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12月12日在金融時報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在座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到會的嘉賓，專家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謝峰會的邀請。我借這個機會以自己研究者的定位，向各位彙報一下關於解放思想，把握金融創新真問題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也是借這個機會來向各位請教。
今年年初，在迎接改革開放40週年背景之下，中央深改組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了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實。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感覺改革開放走到現在的深水區，確實很有必要結合中央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的指導精神，在問題導向下，爭取進一步在解放思想中抓住真問題，去取得我們改革開放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在金融服務全局這方面，我也感覺有必要解放思想來回顧和探討一些實際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我們這幾年，是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下，往前又追溯到亞洲金融危機和更早時候整個經濟發展、金融創新發展過程中間可以總結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注重了供給側為主要視角的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框架之下所推崇的一個帶有哲理色彩的概念，叫做“守正出奇”。我們認為中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守正和出奇的結合，首先強調的守正，就是我們必須遵循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60條”文件明確表述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個“市場決定論”。按照市場決定論，我覺得在實際生活中間進一步在解放思想這方面應該抓住的一個真問題，就是正視有爭議的“壟斷問題”判斷。我們國家金融領域裡，這些年的改革創新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有這麼多的發展和金融改革創新成績的旁邊，是不是還存在著金融領域裡需要正視、不可忽略的過度壟斷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借這個機會在各位行家面前，做個彙報和探討。
我的觀點，是認為我們需要明確地認識到，雖然金融改革創新有這麼多的成績，但是現在中國金融領域裡，仍然存在著過度壟斷問題，實質性推進金融多樣化的改革勢在必行，而這個任務當然就有它的挑戰性和艱鉅性。我們在這個守正後面，跟著的還要出奇——後面我會特別講關於出奇這方面的一些探討。現在在守正——遵循市場經濟的共性方面，我們已經注意到，如果客觀地做個評價，金融領域它是有別於一般行業的特定經濟領域，有特殊的專業性和風險防控的要求。凡是在經濟方面悟性比較好的觀察者，都不會懷疑金融的重要性。像咱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80年代初就特別強調地、非常精闢地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非常重要，它作為國民經濟“心血管系統”式的、有核心影響和作用的這樣一個體系，必須匹配特殊的一些專業性要求、風險防控的要求，因為它一旦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危機局面，風險很可能演變為打擊和破壞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系統性風險。所以，這種特殊的風險防控要求，就體現在它的准入門檻是比較高的，這個准入門檻實際上可以在經濟學的認識上，認定為是非完全競爭的，它是有特定的壟斷因素與特徵的。
