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一軍部隊臨戰訓練期間，謝晉導演就帶著主創人員和剛拍好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到前線試影，軍機關是在文山軍分區禮堂觀看的。也許是身臨其境吧，我們邊看邊哭，不停地用軍帽抹眼淚。當銀幕上出現烈士梁三喜母親邁著小腳，帶著煎餅來看望兒子的墳墓畫面時，我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彷彿想到了自己犧牲後母親悲傷的樣子，一個個跑到門外大哭起來……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產生了將烈士遺體現地火化、骨灰帶回原籍安葬（放）的想法。我們部隊的兵員大多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如果犧牲了就地安葬，他們的親人勢必就要像梁三喜的母親一樣，千里迢迢來掃墓，來一次太不容易了，且不說部分家庭經濟困難，交通也是個大問題啊！
由於組織處負責傷員烈士工作，我們將想法整理成建議上報給了軍領導，沒想到遞過去的夾子被打了回來——“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犧牲後都葬在朝鮮，那裡還是國外呢！我們的烈士為什麼就不能葬在雲南？雲南可是國內嘛。”
幾乎是在同時，一師黨委關於要求將烈士骨灰帶回原籍安葬（放）的報告也到了軍裡。昆明軍區對輪戰部隊的烈士遺體處理並沒有過細要求，一師之所以提出烈士就地火化並將骨灰帶回原藉安葬（放），是緣於上陣地前，負責聯繫地方的一師政治部袁西友副主任與麻栗坡縣楊縣長在烈士陵園內的一次特殊對話。那時我軍收復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剛剛安葬，烈士親屬聞訊後從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縣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負。楊縣長如實表示了自己的憂慮，細心的袁副主任將這一情況在師黨委會上作了報告，提出宜將本部烈士遺體火化帶回原籍安葬（放）的建議，得到了師黨委“一班人”的贊同……
軍黨委經過熱烈討論，將烈士骨灰帶回原籍安葬（放）的意見佔了上風。經請示，昆明軍區考慮我軍輪戰部隊長期駐紮華東地區的實際，同意輪戰部隊設立臨時火葬場，對烈士遺體進行火化，並將骨灰帶回原籍安葬（放），以減輕烈士親屬和地方政府的負擔。也就是從我們一軍開始，所有輪戰部隊犧牲的烈士骨灰都帶回各自家鄉縣以上革命烈士陵園安放或安葬……
戰地烈士遺體火化，是1979年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我國有史以來首次規模性的火化。而第一次的嘗試又不能出任何問題，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難會很多。為此，一軍前指於1984年11月11日專門召開戰場烈士工作會議，軍長傅全有、政委史玉孝出席會議並講話，要求各單位選拔責任心強，對烈士有感情，平時表現好，工作能力強的同志負責這件事，此項工作不能出任何紕漏，不準留後遺症，不能因工作人員的點滴疏忽而影響到幹部戰士的戰鬥情緒……
軍政治部群聯處處長艾新凱和組織處幹事徐志遠被抽調到軍後指牛滾塘，專門負責參戰烈士善後工作，併到大理市預定了大理石骨灰盒。一師政治部下達了關於迅速組建師戰地烈士工作組的命令。由一師組織科幹事韓亞青任組長，宣傳科幹事邱忠榮任臨時黨支部書記——下設兩個黨小組、一個團小組，並從師幹部科、教導隊抽調人員，共21名幹部戰士參加的師戰地烈士火化組很快成立了。
其實，在一軍前指召開戰場烈士工作會議之前，一師政委李繼松、政治部副主任袁西有已經帶著韓亞青等人，對口到正在一線作戰的十一軍觀摩學習，在曼棍洞聽取了三十二師組織科楊科長關於烈士工作的程序、內容、方法及注意事項以後，韓亞青心中初步形成了烈士善後工作的大致方案。觀摩學習回來，他便開始設計烈士登記報表——從烈士搶運登記、轉運登記、團中轉站初步清洗登記到火化場接收登記、遺物登記、火化登記、傷情登記、彈片數量登記和骨灰盒入庫編號等，確信無遺漏後印發各團烈士工作組，並按此組織實施。
一師戰地烈士火化組還到麻栗坡縣城購置一批照相器材，到軍需科領取一批烈士用的軍服（其中幹部軍衣20套、女兵軍衣5套）和100米白布等用品，到麻栗坡烈士陵園領取已結過賬的兩方木料和34口棺材（取消土葬後改為到雲南大理購買大理石骨灰盒），到師醫院領取一批整容器械和10副擔架，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11月28日晚上，一師政治部主任高武生對火化組全體人員進行戰前動員，提出了6條要求。
29日上午9點多，火化組全體同志由硯山分乘兩輛卡車出發，於11點到達西疇縣新街火化場。因這裡條件不具備幹部戰士居住，在當地政府的安排下，21人分住在3戶群眾家裡。
