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女婿购买的“福龙”号鱼雷艇竟成日本战利品

李鸿章女婿购买的“福龙”号鱼雷艇竟成日本战利品

1876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以鱼雷作为主战武器的军舰——“闪电”号,开创了舰船史上一类新型的舰种——鱼雷艇。在以军事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巨擘们对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发明、新武器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紧追世界潮流。鱼雷艇作为新式海军利器,洋务派不甘落后,大力引进。

然而,东边日出西边雨,正当中国紧锣密鼓购置先进舰艇之时,中国近代海军发轫地和海军摇篮之称的福建船政却处于腥风血雨中。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将襁褓中的中国近代海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在马江鏖战中,法国舰队派出了最新锐的海战利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发起攻击,其中法国45号鱼雷艇更是发射鱼雷重创了福建船政水师的旗舰“扬武”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此后不久,南洋水师南下增援福建的5艘军舰,在浙江石浦和法国舰队展开激战,海战中法国舰队再次使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突袭。 在这两次海战中,英勇的中国海军将士奋勇还击,尽管击沉击伤了全部来袭的4艘法国鱼雷艇,但是波涛之中掣电而来的这种新式武器,给中国海防带来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器不如人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也极大刺激了国人向异域购置新式鱼雷艇的决心。

在福建率先借材异域、大治鱼雷艇的正是李鸿章的乘龙快婿和著名文学家张爱玲祖父的张佩纶。这张佩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丰润县齐家坨人(今河北唐山丰润),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晚清名臣。早年在京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同为“清流”,以弹劾大臣而闻名。袁世凯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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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

张佩纶虽以“清流”著称,但却是一个有血性的文人,亲赴马尾是张佩纶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人生最为出彩的时期。当时无论福建全省设防备战,还是马尾船政局的卫戍,首要责任都在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以及福州将军穆图善,张佩纶只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手中还持有醇王嘱其“勿蹈险”的密电,以此让其明哲保身,但勇于任事的张佩纶以一介书生挑起抗法的重担,然而大厦将倾,他也无法挽败颓势,结局竟成了战败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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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第三任妻子李经璹(小名菊耦)

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署理船政大臣的张佩纶随即上奏清廷,首先指出“(鱼雷)实有开溟跋浪之奇,激电惊霆之势,马江之役,法有鱼雷而我无之,深受其害,至今尤痛定思痛也”,随即提出为福建购买一艘伏尔铿制造的头等出海大艇,以及一批刷次考甫鱼雷的请求,并表示所需款项将全由闽浙两省自行筹措,不占用中央财政经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纶在奏折中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计划,即等这艘鱼雷艇购回后,福建船政将按样仿造一批,在马尾对岸的乌龙江内进行编队训练,奏上不久,清政府很快就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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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福龙”号鱼雷艇

福建定造的这艘鱼雷艇,属于头等的大型出海鱼雷艇,即近现代驱逐舰的始祖。当时,由于德国造船工业从来没有建造过这么大的鱼雷艇,底气不足的伏尔铿船厂放弃了订单,这笔5.7万两白银的超大单子最终转给了以造鱼雷艇闻名世界的挨吕屏什好船厂,厂方不敢怠慢,组织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开始了德国造船工业史上第一艘排水量突破100吨的鱼雷艇的建造。

这艘大型鱼雷艇后来被命名为“福龙”,排水量120吨,艇长42.75米,功率高达1597匹马力,航速为惊人的24.2节,煤舱标准容量14.5吨,最大容量24吨。龟壳状的艇首左右各有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除标配的2枚刷次考甫鱼雷外,还另有2枚备用鱼雷。

由于“福龙”艇体积较大,不便于拆卸回国组装,所以在“福龙”艇上还架设有3根桅杆,用于扬帆远航。1886年9月24日,在德国海军官兵驾驶下,“福龙”艇到达福州交船,中国拥有了第一艘头等鱼雷艇。

然而,遗憾的是张佩纶没有看到“福龙”艇的到来。中法战败,本来,清廷并没有问责他,还命他接替何如璋担任船政大臣。左宗棠奉旨调查,评判也是正面的。但闽籍京官不放过他,民粹舆论不放过他,各种弹劾伴随他“仓皇逃跑”的流言脏水扑面而至,似乎马江之败全在他的昏庸误国,张佩纶最终被撤职,发配流放。这个未满三十六岁的年轻官员被描画成张皇怯懦的小丑,而他面对困境的坚守,在历史记录中被清零、被忘却了。

继张佩纶之后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裴荫森,不仅在任期造船成就突出而闻名,而且继承前任衣钵,大力发展鱼雷艇。1885年,裴荫森委派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陈才瑞创办船政局鱼雷厂,自行生产黑头鱼雷,以此增强国防实力,避免重蹈中法马江海战覆辙。

