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他们会杀了我的！”
因“忤逆”家长、背弃信仰，一个年仅18岁的沙特女孩上周展开了一场跨国“大逃亡”， 她趁一家人在科威特度假、独自逃到机场，登上一架前往泰国的航班，并试图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转机澳大利亚申请避难，但旅程中疑似遭到沙特当局的直接干预，目前被困泰国、并受到了严密控制。
（图为库侬推特截图）
这个名叫库侬（Rahaf Mohammed Al-Qunun）的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连串近乎绝望的求救信息，引发多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她试图得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庇护，以及人权和法律专家的支援。她还特意“艾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沙特女孩逃亡事件再度将沙特女权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虽然去年6月沙特放开禁止女性驾驶汽车的规定，此举被视为女性权利的极大提升，但事实上，女性权益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并且，由于改革步伐迈得太大，也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在随后的7月和8月，沙特政府接连对两位女权活动家及相关人士进行逮捕、审判，改革一时间又陷入僵局。
往前追溯，在三任国王治下，沙特女性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近70年。那么，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权”到底是什么？她们何时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文 | 王诚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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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运动百余年后，沙特开始觉醒
身处阿拉伯沙漠腹地的沙特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各传统部落长期对外封闭，十分保守。
因此，在西方第一代女权运动开展了百余年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沙特女性的权利意识才逐渐觉醒，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先来看第一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19年，年仅13岁的费萨尔国王曾代表沙特政府出使欧洲，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
自1930年起，他长期担任沙特外交大臣。
大约得益于多次出使欧美的经历，费萨尔的开放发展理念远胜其他王室成员。
在1953年成为沙特王储后，他与妻子共同设立了完整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完善了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管理机制——
1953年，开设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
1960年，设立女性教育总局；
1964年，设立女性海外留学奖学金；
1968年，开设第一所女子师范高中；
等等。
这一时期，沙特女性地位的变化有赖于王室及政府的主导，沙特女性自身主动寻求变革的意识并不强烈。
但女子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孕育了女权意识。
沙特历史上首个女性组织“al-Nahda（意为复兴、崛起）”也在利雅得成立。该组织依照伊斯兰教法，通过社会福利项目提高女性能力，促进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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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崭露头角，大胆声索自身权益
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即哈立德及法赫德两任国王执政时期。
在这一阶段，沙特女权运动整体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女权主义者开始崭露头角，大胆声索自身权益，如争取选举与被选举权、参政权、就业和自主择业权、体育活动参与权、驾驶及自由出行权等。
虽然女权运动仍遭到国内保守派势力的反对，但仍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突破——
2001年，1300名女性首度获得沙特公民身份证；
2003年，沙特首次举行“国民对话”，男性与女性首次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对话，讨论如何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然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女权主义者们与以“惩恶扬善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CPVPV）”及 其下辖的“宗教警察”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许多保守派人士借1979年沙特国内宗教极端分子占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大清真寺）事件炒作，向政府施压，从而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划定严格的清规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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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繁荣期，女性开始走向领导岗位
从2005年至今，沙特女性迎来了权利意识觉醒的第三阶段，也即阿卜杜拉及萨勒曼两任国王执政时期。
客观上，沙特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沙特女性参与其中。
并且，沙特女权运动愈发重视争取和掌握话语权——
主动争取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活动日趋频繁，诉求亦愈发多元 ，从解禁驾驶权到禁止童婚，从参与市政选举到反对公共场所的性别隔离，不一而足。
另外，“阿拉伯之春”再度点燃了阿拉伯世界女权运动的火种。
2009年，沙特设立了首座男女混校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
2011年，沙特女性获得期盼已久的政治权利，可参与2015年的地区议会选举。
近几年，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推动下，沙特政府推行“2030愿景”改革计划，放开了沙特女性进入更多公共空间的权利——
正式解除女性“禁驾令”；
限制“惩恶扬善委员会”及宗教警察的权力；
批准女歌手举行公开演唱会；
允许女性进入体育馆观看赛事；
开放多个行业领域，鼓励女性就业；
等等。
沙特政府和企业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担任高管职务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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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乐观，总是进三步、退两步
可以说，执政者的开明、舆论造势以及沙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促成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让沙特内外欢欣鼓舞，即便是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批判沙特改革政策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认可当地社会改革的成就。
不过，沙特社会改革、女权运动发展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步？
仔细观察，事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乐观，沙特女性争取权益之路可谓步履维艰。
以女性驾车权为例。
从法律上，直至1990年，女性驾车在沙特都算不上违法行为，但是，由于不成文的规定，过去50年沙特从来不准妇女驾驶。她们外出，要么需依赖男性亲属代驾，要么花高价召唤车辆。
1990年，47名女性走上街头抗议，遭到官方逮捕并在24小时内被交还给其男性监护人。
“阿拉伯之春”期间，激进的女权活动家玛纳尔（Manalal-Sharif）等多名女性因在社交媒体上传和转发自己的驾车照片和视频而遭官方惩戒。
2014年，露佳茵（Loujain al-Hathloul）因试图从阿联酋驾车进入沙特境内而遭沙特当局拘押逾两个月。