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的認識框架裡，明確指出“完全競爭”假設在理論分析上有它的貢獻，但是回到實際生活真實場景裡，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必須總結所有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經驗以及教訓，把我們認識、分析問題的這個理論前提，上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競爭”。金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非完全競爭領域，它有一些不可迴避的特別的特許權制度和壟斷因素形成的行業特徵。但我現在想特別強調的是過度的壟斷，是說超出了應該允許、可接受範圍和限度的這種制度安排的弊病，那就是負面的東西了。在實際生活中間，中國的金融領域有這麼多的改革和取得成效的旁邊，為什麼我認為還存在著過度壟斷？在思想解放前提下想比較直率地彙報一下自己的分析認識。我覺得可以比較直觀地從“反證”這個視角上，來看一下基本情況。
在2016年數據基礎上，我們可得到兩套數據形成的比較結果。左邊這個，是把中國和美國上市公司這方面他們淨利潤的規模做個排序，中國方面從最高的工商銀行往下排，美國方面則是高新技術公司——蘋果公司為最大規模，再往下排。這樣排下來大家看得比較清楚：美國的情況，它排第一的不是銀行和金融界的市場主體，是高科技公司，第二位就是摩根大通銀行，再看前十位裡，可看到富國銀行和美國銀行，即前十位裡有三家。而中國這方面很有意思，前十位清一色——全是銀行。
右邊仍然是中美兩國的情況對比，美國上市公司裡各個行業的利潤情況，從高到低排下來可看出數量差異。而中國A股上市公司裡各行業的情況，也一目瞭然，直觀的表現上，有意思的是，美國這方面從上市公司利潤規模比較高的往下排，表現了一個相對平滑的演變過程，而中國這方面，則是銀行業界一枝獨秀鶴立雞群，有非常高的利潤水平，第二位是和金融有關的服務業，一下掉下來了，再往後化工、建築、房地產等等，它們是體現了相對平滑的下降過程，但是與銀行股排第一位的差別，帶著天壤之別的特徵。
這種直觀情況表明的是什麼呢？是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間，金融界的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這方面，中美有極其顯著的差異。中國方面銀行業獨佔鰲頭、一枝獨秀、鶴立雞群這個特徵，表現的其實是後面的要素流動不足，因為經濟學的理論是說，某一個行業如果收益特別高，就應該有要素從其他行業向這個行業的流入。在美國那邊要素流動的結果，是雖然這個行業還可以排在第一位或者第二位，但它不會和其他行業形成那麼明顯的懸殊了。中國則不然，是非常懸殊，這反證的就是有阻礙著要素合理流動、充分流動的制度因素——這就是我所說到的我們認為應該認賬的過度壟斷因素。上邊這是從一個年度的情況來說觀察結果。
我還有另外一個反證，就是從自己多年的感受來說一個例子——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就說中心區域的老百姓要接受銀行金融系統的窗口服務：財政部科研所樓下，原來北京銀行有一個面積比較大的營業廳，我們十幾年間在這個營業廳櫃檯窗口辦個人業務的體會，是長達十幾年，從一開始到現在，（近來有一個很尷尬的“軍隊不得經商”——這個鋪面是軍隊系統的鋪面，就把這個北京銀行給封掉了），一直到它被封掉之前長達十幾年的過程中，我們進入這個營業廳，排號要拿到三十幾號，短的時候如果是二十幾號，還會慶幸今天這個隊比較短，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短缺經濟的特徵。要問的是，一開始短缺，為什麼十幾年下來還短缺？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在很多的領域裡消滅了短缺經濟特徵，但還在某些個別領域裡繼續存在，金融界在中心區域的服務方面，從我們現在北京銀行營業廳裡看到的場景來說，是典型的短缺經濟特徵遲遲不能消退的這樣一個場景，又是反證要素流動不足。如果有相對充分的要素流動，不應該在長達十幾年的過程中始終是這樣一個局面，這就是我所說的反證。
所以，我認為如果思想放開一些，這是非常值得討論的一個真問題。關於這個真問題我也不諱言，我也聽到過銀行系統的、包括央行的領導層面的同志和一些其他有影響力的在銀行中處於管理者地位的同志的意見，他們覺得不服氣——那是前幾年了，說我們全國至少有一千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天天在那兒競爭，還說我們壟斷？所以是不服氣的。我想說，雖然我們有在競爭方面的進展，多樣化的機構、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確實有發展，但是如果從前面的分析來說，我的反證，是說明我們必須認賬：還必須努力繼續通過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去減少金融領域裡的過度壟斷因素，消除它的短缺特徵，這才能更好地使金融這個核心的作用充分發揮，體現為服務於整個經濟社會生命機體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金融的重要性，最後要落在支持實體經濟，支持整個國民經濟機體的可持續發展和升級發展。這個視角的立足點，還是要認識體會市場經濟共性的經驗，在守正這個方面，我們還要進一步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在金融領域裡雖然保持不可缺少的一些准入門檻和壟斷因素的同時，要儘可能消除過度的壟斷因素。