安頓下來以後，韓亞青組織全體人員學習軍委、軍區文件和軍師兩級關於烈士工作的指示精神，圍繞如何做好戰地烈士工作開展討論，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增強大家做好這項工作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韓亞青動員時，主要講了三層意思——
“有人說：人死如燈滅，火化時沒外人在場，領導和家人看不到，搞好搞壞，反正都是一盒灰。這是極其錯誤的。我們是執行武裝任務的人民軍隊，戰友之間親如兄弟，民族恨階級愛戰友情要求我們不能受這種錯誤思想的影響。火化場雖然沒有槍炮聲，但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它的影響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種程度上將超越戰場本身。”
“烈士工作是戰時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做好了，可以極大地激發幹部戰士的愛國熱情，調動他們同越寇浴血奮戰的積極性，並能更好地撫慰烈士的親人，否則，戰場上的負面影響將是非常可怕的，其損失也是難以估量的。因此，我們要時時想著在前線作戰的戰友們，要對得起他們。處處掂量著自己肩上的責任和重託，不辜負上級黨委、首長及參戰的每個戰友對我們的期望。”
“這次烈士工作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社會要求高了。從影片《高山下的花環》可以清楚看到，整個社會和人民群眾對烈士工作的期望越來越高，已由單純的政治要求向基本的人性化要求轉變；二是目前交通條件尚可，加上江浙滬地區經濟相對發達，烈士親屬臨時來隊的可能性增大；三是新街是昆明到前線的必經之地，無論是軍隊首長還是地方領導，都有可能來看一看。這些都要求我們把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責任心體現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決不能讓我們的戰士和烈士的親屬再受第二次痛苦。中央軍委和大後方的全國人民正以期待的眼光在注視著我們……”
在此基礎上，韓亞青對工作流程和人員分工作了明確。
烈士送來後，一是由接收人員辦理登記手續；二是由整容組按照烈士數量分組清洗整容；三是由火化組實施火化並逐人登記彈片，同骨灰一起裝入骨灰盒後，再辦入庫手續。
幹部科姚幹事負責烈士接收登記手續、填寫烈士卡片、陣亡烈士登記表、烈士證明書，給烈士編號，填寫烈士骨灰盒標籤，發放烈士衣服，對烈士遺物進行登記和保管；宣傳科邱幹事負責全體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點做好烈士遺容攝像工作；教導隊樊隊長、謝副教導員負責烈士遺體整容和行政管理工作；韓亞青則負責上下協調和烈士火化、骨灰入庫工作……
同時，根據上級“烈士遺體不得留置異國他鄉，所有遺體必須運回火化”的要求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火化組還制定了詳細的工作規定。一是當天接收的遺體當天火化，無特殊情況不準過夜。二是為烈士遺體整容時，能縫合的傷口必須縫合，能拍照的儘量拍照，確保無血跡、無泥土、無未縫合和未包紮好的傷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該穿的衣物必須完整；每整容一名烈士，幹部無特殊情況都要到場並進行檢查驗收，務必做到“領導檢查不檢查一個樣，護送人員在場不在場一個樣”；負責火化的人員要對烈士遺體輕抬、輕放、慢輸送；火化後要一人一清爐，務必骨灰完整。三是對戰區傷亡情況，要嚴加保密，不準向其他人透露，與烈士是同鄉或同學的，不準將其犧牲的情況告訴家裡，免得造成工作被動。四是烈士骨灰盒不準讓任何人帶走。五是工作嚴肅認真，堅決杜絕戲笑、打鬧和開玩笑行為，如有家屬來隊，一定要熱情接待，做好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
通過學習、動員和討論，火化組出現了兩個明顯變化：一是前幾天一直鬧著要同戰友一起到一線真刀真槍乾的，安下了心，認識到自己崗位特殊、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二是搶運烈士有時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出現過傷亡三四人搶一個烈士遺體的壯烈場面，與一線官兵的這種危險性、艱苦性相比，我們更沒理由做不好戰地烈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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