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魏国的镜像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
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
——《三良》曹植，创作于东汉末期或三国时期
公元前357年，一场盛大的葬礼正在齐鲁大地上举行。逝者是田齐桓侯，也就是田氏被周室授予侯爵之位以后的第二代齐侯。至于葬礼的具体细节不甚明确，想来魏、韩、赵、楚、燕、秦、宋、鲁等国的君主或重臣都会参与这场重要的葬礼，并向新继位的齐威王致意。
对于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而言，“田齐桓侯”应该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谥号。但对于他的另一个谥号——蔡桓公——按道理每个人都应该非常熟悉。
从近现代中医学及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田齐桓侯的死因可能是风寒湿证或癌症所致。当时，稷下学宫的医家代表人物扁鹊曾发现了田齐桓侯的早期症状，并且看到了病情在不断恶化。只是田齐桓侯一直不配合治疗，直到进入晚期时才追悔莫及，但此时扁鹊早已逃离了齐国。
《扁鹊见蔡桓公》是发生在公元前357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年是魏惠王13年，秦孝公5年，楚宣王13年，韩昭侯6年，赵成侯18年。就在这一年的2年前，公孙鞅游说秦孝公，变法被提上日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年后，秦国正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至于当时扁鹊逃离齐国以后选择的目的地，也正是秦国。
但是，他为什么偏偏会选择秦国呢？
在大梁，在邯郸，在西河，当地的学术氛围远超过远在西僻的秦国。扁鹊作为医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离开稷下学宫以后居然会远遁秦国，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行为。
有关当时扁鹊的抉择，可能需要从最开始探索才能找到答案。
早在300年前的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开始想方设法吸引东方的顶尖人才，但由此也出现了“晋国化”的迹象。
在当时，百里奚任秦相，其密友蹇叔任上大夫、右相，其子孟明视任秦将，秦廷内部出现了卿权膨胀的现象。
到秦穆公后期，子车氏如日中天，其三子奄息、仲行、针虎均在秦廷内担任要职，而且名声也尤其显赫，在当时被称为“三良”。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逝世，晋国卿权的不可控已昭然若揭。至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即将到了弥留之际，解决秦国卿权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
秦穆公勒令三位重臣以身殉葬，这在当时应该是一次非常恶劣的政治事件。在《诗经•秦风•黄鸟》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秦人对秦穆公这一行为的痛恨。不过，我们如果站在秦穆公的角度上看，似乎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自此，秦国与晋国的轨道正式分道扬镳。晋国在卿权的无限膨胀中盛极一时，而秦国则在和楚国的世代联姻中不断加强着君权和楚系外戚的实力。
从上述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秦国对中原尤其是晋国的变革是一种学习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在辩证的角度下有所保留的吸纳。
在之后，晋六卿的领地内出现了授田的变革，农业生产开始走向战国式的小农经济。
同时，可能是晋六卿对庞大封地的治理经验给了其他诸侯国以启发，封君制应该已经发生了悄然地改变，封君制逐渐出现了“战国化”的特点——也就是封君无法对封地实现绝对化的统治，而是必须遵从公室的统一法令、人事安排和军事调度。
至于封君制改变的具体时间节点不甚清楚，考虑到此事的敏感程度，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改变过程。相对接近的时间节点，推断下最有可能是在楚昭王复国以后的大肆封君——这一行为的真实目的很有可能是在稀释旧封君或换取县公权力，使新式的封君制度坐实。
到春秋末期，楚国白公之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集权化国家叛乱特点：
白公胜在叛乱时已经不再依靠封地内的法理权力，而是靠地处军事前线的借口不断拥兵自重，然后窃取地方军事权力实现军阀化，再向郢都方面发起军事挑战。
上述两类“战国化”变革可能也出现在了秦国。由于授田和封君改革的影响面积较大，且涉及各阶层的核心利益，绝不可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节点完成，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趋势最起码应该发生在春秋后期，由此才能解释秦国在战国初期和中前期的显赫变法成果。
公元前453年，秦厉共公24年，晋国最具权势的卿族智氏被韩、魏、赵三氏联合剿灭。残存的一部分智氏族人逃往秦国，大致受到了秦厉共公的善待和重用，之后其他的智氏残余也陆续投奔秦国。
秦厉共公为什么会善待智氏呢？
想来，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他需要引进来自晋国的一种经验——晋国卿大夫统治庞大的封地时，如何架构相应的官僚系统。
从春秋已知的史料看，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转化应该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在秦躁公逝世时，秦国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动乱，很有可能与变革有关。至秦灵公时期，秦国已经开始向尝试向魏国发动反攻。
公元前409年，秦简公6年，秦伯勒令百官皆佩戴剑，可见当时秦国的官僚体系内已经存在很大一部分人不是贵族，而这一勒令也意味着秦国的贵族政治早已被打破，其官僚体系也趋于成熟。
也就在下一年，即公元前408年，秦国终于执行初租禾，也就是按耕地面积收租税。至此，秦国战国化的进程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还为时尚早。
如果这是我们把目光挪到紧邻的三晋之地，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其实早在37年前，魏文侯就已经为变法开始布局。
