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總體戰中，為落實“軍事第一”的思想，戰時的國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上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在各個省推行“軍人治政”的政策，由軍事將領兼理或轉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該省的行政大權，希望以此加深軍、政聯繫，實現軍、政配合的目的。
將封疆大吏的權力交給帶兵打仗的“武裝同志”，在學理上頗符合邏輯，地方長官和駐軍首腦同出自軍界，似乎就可以避免歷史上一直以來存在的文、武之爭。實際運行中，如此安排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另外不少地方同樣可以看到，“軍人治政”並沒有促進軍、政之間的和諧，反而事與願違地引發了雙方的對立。究其原因，除了戰時體制下一切資源優先流向軍方而加重了地方上的各類負擔外，不同派系的軍人以及軍事集團之間一直潛在的矛盾，或許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這些地方的軍、政對立中，尤以第五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的衝突最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戰區與陳誠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間，圍繞糧食徵集和地方行政展開了多輪纏鬥，場面數度陷入僵持，以至於居間調停的蔣介石也時常感到尷尬。
第五戰區駐鄂及其“桂系化”的特徵
第五戰區作為抗戰時期資格最老的戰區，戰爭伊始即告成立。1937年10月12日，軍委會發表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節徐州，作戰任務為防守津浦路南段。1938年，第五戰區歷經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司令長官部駐地和防區隨著交戰區域的變化不斷變化。當戰事進入相持階段，第五戰區正式進駐湖北，其防區位於鄂北、豫南及敵後的鄂東、皖西大別山區。
此後該戰區儘管所轄地域不斷變化、長官部駐節位置幾經遷移，所屬部隊時有增減，但始終沒有離開湖北，與第六戰區一道，成為戰時湖北最為重要的軍事存在 。
然而，與抗戰時期多數戰區不同，第五戰區帶有較為明顯的派系色彩——該戰區存在著“桂系化”的特徵。一些研究認為，抗戰時期蔣介石較為成功地分化了地方軍事集團，擴大了嫡系部隊的比重，軍隊的“中央化”進程得以加快，這種看法大致不錯。然而地方軍事集團面對蔣介石的瓦解和吞併，也採取了各自抱團、相互奧援的辦法加以抵制，試圖保存其統序的完整，併力爭獲得發展的機會。抗戰時期未被蔣介石瓦解且得以擴張的地方軍事集團中，最為突出的除了閻錫山的晉綏軍外，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武裝。
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
廣西軍隊的長期存在，是第五戰區得以“桂系化”的基礎。表面上，桂系部隊在第五戰區中佔的比重不算太高，但其主體地位十分穩固。在桂系控制的廣西、安徽兩省政府的支援下，廣西軍隊人馬較為齊整，補給也相對充分，且除正規部隊之外，還握有相當數量的保安團和遊擊部隊，其實際兵力估計可達20萬人。
第五戰區的其他部隊如西北軍、川軍等地方軍、師，往往在其他戰區得不到重用，蒙李宗仁特意關照，才在第五戰區暫時棲生。它們與桂系的關係總體交好。如戴笠在1942年12月致蔣介石的密報中所說：李宗仁對於“凡隸屬五戰區之部隊，除李品仙所部外，餘如第二集團軍、第十二集團軍，以及原隸屬第卅三集團軍，均極盡賣好勾結之能事，軍紀之敗壞不問，地方之陳述不理，反而多方庇護，籍以結其歡心”。儘管第五戰區各派武裝雜處，但多聽從李宗仁的指揮號令，多唯桂繫馬首是瞻。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
