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工中，匠是搞工程的。至於這個工程是什麼，要看在什麼時代，總之匠搞的都是各個時代最核心的工程。
《周禮·冬官·考工記》：
夏后氏上匠。
其後的釋曰：
《論語》文民下居平土，營農種作，故為之治溝洫以通水，通水之官，匠人是，故夏上匠也。
匠在夏代是負責水利工程的官員，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水利部農村水利司司長。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起點，夏這個朝代能夠出現，本身就緣自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大禹治水”。《史記·夏本紀》記載，舜命禹治水：
（禹）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
治水成功後：
九川歸於海，水退地平。於是浚畎澮（田間之溝渠叫做畎澮）。
中國農耕文明之祖，後世所尊奉的“農神”后稷（姬棄，也就是周朝始祖）就在大禹的治水核心團隊裡，而所謂“浚畎澮”也證明了大禹治水同時是一項大型農業水利工程。因此，大禹治水才可以被視為中華文明起點，因為這一水利工程奠定了中國農耕文化的物質基礎。
治水成功後：益主虞，山澤闢。棄主稷，百穀時茂。在大禹的政府裡，他治水的兩大助手，益被任為“水利部長”、棄（后稷）被任為“農業部長”，可知水利與農業是夏的立國之本。其中益的地位和排名又在棄之上，並被禹指定為自己的繼承人，就說明水利是夏朝根本中的根本。也因此，負責具體實施農業水利工程的“匠”非常重要，是稱“夏后氏上匠”。
后稷的後代經公劉而至古公亶父，周人幾經遷播，終於定居於岐山之下，在農耕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了“禮”系統的雛形。《史記٠周本紀》：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
古公（周太王）“乃貶戎狄之俗”是周人系統建立整套意識形態的起點，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這幾乎是禮系統的初步物質模型。負責營築城郭屋室的官員就是“匠”。
《冬官٠考工記》：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周時之“國”，都城也。建國者，都城的修建；營國者；都城的規劃。至此，匠已經從夏代農業水利官員變成了城市建設和規劃官員，類似於現在的建設部城市建設司司長及規劃設計院院長。
匠人“建國”之法，需明水利學、地理學、幾何學、天文學。匠人“營國”之法則分明一部城市規劃學經典教案，其“左宗右社，前朝後市”的原則貫穿古中國城建史三千年，至今面對北京紫禁城，我們看到的依然是這個原則。
於此可知，匠在總稱為“工”的這一大群技術官僚裡，含金量可能是最高的。因為上面這些知識體系明顯都是有哲學做支撐的，能明瞭這些並熟練運用之是絕對的實踐型智者。其所創的城建和規劃之法，是系統的大學科體系，在百“工”中可執牛耳。也很可能正因如此“匠”才作為百工代表，逐漸與“工”連稱，在後世漸成一完成詞彙“工匠”。
從奴到匠的辛酸史
“工”所描繪的技術官僚群像，和裡面最出挑的廳級幹部“匠”，當然投影著一個社會精英團體。但問題是，只有領導幹部和總工程師是建不起屋子，也做不出一堆東西的，必然是要在這些人的領導下另有一大批人艱苦勞作，才能有呈現給後世的璀璨物質文明。這一大批人就是後來被稱為“工匠”的人，至於他們的身份和社會角色是如何發展變化的，或者說“工”與“匠”這種領導稱謂是如何轉變成了他們的名稱，就是下面要說的話題。
在深入這個話題之前，要先做一個說明：這個話題的預設研究背景，是從高古時代到中古時代再到清早期的官營手工業，而不涵蓋非官方的民間手工業。那麼就會有一個疑問：這個背景下所作出的結論，是否具有整體的代表性？應該說是有的，這是因為：
（一）中國數千年官本位文化，所遺汗牛充棟的文獻、史料，多是記錄官方制度與事件的，且有明顯的偏“宏大”敘事特徵。手工業作為“小事”，其資料在史料體系中本來比例就極小，這極小比例的部分還都是官營手工業的制度資料，民間手工業的成體系資料幾乎沒有。
（二）雖然民間手工業的成體系歷史資料幾乎沒有，但官營手工業足以代表古代中國手工業的主要面貌，原因同樣在於數千年官本位文化。因為官營手工業的規模、水平是民間手工業所無法比擬的。同時，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高水平古代文物，或者說所能代表各個時代物質文明水平的古代文物，幾乎都是由官營手工業出品的：不論是出自官作的玉器；還是出自官窯的瓷器；亦或是古建築代表的宮殿及皇家寺、觀。
所以，對官營手工業制度的研究，足以為我們描摹出中國古代“工匠”的變遷路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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