者做到敬心做事、顾全大局，是不是就会引来伯乐关注呢？这其实正是无处不在辩证法的核心。
子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多从自身查找原因，就会真心体会对方的难处；否则矛盾升级，团队力量削弱，即会损人自损。大多的管理者都是从被管理者升任的，由于处境的不同，心态发生变化。视人则多，察已则少。直至从前自己的曾犯的错误，今天换在下属身上竟无法容忍。试想当时自己的困苦，为何毫无推己及人之情？每个人的错误自己最清楚，为何非要展示于众人面前、求全责备而后快，或曰帮助成长之类，实为一已之私，匹夫意气，何以言信。由此，员工纵有商鞅之才，必将自浊于平庸，笑傲于江湖；管理者虽据孝公之位，也必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已将马废也。
孝公存，故商鞅出；昭王没，则乐毅去。良禽与所栖之木的关系，自有铁定的规则，牢不可破；一如狼和狈、虎和伥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法治的核心是杜绝人治
战国百家争鸣，诸侯求霸心切，法家得以空前发展。法家思想集中体现为法、术、势，以荀子三弟子商鞅、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申不害以术变法韩国，治标不治本，由于综合国力不能得到提升，致使韩国不堪其耗，土崩瓦解。韩非以势说赢政，虽功名未成身先死，但其同门李斯踏其尸首，接力前行。最终助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商鞅变法后，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所致。术和势是卓越的方法论，法才是万物的基础。就象武术中，再高明的招数，如果没有深厚的内力，杀伤力简直微乎其微；反之，即便是信手一击，也可致敌于死地。商鞅变法证明，法治的推行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保障。法治的力量是博大精深，但法的执行度却因人而宜。商鞅在护法的进程中艰难前行，为了杜绝人治，他力劝孝公为其清理政敌、以保证孝公身死后自己生命安全。并销毁孝公遗诏，放弃新军指挥权。宁以身死，确保变法顺延。法治不诛心，致使商鞅命毙车裂。看似有些迂腐，然而在视死如归的刑场中，铮铮言词：商鞅虽死犹生，尔等虽生犹死。泣之天地中，人性的亮点闪烁其间。那一瞬间的震憾，是在实现大我的同时，生命似乎是真的渺小，微乎其微。历史可见，在法治与人治的对抗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王安石与司马光、张居正与万历、光绪与慈禧，始终反复着一场场以生命为代价血的洗礼，居上者永远承载着诸多痛苦的抉择。
时至今日，法治与人治的较量依然如火如荼。作为管理者为位子改变自己，还是为自己改变位子？一直是时代新贵的两难思索。前者是法治的楷模，后者为人治的糟粕；前者国家受益而个人清苦，后者唯我独尊，损公肥私；前者众人景仰、不令则行，后者为人不齿，终将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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