第五戰區“桂系化”的特徵，主要表現在其軍令、軍政方面始終保持著較高的獨立性。軍令方面，李宗仁在戰區的指揮中享有較大的自由。甚至對蔣介石的號令抗命不遵。如1940年的棗宜會戰，第五戰區就不遵蔣介石的命令，迴避作戰。使蔣介石在日記中批評李、白二人“不願積極抵抗，而以退縮避戰為能”。
軍政方面，桂系對第五戰區的把控主要體現在各級人事的任免上。戰區長官部機關中，除參謀長、參謀處長、衛生處長外，其他政治部主任、軍務、副官、軍需處長、兵站總監、軍法執行監均由桂系將領擔任。第五戰區最核心的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的總司令與所轄的第七軍之軍、師一級主官，八年間全由第五戰區推薦廣西將領擔任。桂系在第五戰區甚至留用了部分“反側分子”。戴笠向蔣介石報告說，設於第五戰區的中央軍校第八分校中，大量的東北籍教官“系參加西安事變分子”，而“該分校各級負責人中，亦有不少西安事變分子”；此外，李宗仁對於“背叛中央之曹文彬（原範石生部旅長）與鄂省府撤職之鐘祥縣長曾憲成，均委為縱隊司令，待遇獨優”。
蔣介石對於第五戰區的種種情況一清二楚，但始終採取容忍的態度，一方面因為李宗仁、白崇禧位高權重，又實實在在握有數十萬軍隊，不免投鼠忌器；另一方面，客觀上桂系軍隊在抗戰中表現尚佳，蔣介石也有利用其對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因而，第五戰區在“桂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從嚴重出長鄂省到陳誠兼理省政
第五戰區在湖北的長期存在，對於戰時湖北的安全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其“桂系化”特徵，使其與中央的關係變得越發微妙。同時，戰區與其駐地的湖北省府之間，也因為種種原因矛盾重重並逐漸走向對立。隨著一位將領來到湖北省府恩施親自兼理省政，此間的軍、政對立進一步演化成持續不斷的摩擦和數度激烈的爭鬥。這位將領就是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陳誠。
抗戰之前，除了國民政府尚未能實現有效統治的華北、西南、西北諸省外，其餘多數省份的省主席已由文官擔任。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此種格局迅速轉變。在蔣介石的提議下，為軍事便利起見，交戰區域開始實施軍、政合一，由現職將領擔任戰地省主席。在這樣的潮流中，位於交戰區域的湖北省之省主席一職，也在1938年6月，改由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武漢衛戍司令的陳誠兼任。不過，此時陳誠的工作重心尚在組織武漢會戰，省府工作基本由時任湖北省民政廳廳長嚴重代為負責。1939年1月31日，國民政府明令嚴重為湖北省府代主席。
嚴重字立三，生於1892年，湖北麻城人，在湖北當地享有較高的聲望。他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五期，後擔任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總隊長，與保定、黃埔兩系軍人關係密切，尤與鄧演達交厚。北伐成功後桂系曾短暫控制湖北，嚴重於此間擔任湖北省民政廳廳長，但旋即掛印隱居廬山近十年之久。1937年10月嚴重出山，先後擔任湖北省民政廳廳長、代省主席直至陳誠親政為止。
嚴重上任以來，便陷入各方面的重重困難，湖北省的各項工作無法推動。省府內部既不團結，又缺乏得力干將。嚴重在1939年4月3日致函陳誠，稱“湖北省府到現在是再不能不根本改造了”，明言“代你負責的我，到現在實再無法維持了”，湖北省府“一府中，主客雜陳，糾紛更多，負責主持人所受痛苦，非局外人想象所能及”。之後他在1939年11月27日再次致信陳誠，詳細說明困境：屬意的王東原無法赴鄂相助，作為元老的張難先、石瑛負擔不了實際工作，建設廳代理廳長向雲龍不能勝任。湖北省的政府委員太少，“連缺額都補不足，往往開會不足人數”，以致很多工作實際無法開展。
