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他們會殺了我的！”
因“忤逆”家長、背棄信仰，一個年僅18歲的沙特女孩上週展開了一場跨國“大逃亡”， 她趁一家人在科威特度假、獨自逃到機場，登上一架前往泰國的航班，並試圖在當地朋友的幫助下轉機澳大利亞申請避難，但旅程中疑似遭到沙特當局的直接干預，目前被困泰國、並受到了嚴密控制。
（圖為庫儂推特截圖）
這個名叫庫儂（Rahaf Mohammed Al-Qunun）的女孩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一連串近乎絕望的求救信息，引發多國輿論的高度關注。她試圖得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庇護，以及人權和法律專家的支援。她還特意“艾特（@）”了美國總統特朗普。
沙特女孩逃亡事件再度將沙特女權問題推上風口浪尖，雖然去年6月沙特放開禁止女性駕駛汽車的規定，此舉被視為女性權利的極大提升，但事實上，女性權益狀況並未得到根本性改善。並且，由於改革步伐邁得太大，也遭到保守勢力的強烈抵制。在隨後的7月和8月，沙特政府接連對兩位女權活動家及相關人士進行逮捕、審判，改革一時間又陷入僵局。
往前追溯，在三任國王治下，沙特女性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已經走了近70年。那麼，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權”到底是什麼？她們何時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
文 | 王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灣阿拉伯國家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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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女權運動百餘年後，沙特開始覺醒
身處阿拉伯沙漠腹地的沙特與現代民族國家不同，各傳統部落長期對外封閉，十分保守。
因此，在西方第一代女權運動開展了百餘年之後，直到20世紀60年代，沙特女性的權利意識才逐漸覺醒，大致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先來看第一階段，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19年，年僅13歲的費薩爾國王曾代表沙特政府出使歐洲，參加“一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
自1930年起，他長期擔任沙特外交大臣。
大約得益於多次出使歐美的經歷，費薩爾的開放發展理念遠勝其他王室成員。
在1953年成為沙特王儲後，他與妻子共同設立了完整的現代女子教育體系，完善了與之相對應的政府管理機制——
1953年，開設第一所現代女子學校；
1960年，設立女性教育總局；
1964年，設立女性海外留學獎學金；
1968年，開設第一所女子師範高中；
等等。
這一時期，沙特女性地位的變化有賴於王室及政府的主導，沙特女性自身主動尋求變革的意識並不強烈。
但女子受教育機會的增多孕育了女權意識。
沙特歷史上首個女性組織“al-Nahda（意為復興、崛起）”也在利雅得成立。該組織依照伊斯蘭教法，通過社會福利項目提高女性能力，促進女性就業。
2
女權主義者嶄露頭角，大膽聲索自身權益
第二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即哈立德及法赫德兩任國王執政時期。
在這一階段，沙特女權運動整體發展相對緩慢，但是女權主義者開始嶄露頭角，大膽聲索自身權益，如爭取選舉與被選舉權、參政權、就業和自主擇業權、體育活動參與權、駕駛及自由出行權等。
雖然女權運動仍遭到國內保守派勢力的反對，但仍取得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的突破——
2001年，1300名女性首度獲得沙特公民身份證；
2003年，沙特首次舉行“國民對話”，男性與女性首次在同一平臺上平等對話，討論如何切實提高女性社會地位。
然而，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逐步提升，女權主義者們與以“懲惡揚善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CPVPV）”及 其下轄的“宗教警察”等為代表的保守勢力之間的衝突日益激化。
許多保守派人士借1979年沙特國內宗教極端分子佔領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大清真寺）事件炒作，向政府施壓，從而對女性的日常生活劃定嚴格的清規戒律，一直延續至今。
3
迎來繁榮期，女性開始走向領導崗位
從2005年至今，沙特女性迎來了權利意識覺醒的第三階段，也即阿卜杜拉及薩勒曼兩任國王執政時期。