魏文侯，即魏斯，在位时间长达50年，是战国时期的第一位雄主。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在位50年中的相关事迹，会发现这是一位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君主——可能只有战国末期的秦始皇能与之相提并论。
从目前已知的历史事件看，魏文侯应是一个极具野心的铁腕统治者，有着超人的狡诈、胆识和手段，并且非常擅长把这一切掩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尽管我们通常称其为“魏文侯”，但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其实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魏侯”，而是“魏子”。
所谓的“子”，是春秋时期封君的尊号。尽管当时周朝的等级制度已经瓦解，但仅靠一个“魏子”的头衔让各地望族臣服，依旧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可想而知，魏文侯的变法阻力应该是特别巨大的，更何况在他之前还从未有过变法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天才、野心、手腕、时机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关魏文侯的变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礼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这一阶段应该是在道义上增强魏国的君权；
第二阶段，重用吴起、西门豹、乐羊、李悝等能臣——这一阶段应该是在政绩上达成变革的既成事实；
第三阶段，任用李悝为相，正式宣布变法——这一阶段应该是最终坐实并全面深化变法。
从魏文侯的变法记录看，其实战国时期的变法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在某个非常短的时间节点内完成，而是一个需要长期铺垫、长期布局的过程。
之所以这么麻烦，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改革表面上都会冠以“强国”、“富国”的政治口号，但本质上都是剥夺旧利益集团的全部或一部分权益，建立新的利益集团。
以百日维新为例，就是剥夺旧知识分子的利益，建立以新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以辛亥革命为例，就是剥夺皇室贵胄的利益，建立以买办、军阀、地主等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说到这里，我们就都明白了：
我们所谓的“变法”，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而“变法”的时间节点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变”，而是以君权为核心的新的利益集团正式向旧利益集团摊牌，逼迫其接受既得利益者变更的事实。
接下来，我们又会明白一件事：
“变法”本身是一种非暴力的利益分配方式，它和“国强”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只有国势处于上升趋势，君主才有实力扶持新的利益集团推行变法；也只有推行变法，才能进一步增强国势。历史上无数次因为国力衰弱而推行的变革，无一不是加剧该国的灭亡，其根本原因也正是于此。
仔细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魏文侯从变法的一开始就触及最重要的人事内容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文侯任用的重臣中，几乎无一人是宗室贵族。权力是利益的根本，而权力正是来自于官僚体系里的人事分配。实际上，这条红线从来都是列国的变法者最不愿碰触的，但魏文侯则一开始就选择了碰触这条红线。
这是为什么呢？应当有三个原因：
第一在于魏文侯超凡的政治天才，这种能力在战国的两个世纪中只有魏文侯和秦始皇两个人具备；
第二在于魏国作为卿大夫封地，在春秋时期经营约2个世纪，国内的宗室世卿势力不如齐、楚、秦一类长达3个世纪或5个世纪的老牌诸侯国一般根深蒂固；
第三在于当时士族的兴起，且魏国处于天下之中，可以有大量的士族稀释宗室世卿势力。
由此可见，所谓“秦国变法最彻底”的论调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变法”并没有进度条，也没有标准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都是要根据基础来决定的：
考虑到楚国的地广人稀，对地方上的放权和部署封君确实是必然的；
考虑到田齐在法统根基上的问题，让宗室保持官僚体系内的优势比重也是必然的；
考虑到秦国地理环境的闭塞，鼓励耕战，限制商业和求学，也是必然的选择。
至魏武侯时期，魏国宗室和异姓大臣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一直延续到了魏国灭亡为止。在这一期间，魏国一直都是人事最开放的诸侯国，田文、芒卯、孔斌均在魏国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
相比于楚国的屈、景、昭三氏垄断，齐国的田氏一家独大，秦国的楚系、赵系、魏系外戚争权，魏国的人事无疑是最开放的——至于人才流失，只是因为它位于天下中央且当地产士，长期处于人才过剩状态而产生的错觉。
至于秦国变法为什么相比于魏国来得那么迟，很有可能在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国内并没有类似魏国的变法环境和基础；
第二个原因在于当时秦国并不能吸引到拥有变法经验的人才。
秦惠公的决心仍不足以打动掌握变法技术的顶尖人才。当吴起在魏国寒心而去时，他并没有选择近在咫尺的秦国，而是舍近求远地远赴楚国，以完成人生中最大的抱负。
时代的巨人就这样与秦国擦肩而过，毅然决然地奔向了自己的毁灭。
公元前385年，秦献公继位。这位自幼在魏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好歹对变法耳濡目染，秦国变法的重担也只能压在他的肩上。
出于对其背后魏国势力的忌惮，秦国众卿向秦献公效忠，并遵从新一代秦伯的命令，从此废止人殉。
可能对当时的秦献公而言，未来秦国能够吸引扁鹊这一级别的顶级学派代表人物，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千里之行，终归始于足下，就像魏文侯长达40年的铺垫终于成就的李俚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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