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嚴重
同時，嚴重已經感受到來自第五戰區的壓力。桂系李、白早在醞釀以廣西將領出任湖北省主席一職的計劃，其中既有讓李品仙來鄂主政的方案，又有李宗仁直接兼理湖北省政的方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嚴重承擔的壓力不言而喻。他在1939年4月3日的信中，讓陳誠特別選擇一個“身強氣壯”的“非湖北”籍的“現役軍人”來代理省主席。其中“身強氣壯”和“現役軍人”的要求，多少反映了嚴重作為一個前輩文官在強勢帶兵將官面前的難以作為。嚴重告訴陳誠：湖北“全省八分之六，已劃入第五戰區”，勸陳誠“不便掛一個頭銜，儼然對峙著”，不如讓羅卓英這樣的次一級將領去應付。這顯然帶有退避求全的意味。
受制於各種問題，嚴重代行省政期間始終無法有效行政，對於湖北各方面的實際管控較為薄弱，相應地與第五戰區之間發生摩擦的機會也就不至於太多。面對強勢軍方的壓力，代理省主席嚴重對“桂系化”的第五戰區大體保持迴避和退讓的低姿態，即便軍、政雙方出現矛盾，尚可能由於省府一方的主動示弱，而不至於升級為公開的對立。因而嚴重長鄂時期，第五戰區與湖北省府之間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中，維持著表面的平靜。
然而此種平衡中的嚴重顯然並不愉快，不斷嘗試從代理省主席位置上脫身。而在1940年6、7月間，為了拱衛陪都，軍委會從第五、第九戰區劃出一片地域，恢復第六戰區的建制，司令長官由陳誠擔任。陳誠於1940年7月接到命令，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原本仍打算由嚴重繼續代理湖北省主席一職，但嚴重去意已決終不便強留。陳誠只得前往位於恩施的湖北省府，親自兼理湖北省政。
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
陳誠最初並未打算在省政方面大展宏圖，僅求省政可以保障第六戰區完成拱衛陪都的軍事任務。誠如他在家信中言，擔任省主席“本非吾之所願，但為適應軍事之要求，實無法推辭也。”他對蔣介石也如此表態：“惟在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只有求其如何配合軍事之需要。其他一切，當待諸異日也。”
然而事態的發展卻不樂觀，“桂系化”的第五戰區對出身中央軍的陳誠充滿了警惕，並試圖阻撓其兼理省政。時任軍委會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在1940年8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健生對戰區長官不兼主席日來兩次提催，蔣先[生]對此一時頗難籌措，（因人選頗難允當）。”位置相對中立的徐永昌此時也不禁感嘆：“按健生似已忘了前此亟亟於李長官兼主席矣。”桂系首領們對陳誠兼任省主席的抵制，為之後湖北省的軍、政關係定下對立的基調。
鄂東人事矛盾的醞釀
1938年武漢會戰之後，中日雙方的戰線基本維持在棗陽、宜昌一線，陳誠領銜的湖北省府實際能夠控制的僅是鄂西、鄂北，以及鄂南的數十個縣，與皖西交界、原屬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區的鄂東地區，遂成為遠在敵後的一塊“飛地”。在軍事轄區劃分上，鄂東地區屬於第五戰區所轄範圍，位於廖磊（後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團軍防區之內。從武漢會戰前後，鄂東地方行政和人事相當程度受到第五戰區和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影響。