另外一個視角就要說“出奇”。探討守正之後的出奇，在中央文件的表述裡，我的體會就是既強調了市場決定論，後面又緊跟著的那一句話“政府要更好發揮作用”。中國的政府被人們評價為強勢，作用和一般市場經濟有區別，這裡面有它值得肯定的特色，也有它必須克服的弊端。我們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裡討論的，是政府理性的供給管理，怎麼樣在非完全競爭的理論假設前提之下，對應於中國的特殊國情、發展階段、中國發展過程中必須去解決的一些中國特色的問題，既守正以後還要承擔風險去出奇，爭取出奇還要努力“出奇而制勝”。在金融創新這個領域裡，關於出奇，我們的認識就是在中國商業性金融的發展旁邊，應該把中國從戰略高度設計和建設政策性金融體系這個問題，確立起來並處理好。我們需要在承擔和控制風險的前提之下，通過創新來爭取在金融這個方面，既有商業性金融的錦上添花，又有效地匹配政策性金融的雪中送炭。在中國的金融創新發展過程中，不能只簡單沿用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還要積極借鑑其實在英國、在美國、在日本都有的商業性金融旁邊也必須發展政策性融資體系等等這種經驗，而且在中國要做得更有聲有色，這才能適應中國的追趕與趕超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因為我們框架上的認識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絕對不是一個常規發展的過程，常規發展解決不了中國怎麼樣通過三步走，以及中央現在說的新的兩步走，在工業革命落伍以後又能夠追趕而最後重新回到發展第一陣營之列這樣的現代化歷史任務。所以，這種超常規的發展過程中，對商業性金融體系的“錦上添花”，首先要加以肯定，它是促進資源高效配置一個必選的機制——銀行要商業化，銀行要成為真正的企業，才能使中國的企業也成為真正的企業，這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反覆討論過的。但是你得承認，這個商業性金融體系的侷限性，是無法可持續地處理社會上有越來越明顯要求的雪中送炭的融資供給問題。我們現在大家都接受的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綠色金融、開發性金融、精準扶貧的金融支持等等這些概念，後面緊跟著的，我認為都必須把思想解放這個概念施加上去，直截了當的說它們都帶有濃厚的政策色彩，都必須考慮怎麼對接政策性融資機制，這樣才能真正使這些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小微金融，什麼精準扶貧的金融支持等等，帶有可行性和可持續性。因為國際經驗和國內經驗都在表明，這種雪中送炭類型的融資支持，除了可以爭取信息革命的技術力量支持之處，還必須匹配政策融資機制的支持，比如，在中國我們已經注意到像阿里公司的小貸沒有特定的政策支持因素，但是用大數據雲計算在數據庫支持下，把那些相關電子痕跡搜出來以後，它的軟件系統可以“零人工干預”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利率只比常規的利率水平稍微高一些，而滾動式不斷在網上批出小額貸款，這是以科技創新支持小貸的新境界——但是它的侷限性，就是它那個數據庫裡的數據，對於淘寶用戶等等可以基本解決問題，但如果碰到的是窮鄉僻壤的農戶他們要得到融資支持，那麼這個系統就基本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它連申請人的電子痕跡都找不到什麼，很難判斷這個事情能不能給他貸款。自然，這種技術創新的境界中，並沒有能完全解決我們所說的普惠金融的問題。
在後面，我們認為，還是要進一步考慮以財政支持為後盾、不以營利為目的“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槓桿式放大”這種機制創新。在我們過去幾十年的探討過程中涉及到的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產業引導基金以及在前面多少年間潛規則強制替代明規則，全國形成了至少有一萬家左右的地方融資平臺，他們做的都是什麼呢？其實都是做的政策性融資。我國過去明確組建的3家到4家政策性銀行，雖然它的旗艦國開行，曾經遇到過兩次金融工作會議要求它市場化轉制，但又留了尾巴，說側重於長期投資，而中國的長期投資，它的政策色彩是非常濃厚的。這種指導方針出來以後，碰到世界金融危機，開行又馬上必須承擔一系列國家意志施加於它的種種政策融資支持任務，它表述上自己不提“政策性金融”，而提“開發性金融”，我認為只能理解為是一種策略的把握。在理論上分析，這些業務有別於商業性金融，它的政策色彩就應使之歸入政策性金融這一軌。這些問題，我認為都是不可迴避的，到現在大家也還在討論。除了以硅谷經驗的風投、創投、天使投資去支持高科技創新活動之外，歐洲也好，中國也好，能不能在追趕美國的硅谷新技術革命潮流之中，在旁邊爭取再配上政府更多起作用的孵化器、產業引導基金，由母基金帶出來的跟市場對接的一群子基金，使資金規模也放大，機制上也能由他們各自決策的團隊在子基金層面承擔風險，而母基金給予助力支持？這些探討和嘗試，都帶有明顯的政策色彩。
