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魏國的鏡像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三良》曹植，創作於東漢末期或三國時期
公元前357年，一場盛大的葬禮正在齊魯大地上舉行。逝者是田齊桓侯，也就是田氏被周室授予侯爵之位以後的第二代齊侯。至於葬禮的具體細節不甚明確，想來魏、韓、趙、楚、燕、秦、宋、魯等國的君主或重臣都會參與這場重要的葬禮，並向新繼位的齊威王致意。
對於絕大多數歷史愛好者而言，“田齊桓侯”應該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諡號。但對於他的另一個諡號——蔡桓公——按道理每個人都應該非常熟悉。
從近現代中醫學及現代醫學的角度分析，田齊桓侯的死因可能是風寒溼證或癌症所致。當時，稷下學宮的醫家代表人物扁鵲曾發現了田齊桓侯的早期症狀，並且看到了病情在不斷惡化。只是田齊桓侯一直不配合治療，直到進入晚期時才追悔莫及，但此時扁鵲早已逃離了齊國。
《扁鵲見蔡桓公》是發生在公元前357年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一年是魏惠王13年，秦孝公5年，楚宣王13年，韓昭侯6年，趙成侯18年。就在這一年的2年前，公孫鞅遊說秦孝公，變法被提上日程。也就是在這一年的1年後，秦國正式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至於當時扁鵲逃離齊國以後選擇的目的地，也正是秦國。
但是，他為什麼偏偏會選擇秦國呢？
在大梁，在邯鄲，在西河，當地的學術氛圍遠超過遠在西僻的秦國。扁鵲作為醫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離開稷下學宮以後居然會遠遁秦國，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行為。
有關當時扁鵲的抉擇，可能需要從最開始探索才能找到答案。
早在300年前的秦穆公時期，秦國就開始想方設法吸引東方的頂尖人才，但由此也出現了“晉國化”的跡象。
在當時，百里奚任秦相，其密友蹇叔任上大夫、右相，其子孟明視任秦將，秦廷內部出現了卿權膨脹的現象。
到秦穆公後期，子車氏如日中天，其三子奄息、仲行、針虎均在秦廷內擔任要職，而且名聲也尤其顯赫，在當時被稱為“三良”。
公元前628年，晉文公逝世，晉國卿權的不可控已昭然若揭。至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即將到了彌留之際，解決秦國卿權的問題已迫在眉睫。
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秦穆公勒令三位重臣以身殉葬，這在當時應該是一次非常惡劣的政治事件。在《詩經•秦風•黃鳥》的詩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秦人對秦穆公這一行為的痛恨。不過，我們如果站在秦穆公的角度上看，似乎他也確實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
自此，秦國與晉國的軌道正式分道揚鑣。晉國在卿權的無限膨脹中盛極一時，而秦國則在和楚國的世代聯姻中不斷加強著君權和楚系外戚的實力。
從上述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秦國對中原尤其是晉國的變革是一種學習的態度，但這種態度是在辯證的角度下有所保留的吸納。
在之後，晉六卿的領地內出現了授田的變革，農業生產開始走向戰國式的小農經濟。
同時，可能是晉六卿對龐大封地的治理經驗給了其他諸侯國以啟發，封君制應該已經發生了悄然地改變，封君制逐漸出現了“戰國化”的特點——也就是封君無法對封地實現絕對化的統治，而是必須遵從公室的統一法令、人事安排和軍事調度。
至於封君制改變的具體時間節點不甚清楚，考慮到此事的敏感程度，可能是一個漫長的改變過程。相對接近的時間節點，推斷下最有可能是在楚昭王復國以後的大肆封君——這一行為的真實目的很有可能是在稀釋舊封君或換取縣公權力，使新式的封君制度坐實。
到春秋末期，楚國白公之亂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集權化國家叛亂特點：
白公勝在叛亂時已經不再依靠封地內的法理權力，而是靠地處軍事前線的藉口不斷擁兵自重，然後竊取地方軍事權力實現軍閥化，再向郢都方面發起軍事挑戰。
上述兩類“戰國化”變革可能也出現在了秦國。由於授田和封君改革的影響面積較大，且涉及各階層的核心利益，絕不可能在一個極短的時間節點完成，而是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這種趨勢最起碼應該發生在春秋後期，由此才能解釋秦國在戰國初期和中前期的顯赫變法成果。
公元前453年，秦厲共公24年，晉國最具權勢的卿族智氏被韓、魏、趙三氏聯合剿滅。殘存的一部分智氏族人逃往秦國，大致受到了秦厲共公的善待和重用，之後其他的智氏殘餘也陸續投奔秦國。
秦厲共公為什麼會善待智氏呢？
想來，最大的可能性莫過於他需要引進來自晉國的一種經驗——晉國卿大夫統治龐大的封地時，如何架構相應的官僚系統。
從春秋已知的史料看，從貴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轉化應該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在秦躁公逝世時，秦國內部出現了一系列動亂，很有可能與變革有關。至秦靈公時期，秦國已經開始向嘗試向魏國發動反攻。
公元前409年，秦簡公6年，秦伯勒令百官皆佩戴劍，可見當時秦國的官僚體系內已經存在很大一部分人不是貴族，而這一勒令也意味著秦國的貴族政治早已被打破，其官僚體系也趨於成熟。
也就在下一年，即公元前408年，秦國終於執行初租禾，也就是按耕地面積收租稅。至此，秦國戰國化的進程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變法還為時尚早。
如果這是我們把目光挪到緊鄰的三晉之地，就會發現一個尷尬的事實——其實早在37年前，魏文侯就已經為變法開始佈局。