“福龙”艇回国后,裴荫森立刻上奏清廷,请求下拨经费,仿造一批,后因经费无着,一直没有进展。1890年,新任船政大臣卞宝第认为,鱼雷艇作战讲究成队出击,福建仅有的这一艘鱼雷艇过于单薄,在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或建造的情况下,不如撤去,无论南洋北洋,只要出6万两银子就可以拿走,所得的钱充作闽江口的海防经费。很快,“福龙”艇便北上而去,编入了财大气粗的北洋海军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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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鱼雷艇官兵

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北洋海军从1879年最初迈出购买西式鱼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队”、“右队”等鱼雷艇陆续回国,尤其捡到“福龙”艇这个大便宜,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为13艘,拥有了中国沿海最强的鱼雷兵力,可谓兵强马壮,舍我其谁。回顾将近10年的努力,李鸿章志得意满得称“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

然而,诡异和令人痛惜无解的是实力强大的北洋鱼雷艇队,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表现着实令国人颜面尽失,加盟北洋海军后的“福龙”艇也仅是扮演了一个中看不中用、恨铁不成钢的主,尤其在威海卫保卫战危急关头,寄托着扭转战局、破釜沉舟使命的鱼雷艇竟然发生集体出逃的丑剧,不仅丧失了全部家底,而且加速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那么,实力不俗的“福龙”艇表现到底如何?一切还要靠历史做出真实的回答吧!

在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中,当时在黄海海域参加作战的北洋鱼雷艇共四艘,即“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黄海海战开始前,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原本是一艘商船改装的军舰,战斗力极差,也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船,突然发现硝烟弥漫之中,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此时,“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右回转,占领有利发射阵位,3时6分,在离“西京丸”左舷40米时发射艇首左侧鱼雷管内的鱼雷,深知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机会,“西京丸”上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控制不住心里的惊恐,不顾自己的身份,闭上眼睛大喊“吾事毕矣!”,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颗鱼雷并未发生爆炸,竟然从“西京丸”的船下穿过,从右舷浮出远去了。关于导致这戏剧性一幕的原因,较为可信的诠释来自日本,即鱼雷在入水后,受发射时作用力的影响,一度会较深的下潜,潜航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上浮到定深位置,然后射向目标。“福龙”这枚没有命中的鱼雷,显然是因为发射时距离过近,当鱼雷上浮到定深位置时,已经从“西京丸”船下穿过了。与“福龙”一同进入战场的“左一”等其他3艘鱼雷艇随后不久集体向“西京丸”发起追击,无奈战机已经错失,由于距离过远而被迫放弃。

“福龙”艇鱼雷未命中已几乎成为定靶的“西京丸”号,这样,“福龙”实际上丧失了北洋舰队在整个大东沟海战中击沉敌舰的最佳时机。正是由于错过了这一良机,北洋舰队暂时形成的局部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随着“超勇”、“致远”、“经远”的沉没,“济远”、“广甲”、“平远”、“广丙”和鱼雷艇先后退出战斗,北洋舰队逐渐陷入重围。

“福龙”艇在黄海大海战中没有改写甲午中日战争命运,其在以后的战事表现更让人悲愤不已!甚至令人匪夷所思!

1895年2月6日,在威海卫保卫战危急关头,鉴于北洋舰队主力军舰“定远”、“来远”等接连遭日本鱼雷艇偷袭损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带王平,于次日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7日上午,日本海军开始向刘公岛炮击,北洋海军战舰和刘公岛炮台纷纷还击,先后击中入港的“松岛”、“吉野”、“浪速”等舰,正当北洋各舰官兵振奋高呼时,封锁威海湾西口的防材突然打开,十余艘中国鱼雷艇开足马力结队出港,看到成狼群而来的鱼雷艇,日本舰队一片慌乱,旗舰“松岛”立刻打出防鱼雷艇信号,孰料这队由北洋海军全部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港之后立刻改向西方烟台方向,四散奔逃开去,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带王平,以及“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等策划下,北洋海军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很快北洋舰队的炮火向逃跑者倾泻而去,日本舰队则派出航速最快的军舰“吉野”号追捕中国鱼雷艇,惊惶失措中,“福龙”在接近烟台芝罘的金山寨至养马岛一带被俘虏,这艘寄托着张佩纶强军梦想的大艇就这样耻辱地完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张佩纶始料不及的。被俘后的“福龙”艇编入日本海军,“福龙”仍保留舰名,已经漆成了日本舰队的白色涂装。(文/彭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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