1938年桂系控制安徽省後，便嘗試將鄂東納入其勢力範圍。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在鄂東辦理“鄂東干部訓練班”，自兼主任，調第七軍幹部擔任指導員，訓練鄂東各縣鄉鎮人員及動員委員會和社會中的知識青年，待其結業後便被派往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區（以下簡稱“第二區”）專員程汝懷處，請程汝懷安排工作。程汝懷只得遵其命令，將這些學員派到所屬各縣擔任聯保主任。由此，第二十一集團軍遂將其觸手安插到鄂東地方行政的基層。
與此同時，在鄂東各縣縣長人選問題上，廖磊及繼任者李品仙亦介入其中，逐漸撤換過去的老人，改委桂系或親近桂系的人員出掌各縣縣政。後來陳誠致信蔣介石控訴：“如以軍事之力量，破壞行政之系統，已為法令所不許，若更以協調軍政為口實，任意撤換地方官吏，以便利其收稅走私之目的，則危險孰甚焉。鄂東各縣，於二十七年自十二月上旬起，由廖故總司令撤換多人，至二十九年上季，原有之縣長，完全換盡，幾每一縣缺，必須受當地軍事長官之支配。”
不過，第五戰區掌控鄂東地方人事的關鍵，還在於專員程汝懷。程汝懷於1928年曾在胡宗鐸的引薦下依附桂系，擔任第十九軍副軍長，蔣桂戰爭後桂系退出湖北省，程氏短暫賦閒後起復，始終在鄂東擔任縣長、專員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程汝懷出任湖北省第二區專員，之後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成立，又兼任總指揮。表面上，作為桂系舊同事，程氏與廣西將領們尚屬融洽，但實際上更傾向於湖北省府一方。如此態度，使他成為第五戰區和第二十一集團軍欲除之後快的目標。
1940年初，為了加強管理鄂東地區，湖北省府改第二區專署為鄂東行署，委任原第二區專員程汝懷為鄂東行署主任，全權負責鄂東行政工作。鄂東行署成立後，湖北省府在這一地區的有效行政開始建立。陳誠後來回憶：“鄂東行政的日臻上理，減少了第五戰區當局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過去軍方在地方行政中的種種作為，“不免漸遭淘汰”。甚至在軍事轄區劃分上，鄂東也開始嘗試脫離第五戰區所屬之鄂豫皖邊區的轄制。這無疑破壞了第五戰區掌控鄂東的企圖，軍、政之間在地方人事問題上存在的衝突，似乎就要爆發了。
矛盾的爆發點仍集中在新任行署主任程汝懷。1939年，程汝懷的親信、羅田縣黨部書記長曾與武漢的敵偽交換物資，被親桂系的英山縣縣長楊必聲告發。廖磊遂以之為契機，借通緝該書記長以打擊程汝懷。後來陳誠出面轉圜，迫使廖磊收回通緝，調走楊必聲了事。但此事並未了結，廖磊去世後李品仙接任其位置，繼續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於1940年底聯合其戰區長官李宗仁先後派人去恩施，以程汝懷在鄂東貪汙、走私、通敵為名，要求懲辦他並調整鄂東人事安排。圍繞鄂東人事矛盾發生的軍、政對立，正式拉開序幕。
鄂東行署主任程汝懷手跡
桂、陳“驅程”大戰
圍繞鄂東人事矛盾展開的軍、政對立，以程汝懷的去留為核心。軍方旨在“驅程”以改委親近桂系的人，從而控制鄂東；省府方面則積極反對“驅程”，以此力求緊緊握住鄂東的有效行政。“驅程”大戰進行了數個回合，桂系和陳誠之間因此一度劍拔弩張。
陳誠對於二李（即李宗仁、李品仙）前述的控告並不相信，但仍於1941年1月修書兩封分致二李釋放善意。他在致李宗仁的信中說自己回任省政僅四個月，考慮不周，“自當嚴飭程主任，整飭部屬，服從鶴齡（李品仙字，引者注）兄之指導；軍政協調，以收一致之效”。陳誠致李品仙的信中，表示：“鄂東事擬與德公、健兄妥商，弟無成見，一惟德公、健兄之意旨是從。”陳誠同時還致電程汝懷令其整頓部屬，並強調“對於友軍，須顧全大體，以求得工作之協同。”
在釋放善意、批評程汝懷的同時，陳誠也謀劃著給李宗仁一個“軟釘子”進行還擊。李宗仁曾致電陳誠，言接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王仲廉之建議，欲由第五戰區在淪陷的鄂中各縣，保薦軍隊長官兼任縣長，陳誠對此婉言拒絕：“惟戰區內用人行政應歸行政系統，至監督指揮則歸軍事長官……蓋政治固應與軍事配合，期收一致之效。而行政系統，亦覺不容紊亂”，若李宗仁願派縣長，須得來省進入縣政研究班學習，由省府甄審合格方能就任。此舉實際上褫奪了第五戰區對於鄂中淪陷區各縣縣長的任免權，對李宗仁的打擊可謂不大。