魏文侯，即魏斯，在位時間長達50年，是戰國時期的第一位雄主。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他在位50年中的相關事蹟，會發現這是一位強大的不可思議的君主——可能只有戰國末期的秦始皇能與之相提並論。
從目前已知的歷史事件看，魏文侯應是一個極具野心的鐵腕統治者，有著超人的狡詐、膽識和手段，並且非常擅長把這一切掩藏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
儘管我們通常稱其為“魏文侯”，但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其實大部分時間並不是“魏侯”，而是“魏子”。
所謂的“子”，是春秋時期封君的尊號。儘管當時周朝的等級制度已經瓦解，但僅靠一個“魏子”的頭銜讓各地望族臣服，依舊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可想而知，魏文侯的變法阻力應該是特別巨大的，更何況在他之前還從未有過變法的先例。在這種情況下，天才、野心、手腕、時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關魏文侯的變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禮遇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大儒——這一階段應該是在道義上增強魏國的君權；
第二階段，重用吳起、西門豹、樂羊、李悝等能臣——這一階段應該是在政績上達成變革的既成事實；
第三階段，任用李悝為相，正式宣佈變法——這一階段應該是最終坐實並全面深化變法。
從魏文侯的變法記錄看，其實戰國時期的變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在某個非常短的時間節點內完成，而是一個需要長期鋪墊、長期佈局的過程。
之所以這麼麻煩，根本原因在於任何改革表面上都會冠以“強國”、“富國”的政治口號，但本質上都是剝奪舊利益集團的全部或一部分權益，建立新的利益集團。
以百日維新為例，就是剝奪舊知識分子的利益，建立以新知識分子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以辛亥革命為例，就是剝奪皇室貴胄的利益，建立以買辦、軍閥、地主等為核心的利益集團。
說到這裡，我們就都明白了：
我們所謂的“變法”，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而“變法”的時間節點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變”，而是以君權為核心的新的利益集團正式向舊利益集團攤牌，逼迫其接受既得利益者變更的事實。
接下來，我們又會明白一件事：
“變法”本身是一種非暴力的利益分配方式，它和“國強”本身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因果關係，而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過程。只有國勢處於上升趨勢，君主才有實力扶持新的利益集團推行變法；也只有推行變法，才能進一步增強國勢。歷史上無數次因為國力衰弱而推行的變革，無一不是加劇該國的滅亡，其根本原因也正是於此。
仔細的讀者可能還會發現一個重要的信息，魏文侯從變法的一開始就觸及最重要的人事內容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魏文侯任用的重臣中，幾乎無一人是宗室貴族。權力是利益的根本，而權力正是來自於官僚體系裡的人事分配。實際上，這條紅線從來都是列國的變法者最不願碰觸的，但魏文侯則一開始就選擇了碰觸這條紅線。
這是為什麼呢？應當有三個原因：
第一在於魏文侯超凡的政治天才，這種能力在戰國的兩個世紀中只有魏文侯和秦始皇兩個人具備；
第二在於魏國作為卿大夫封地，在春秋時期經營約2個世紀，國內的宗室世卿勢力不如齊、楚、秦一類長達3個世紀或5個世紀的老牌諸侯國一般根深蒂固；
第三在於當時士族的興起，且魏國處於天下之中，可以有大量的士族稀釋宗室世卿勢力。
由此可見，所謂“秦國變法最徹底”的論調是存在嚴重問題的，“變法”並沒有進度條，也沒有標準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切都是要根據基礎來決定的：
考慮到楚國的地廣人稀，對地方上的放權和部署封君確實是必然的；
考慮到田齊在法統根基上的問題，讓宗室保持官僚體系內的優勢比重也是必然的；
考慮到秦國地理環境的閉塞，鼓勵耕戰，限制商業和求學，也是必然的選擇。
至魏武侯時期，魏國宗室和異姓大臣達到了一個平衡點，這種平衡一直延續到了魏國滅亡為止。在這一期間，魏國一直都是人事最開放的諸侯國，田文、芒卯、孔斌均在魏國得到施展拳腳的機會。
相比於楚國的屈、景、昭三氏壟斷，齊國的田氏一家獨大，秦國的楚系、趙系、魏系外戚爭權，魏國的人事無疑是最開放的——至於人才流失，只是因為它位於天下中央且當地產士，長期處於人才過剩狀態而產生的錯覺。
至於秦國變法為什麼相比於魏國來得那麼遲，很有可能在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在於國內並沒有類似魏國的變法環境和基礎；
第二個原因在於當時秦國並不能吸引到擁有變法經驗的人才。
秦惠公的決心仍不足以打動掌握變法技術的頂尖人才。當吳起在魏國寒心而去時，他並沒有選擇近在咫尺的秦國，而是捨近求遠地遠赴楚國，以完成人生中最大的抱負。
時代的巨人就這樣與秦國擦肩而過，毅然決然地奔向了自己的毀滅。
公元前385年，秦獻公繼位。這位自幼在魏國做人質的秦公子好歹對變法耳濡目染，秦國變法的重擔也只能壓在他的肩上。
出於對其背後魏國勢力的忌憚，秦國眾卿向秦獻公效忠，並遵從新一代秦伯的命令，從此廢止人殉。
可能對當時的秦獻公而言，未來秦國能夠吸引扁鵲這一級別的頂級學派代表人物，還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但千里之行，終歸始於足下，就像魏文侯長達40年的鋪墊終於成就的李俚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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