客觀上，沙特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沙特女性參與其中。
並且，沙特女權運動愈發重視爭取和掌握話語權——
主動爭取權益的意識不斷增強、活動日趨頻繁，訴求亦愈發多元 ，從解禁駕駛權到禁止童婚，從參與市政選舉到反對公共場所的性別隔離，不一而足。
另外，“阿拉伯之春”再度點燃了阿拉伯世界女權運動的火種。
2009年，沙特設立了首座男女混校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KAUST）；
2011年，沙特女性獲得期盼已久的政治權利，可參與2015年的地區議會選舉。
近幾年，在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的推動下，沙特政府推行“2030願景”改革計劃，放開了沙特女性進入更多公共空間的權利——
正式解除女性“禁駕令”；
限制“懲惡揚善委員會”及宗教警察的權力；
批准女歌手舉行公開演唱會；
允許女性進入體育館觀看賽事；
開放多個行業領域，鼓勵女性就業；
等等。
沙特政府和企業也相繼出現了一批擔任高管職務的女性。
4
沒那麼樂觀，總是進三步、退兩步
可以說，執政者的開明、輿論造勢以及沙特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促成了女權運動的發展。
所有這一切都讓沙特內外歡欣鼓舞，即便是常常帶著有色眼鏡批判沙特改革政策的西方媒體，也不得不認可當地社會改革的成就。
不過，沙特社會改革、女權運動發展究竟走到了什麼地步？
仔細觀察，事情並沒有外界想象的那麼樂觀，沙特女性爭取權益之路可謂步履維艱。
以女性駕車權為例。
從法律上，直至1990年，女性駕車在沙特都算不上違法行為，但是，由於不成文的規定，過去50年沙特從來不準婦女駕駛。她們外出，要麼需依賴男性親屬代駕，要麼花高價召喚車輛。
1990年，47名女性走上街頭抗議，遭到官方逮捕並在24小時內被交還給其男性監護人。
“阿拉伯之春”期間，激進的女權活動家瑪納爾（Manalal-Sharif）等多名女性因在社交媒體上傳和轉發自己的駕車照片和視頻而遭官方懲戒。
2014年，露佳茵（Loujain al-Hathloul）因試圖從阿聯酋駕車進入沙特境內而遭沙特當局拘押逾兩個月。
2018年禁駕令解禁前兩個月，沙特17名女性發起運動，要求進一步解除女性駕駛限制，如放寬簽發駕照規定等，結果遭當局拘留，其中9人至今未能獲釋。
注：其中包括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國際知名女性學者哈圖恩（Hatoon al-Fassi）及知名女權活動家薩瑪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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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權在沙特嚴重“水土不服”
更為關鍵的是，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權”到底是什麼？與西方主導的傳統女權定義有何不同？
2016年12月，Youtube上發佈的名為《關切》（《Hwages》）的音樂錄影帶，似乎告訴了我們答案。
視頻中，三位出鏡表演的沙特女性，雖然“勇敢地”分別駕駛汽車和摩托車，歌唱著一個“沒有男人的世界”，但更讓人矚目的是，這3位女性依然緊緊裹著黑色長袍、蒙著黑色面紗。
沙特政府規定，任何年滿12歲的女性，不論國籍，在該國境內都必須身著黑袍。
在西方女權主義者看來，黑袍和黑紗都是沙特女性持續遭受壓迫束縛的象徵。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以及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在訪問沙特期間，均拒絕身穿黑袍以示抗議。
但是，對沙特女性而言，黑袍和黑紗等傳統服飾是其國家獨特文化的象徵，即便是被沙特政府拘押的女權人士，也自願身穿黑袍。
實際上，本文提到的幾乎所有沙特國內女權人士均認為，西方定義的“女權”在沙特嚴重“水土不服”。
6
沙特語境：“教法”優先、女權靠邊
學者伊澤貝爾（Isobel Coleman）在其著作《腳下的天堂：女性如何改變中東（Paradise Beneath Her Feet: How Women ar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East）》中談及：
西方語境中的女權主義對沙特的父權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因為美國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帶去了高離婚率和助長濫交的負面刻板印象。因此，在沙特推進女權運動的最佳方式就是學會在《伊斯蘭教法》限定的範圍內採取行動，而非突破它。
概括起來就是：“教法”優先、女權靠邊。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對沙特女權運動最尖銳的批評，恰恰來自於女性群體本身。
2009年，那場名為“監護人最瞭解我”的請願運動就是個典例。