在這個角度上討論，我感覺中國相關的方方面面的思想觀念解放程度還不夠。應認清中國的金融雙軌制，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可迴避，它不是一個權宜之計。以後中國通過“新的兩步走”實現我們建成現代化強國“強起來”時代的戰略目標，在可以預見的時間段裡，前面提到的這些政策性融資機制，都必須放在戰略層面尋求它的可持續性，考慮它的健康發展。就說當下，前所未有地有了最高領導人來和民營企業家一起開座談會，發表長篇講話，特別強調了我們從憲法到黨章、到大政方針這樣對民營企業堅定不移的支持，而且在具體的措施這方面，六大舉措裡對金融的要求，一直落到了銀行和金融機構怎麼支持民營企業的具體業務量，要對接到他們的業績考核，要有量化指標地考核你怎麼支持了民營企業。這是前所未有的要求，所以，我們看到緊跟著有金融管理部門的領導明確表態，開始把它指標化，然而跟著的問題是什麼呢？有了這樣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確”方面原有顧慮得到突破的同時，業務方面的制約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馬上在工作一線上的反映，就是雖然我們知道要支持民營企業，比如貸款發出去多少，要納入業績考核，但同時約束我們的另外一些東西，並沒有說做改變。比如說貸款責任的終身追索，又比如說我們銀行業界必須掌握好的融資決策環節的風控。這些民營企業在中國為數眾多，絕大部分是小微企業，少數是中型企業，個別的那些大的民營企業一般不在我們現在討論的“融資難”範圍之內。中國現在接近一億家的市場主體，絕大多數是這些小微企業，他們就是在貸款支持和其他融資支持的單個項目上說，風險高、安全度低，每一單的固定成本加在一起，比你做一個大企業一單出去多少億，那完全不是一個可比的狀態。風險又高，安全度又低，成本又高，那你想這個時候，雖然有“政治正確”方面的現在的指導，但在業務上的風控，銀行在商言商立場上，商業性金融必須考慮的風控過關和必須要面對的責任終身追索約束之下，怎麼可能就這麼簡單地、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支持民營企業融資發展的問題呢？我覺得後面實質性的真問題，就是已經有了這樣的糾結，這種新的兩難和多難，所以一定要面對這個挑戰，繼續探討我們怎麼樣化解商業性金融所碰到的新的、更多是技術上的制約。化解這種制約，才能夠貫徹中央意圖，真正支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它相關的機制，涉及金融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怎麼樣雙軌協調運行。
政策軌上，我們認為首先要特別強調的，就是風險共擔機制，這是財政為後盾提供支持手段後，必須把相關的企業、參加進來做出協調的金融機構、銀行等等，合在一起要實現風險共擔。如果把風險單獨交在財政為後盾的支持主體上，馬上產生的使是“道德風險”，這已經由過去很多反面的教訓所證明了。另外，具體支持誰不支持誰，大方向對，但不可能說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有求必應，你必須挑選，這個挑選中就需要有陽光化的集體決策機制，不敢說不發生失誤，但如果出了失誤能夠交代，才能夠保持可持續性，而且專業化集體決策可以減少其他很多的扭曲，而提高決策的成功率。再有，這種政策軌上的業績考核和風控機制，一定要有指標體系上的特定設計，不能簡單照搬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風控。裡面放寬了的、可能出現的缺口，就是財政貼息或者政策性信用擔保去填的部分，這叫“四兩撥千斤”，填了這一塊，專業上能夠控制、總體風險過得去的情況下，政策引致的那個資金規模，是多倍放大的，比如說貼息，是財政貼息率的倒數——你如果以5%的貼息這一塊把這個缺口填上去，以後整個貸款轉起來了，它的倒數是20，也就是說按照政策意圖，由財政後盾以5%的資金投入解決的，是100%的資金規模進入了想支持的那個領域和項目。這樣的四兩撥千斤的機制，當然是十分值得我們追求的。還有一條：要把多重審計監督、績效考核，施加到全流程，而把雙軌制必然容易發生的設租尋租這個可能性空間，壓到最低限度，這樣才能除弊興利，爭取能夠真正出奇制勝。
在我說的這兩個視角上，我覺得都涉及當前在問題導向之下，討論金融創新的真問題。如果說得直率一點兒，我覺得現在接觸到不少的討論，實話實說感覺是在重複既往說了多年的老話、套話，有些話就成了空話，表態的話。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年批評過一種話叫“沒有錯也沒有用的話”，我覺得我現在接觸到不少這樣的話。所以，我想比較直率地來談一下自己的感受，能不能至少抓住這兩個視角的真問題，對於我們的金融創新發展，大家更多探討怎樣克服困難，得到實質性的進步。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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