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一军部队临战训练期间，谢晋导演就带着主创人员和刚拍好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到前线试影，军机关是在文山军分区礼堂观看的。也许是身临其境吧，我们边看边哭，不停地用军帽抹眼泪。当银幕上出现烈士梁三喜母亲迈着小脚，带着煎饼来看望儿子的坟墓画面时，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仿佛想到了自己牺牲后母亲悲伤的样子，一个个跑到门外大哭起来……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产生了将烈士遗体现地火化、骨灰带回原籍安葬（放）的想法。我们部队的兵员大多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如果牺牲了就地安葬，他们的亲人势必就要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千里迢迢来扫墓，来一次太不容易了，且不说部分家庭经济困难，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啊！
由于组织处负责伤员烈士工作，我们将想法整理成建议上报给了军领导，没想到递过去的夹子被打了回来——“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后都葬在朝鲜，那里还是国外呢！我们的烈士为什么就不能葬在云南？云南可是国内嘛。”
几乎是在同时，一师党委关于要求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放）的报告也到了军里。昆明军区对轮战部队的烈士遗体处理并没有过细要求，一师之所以提出烈士就地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藉安葬（放），是缘于上阵地前，负责联系地方的一师政治部袁西友副主任与麻栗坡县杨县长在烈士陵园内的一次特殊对话。那时我军收复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刚刚安葬，烈士亲属闻讯后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县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负。杨县长如实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细心的袁副主任将这一情况在师党委会上作了报告，提出宜将本部烈士遗体火化带回原籍安葬（放）的建议，得到了师党委“一班人”的赞同……
军党委经过热烈讨论，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放）的意见占了上风。经请示，昆明军区考虑我军轮战部队长期驻扎华东地区的实际，同意轮战部队设立临时火葬场，对烈士遗体进行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籍安葬（放），以减轻烈士亲属和地方政府的负担。也就是从我们一军开始，所有轮战部队牺牲的烈士骨灰都带回各自家乡县以上革命烈士陵园安放或安葬……
战地烈士遗体火化，是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性的火化。而第一次的尝试又不能出任何问题，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很多。为此，一军前指于1984年11月11日专门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军长傅全有、政委史玉孝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各单位选拔责任心强，对烈士有感情，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负责这件事，此项工作不能出任何纰漏，不准留后遗症，不能因工作人员的点滴疏忽而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
军政治部群联处处长艾新凯和组织处干事徐志远被抽调到军后指牛滚塘，专门负责参战烈士善后工作，并到大理市预定了大理石骨灰盒。一师政治部下达了关于迅速组建师战地烈士工作组的命令。由一师组织科干事韩亚青任组长，宣传科干事邱忠荣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下设两个党小组、一个团小组，并从师干部科、教导队抽调人员，共21名干部战士参加的师战地烈士火化组很快成立了。
其实，在一军前指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之前，一师政委李继松、政治部副主任袁西有已经带着韩亚青等人，对口到正在一线作战的十一军观摩学习，在曼棍洞听取了三十二师组织科杨科长关于烈士工作的程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以后，韩亚青心中初步形成了烈士善后工作的大致方案。观摩学习回来，他便开始设计烈士登记报表——从烈士抢运登记、转运登记、团中转站初步清洗登记到火化场接收登记、遗物登记、火化登记、伤情登记、弹片数量登记和骨灰盒入库编号等，确信无遗漏后印发各团烈士工作组，并按此组织实施。
一师战地烈士火化组还到麻栗坡县城购置一批照相器材，到军需科领取一批烈士用的军服（其中干部军衣20套、女兵军衣5套）和100米白布等用品，到麻栗坡烈士陵园领取已结过账的两方木料和34口棺材（取消土葬后改为到云南大理购买大理石骨灰盒），到师医院领取一批整容器械和10副担架，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1月28日晚上，一师政治部主任高武生对火化组全体人员进行战前动员，提出了6条要求。
29日上午9点多，火化组全体同志由砚山分乘两辆卡车出发，于11点到达西畴县新街火化场。因这里条件不具备干部战士居住，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21人分住在3户群众家里。
安顿下来以后，韩亚青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军委、军区文件和军师两级关于烈士工作的指示精神，围绕如何做好战地烈士工作开展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大家做好这项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韩亚青动员时，主要讲了三层意思——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火化时没外人在场，领导和家人看不到，搞好搞坏，反正都是一盒灰。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是执行武装任务的人民军队，战友之间亲如兄弟，民族恨阶级爱战友情要求我们不能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火化场虽然没有枪炮声，但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的影响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越战场本身。”
“烈士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了，可以极大地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同越寇浴血奋战的积极性，并能更好地抚慰烈士的亲人，否则，战场上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可怕的，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们要时时想着在前线作战的战友们，要对得起他们。处处掂量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托，不辜负上级党委、首长及参战的每个战友对我们的期望。”
“这次烈士工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要求高了。从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烈士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已由单纯的政治要求向基本的人性化要求转变；二是目前交通条件尚可，加上江浙沪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烈士亲属临时来队的可能性增大；三是新街是昆明到前线的必经之地，无论是军队首长还是地方领导，都有可能来看一看。这些都要求我们把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心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决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和烈士的亲属再受第二次痛苦。中央军委和大后方的全国人民正以期待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
在此基础上，韩亚青对工作流程和人员分工作了明确。
烈士送来后，一是由接收人员办理登记手续；二是由整容组按照烈士数量分组清洗整容；三是由火化组实施火化并逐人登记弹片，同骨灰一起装入骨灰盒后，再办入库手续。
干部科姚干事负责烈士接收登记手续、填写烈士卡片、阵亡烈士登记表、烈士证明书，给烈士编号，填写烈士骨灰盒标签，发放烈士衣服，对烈士遗物进行登记和保管；宣传科邱干事负责全体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做好烈士遗容摄像工作；教导队樊队长、谢副教导员负责烈士遗体整容和行政管理工作；韩亚青则负责上下协调和烈士火化、骨灰入库工作……
同时，根据上级“烈士遗体不得留置异国他乡，所有遗体必须运回火化”的要求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火化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规定。一是当天接收的遗体当天火化，无特殊情况不准过夜。二是为烈士遗体整容时，能缝合的伤口必须缝合，能拍照的尽量拍照，确保无血迹、无泥土、无未缝合和未包扎好的伤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该穿的衣物必须完整；每整容一名烈士，干部无特殊情况都要到场并进行检查验收，务必做到“领导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护送人员在场不在场一个样”；负责火化的人员要对烈士遗体轻抬、轻放、慢输送；火化后要一人一清炉，务必骨灰完整。三是对战区伤亡情况，要严加保密，不准向其他人透露，与烈士是同乡或同学的，不准将其牺牲的情况告诉家里，免得造成工作被动。四是烈士骨灰盒不准让任何人带走。五是工作严肃认真，坚决杜绝戏笑、打闹和开玩笑行为，如有家属来队，一定要热情接待，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通过学习、动员和讨论，火化组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前几天一直闹着要同战友一起到一线真刀真枪干的，安下了心，认识到自己岗位特殊、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二是抢运烈士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出现过伤亡三四人抢一个烈士遗体的壮烈场面，与一线官兵的这种危险性、艰苦性相比，我们更没理由做不好战地烈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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