陳誠表面敷衍、背地還擊的做法，自然不能讓第五戰區接受，二李志在“驅程”，程汝懷不走，軍方的目的就達不到。1941年5月29日，李宗仁電報通知陳誠，稱：“為調整人事，刷新吏治，俾與抗戰軍事配合起見，擬請裁撤鄂東行署，恢復專員制”，而專員的人選，則擬定為桂系第一七二師副師長曹茂琮。作為軍事長官，隨意要求改組一級地方行政機構，並指派軍方的屬官擔任新成立機構之長官，如此要求已經相當過分。
而且，二李很快便採取斷然行動，試圖以“釋兵權”的方式瓦解程汝懷的軍權。先是由李宗仁在6月初單方面宣佈將鄂東遊擊總指揮部撤銷，程汝懷也被其免職。接著李品仙直接致電程汝懷，改設鄂東遊擊部，令其將指揮權交由桂系第四十八軍副軍長程樹芬。
如此舉動直接藐視了湖北省府權威，陳誠再也不能隱忍為謀，在6月27日提出議案，重申設立湖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區保安司令部，專員及區保安司令均由程汝懷擔任。湖北省府隨即通過此議案，並指示程汝懷將掌控的遊擊部隊改編為保安旅、團。
不久，第五戰區派出的程樹芬來到鄂東，卻接收不了任何機關和部隊，撲了一個空。二程（程汝懷、程樹芬）之間，頓成劍拔弩張之勢，“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極大。7月20日，陳誠致電李宗仁，稱接受軍方派出的程樹芬擔任遊擊部新指揮官，但遊擊部隊已改為保安旅、團，仍歸程汝懷指揮。他還分電二程，希望軍、政和諧，洽商辦事。
至此，第五戰區和湖北省府走到了公開對峙的階段，軍、政對立進入高潮。此間從黃岡（鄂東行署所在地）到立煌（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再到老河口直至重慶，第五戰區和湖北省之間的筆墨官司一直不斷。其中，陳誠在三個月之內就此事曾三次致電、致函蔣介石，尋求中央的明確支持。而桂系則持續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李宗仁對於第五戰區無法任免一個小小的遊擊司令感到惱怒，通過白崇禧向蔣介石以“辭職”相威脅。
最終蔣介石為了顧及第五戰區乃至整個桂系的臉面和利益，只好迫使陳誠做出讓步。最終，國民政府在1941年12月6日做出了明顯有利於第五戰區的裁決：撤銷鄂東遊擊總指揮部，依戰區的意見設置遊擊總指揮官，游擊隊的三分之二歸總指揮官指揮；鄂東遊擊隊和當地保安團均聽命於第五戰區；鄂東軍、政分開，其行政由湖北省府管轄。
然而桂系“驅程”的目標仍未實現。時任軍法執行總監的湖北人何成濬對此憂心忡忡，認為“今如此解決，李品仙必不甘心，或將挑動李宗仁等，假詞向中央欺騙威脅，期中央再容納其要求，亦未可知。”後事果真被何氏言中，李宗仁仍力主替換程汝懷。
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何成濬
陳誠萬般無奈之下，在1942年10月8日與李品仙談判後，於10月12日經蔣介石首肯，同意鄂東的軍權交給之前李品仙派出的程樹芬，成立挺進軍總指揮部；第二區行署專員由第五戰區屬意的李石樵取代程汝懷。終於，此次糾紛以第五戰區控制鄂東軍、政大權的結果得以解決。此後，第五戰區控制下的鄂東對於湖北省的政令陽奉陰違甚至全然漠視，陳誠三令五申也無濟於事。
以地方人事任免為核心的鄂東危機，醞釀於1938年，在1941年迅速激化並導致軍、政公開對立，且在1942年底以軍方的勝利告終。這一輪的博弈中，軍方佔據先手並接連發難，最後在蔣介石的調停下取得勝利，而類似的情況，在軍、政之間下一輪的較量中再度上演。
（本文原發表於《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原標題為《抗戰時期第五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的軍、政對立》，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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