2018年禁驾令解禁前两个月，沙特17名女性发起运动，要求进一步解除女性驾驶限制，如放宽签发驾照规定等，结果遭当局拘留，其中9人至今未能获释。
注：其中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女性学者哈图恩（Hatoon al-Fassi）及知名女权活动家萨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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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在沙特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关键的是，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权”到底是什么？与西方主导的传统女权定义有何不同？
2016年12月，Youtube上发布的名为《关切》（《Hwages》）的音乐录影带，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
视频中，三位出镜表演的沙特女性，虽然“勇敢地”分别驾驶汽车和摩托车，歌唱着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但更让人瞩目的是，这3位女性依然紧紧裹着黑色长袍、蒙着黑色面纱。
沙特政府规定，任何年满12岁的女性，不论国籍，在该国境内都必须身着黑袍。
在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黑袍和黑纱都是沙特女性持续遭受压迫束缚的象征。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在访问沙特期间，均拒绝身穿黑袍以示抗议。
但是，对沙特女性而言，黑袍和黑纱等传统服饰是其国家独特文化的象征，即便是被沙特政府拘押的女权人士，也自愿身穿黑袍。
实际上，本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沙特国内女权人士均认为，西方定义的“女权”在沙特严重“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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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语境：“教法”优先、女权靠边
学者伊泽贝尔（Isobel Coleman）在其著作《脚下的天堂：女性如何改变中东（Paradise Beneath Her Feet: How Women ar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East）》中谈及：
西方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对沙特的父权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带去了高离婚率和助长滥交的负面刻板印象。因此，在沙特推进女权运动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在《伊斯兰教法》限定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而非突破它。
概括起来就是：“教法”优先、女权靠边。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对沙特女权运动最尖锐的批评，恰恰来自于女性群体本身。
2009年，那场名为“监护人最了解我”的请愿运动就是个典例。
发起人是一位时年39岁的沙特普通全职太太、3个孩子的母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与其他15名全职太太一道，征集到了5400多个国内女性的签名。
她们呼吁当时的阿卜杜拉国王拒绝“自由主义煽动分子关于赋予女性政治权利、驾车权利和取消‘监护人’制度的无知无礼要求”。
注：在沙特，每位女性不论年龄及地位，都必须有一名男性亲属作为其监护人，他们在法律和个人事务上对被监护人负责。
此外，她们也排斥明显西化的沙特女权人士在西方电视节目中对沙特女性权益的评论。
在她们看来，这些常年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女权人士“仅剩下一副沙特人的面孔，其理念也与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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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如何重新解释“教法”？
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沙特国内的老一辈女性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都安于宗教势力强加给她们的性别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沙特年轻一代女性不仅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培养，还有大量出国留学接收外部新鲜事物的机会。
如今，沙特国内60%以上的大学生均为女性。
教育的普及造成了不同代际女性之间关于女权的认知鸿沟，沙特国内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结构则进一步拉大了分歧。
2009年的请愿运动就是这种矛盾的结果，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在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所言，是代表着“沙特社会的传统保守势力与自由主义改革派围绕女性权益的激烈争执”。
对于沙特女权运动本身而言，未来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解读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女性权益的规定。
例如，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中明确提及，如果外出旅行的时间超过三天，则女性必须有监护人的陪同方可出行。
这一古老的规定是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好比当代对于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女权活动家们无疑希望有更为进步和现代的解释以便让女性得到更多自由。
但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不会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能否得到捍卫，取决于沙特统治者们能否将宗教与司法这两个体系相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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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的真实想法和严峻的社会现实
由上文可知，沙特各项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王室决定着诸项改革的性质和步伐。
从政治上看，给女性一定程度上的权益，意味着宗教保守势力的影响被削弱，但是，绝不意味着王室家族与瓦哈比教派之决裂——二者仍需联盟关系以维持统治合法性。
对于沙特王室和政府而言，“2030愿景”改革计划不仅是一份经济改革蓝图，还是后石油时代维护沙特王室统治的“生存路线图”。
在这个大背景下，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
沙特王室需要的仅仅是借助女性的力量搞制衡，并不希望看到女权活动家们脱离王室、独立自主地发声，对女权运动问题的政治化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从经济上看，解除女性禁驾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就业的障碍，有利于提高其劳动参与度和消费能力。
但是，沙特女性就业仍面临着文化和监管方面的多重壁垒，比如，仍需要男性监护人的授权才能工作；一些被认为危害健康的行业，涉及与异性交往的岗位仍禁止女性参与。
此外，不佳的经济表现也制约了该国女性的就业发展空间。
“2030愿景”出台以来，沙特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女性受此影响最大。
官方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底，沙特女性失业率高达31%，而男性失业率仅为7.5%。
考虑到沙特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的动能不足，未来数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仍会较慢。
可以说，沙特女权运动的未来发展，仍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沙特女性要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显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总监制：王磊
监制：夏宇
编务：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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