發起人是一位時年39歲的沙特普通全職太太、3個孩子的母親，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她與其他15名全職太太一道，徵集到了5400多個國內女性的簽名。
她們呼籲當時的阿卜杜拉國王拒絕“自由主義煽動分子關於賦予女性政治權利、駕車權利和取消‘監護人’制度的無知無禮要求”。
注：在沙特，每位女性不論年齡及地位，都必須有一名男性親屬作為其監護人，他們在法律和個人事務上對被監護人負責。
此外，她們也排斥明顯西化的沙特女權人士在西方電視節目中對沙特女性權益的評論。
在她們看來，這些常年生活在西方國家的女權人士“僅剩下一副沙特人的面孔，其理念也與傳統的伊斯蘭教法並不相容。”
7
關鍵是如何重新解釋“教法”？
在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裡，沙特國內的老一輩女性幾乎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基本上都安於宗教勢力強加給她們的性別角色。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沙特年輕一代女性不僅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培養，還有大量出國留學接收外部新鮮事物的機會。
如今，沙特國內60%以上的大學生均為女性。
教育的普及造成了不同代際女性之間關於女權的認知鴻溝，沙特國內城鄉發展不均衡的二元結構則進一步拉大了分歧。
2009年的請願運動就是這種矛盾的結果，正如美國《紐約時報》在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所言，是代表著“沙特社會的傳統保守勢力與自由主義改革派圍繞女性權益的激烈爭執”。
對於沙特女權運動本身而言，未來取得進一步突破的關鍵則在於如何解讀伊斯蘭教法中關於女性權益的規定。
例如，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中明確提及，如果外出旅行的時間超過三天，則女性必須有監護人的陪同方可出行。
這一古老的規定是否適應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
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就好比當代對於法律條文的司法解釋，女權活動家們無疑希望有更為進步和現代的解釋以便讓女性得到更多自由。
但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不會同意。
在這種情況下，普世價值能否得到捍衛，取決於沙特統治者們能否將宗教與司法這兩個體系相剝離。
8
王室的真實想法和嚴峻的社會現實
由上文可知，沙特各項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王室決定著諸項改革的性質和步伐。
從政治上看，給女性一定程度上的權益，意味著宗教保守勢力的影響被削弱，但是，絕不意味著王室家族與瓦哈比教派之決裂——二者仍需聯盟關係以維持統治合法性。
對於沙特王室和政府而言，“2030願景”改革計劃不僅是一份經濟改革藍圖，還是後石油時代維護沙特王室統治的“生存路線圖”。
在這個大背景下，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考慮，
沙特王室需要的僅僅是藉助女性的力量搞制衡，並不希望看到女權活動家們脫離王室、獨立自主地發聲，對女權運動問題的政治化傾向保持著高度警惕。從經濟上看，解除女性禁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就業的障礙，有利於提高其勞動參與度和消費能力。
但是，沙特女性就業仍面臨著文化和監管方面的多重壁壘，比如，仍需要男性監護人的授權才能工作；一些被認為危害健康的行業，涉及與異性交往的崗位仍禁止女性參與。
此外，不佳的經濟表現也制約了該國女性的就業發展空間。
“2030願景”出臺以來，沙特政府實施財政緊縮政策，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女性受此影響最大。
官方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7年底，沙特女性失業率高達31%，而男性失業率僅為7.5%。
考慮到沙特經濟恢復強勁增長的動能不足，未來數年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速度仍會較慢。
可以說，沙特女權運動的未來發展，仍將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沙特女性要爭取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顯然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
總監製：王磊
監製：夏宇
編務：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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