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來到敦煌。55年後的2019年1月6日下午，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西北師範大學舉行“改革先鋒進校園”宣講時回憶，初到敦煌，那裡工作條件非常艱苦，喝鹹水、點油燈、住土屋、睡土炕、物資匱乏，風沙漫天。
南如卓瑪 攝
“轉眼55年了，敦煌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夢到的還是敦煌。我今年80歲，能為敦煌做點事，無怨無悔。”樊錦詩說，自己半個多世紀圍著莫高窟轉，絲毫不覺得枯燥，“因為它值得我這麼幹”。
耄耋之年的樊老精神矍鑠，手裡拿著21頁的講稿，是經她幾日反覆修改定稿。“我願意和年輕人交流，我喜歡回答他們的問題”，與平日面對媒體採訪要求的“拒絕臉”不同，她期待與大學生的交流。2個多小時時間，她用樸素的語言講述了75年來莫高窟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跨越式發展”。
我們都是“自投羅網”：從滿目瘡痍的莫高窟說起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所長，結束了莫高窟約400年無人管理、任憑破壞和偷盜的歷史。
“當時滿目瘡痍、破敗不堪，研究所成立後，幾代人紮根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他們都是大學生，從大城市裡來到什麼都沒有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一輩子”，樊錦詩笑稱“他們都是自投羅網，我也是”。她說，還有最重要的是開拓進取。以上四個成語16字，便成為一代代敦煌人傳承和堅守的“莫高精神”。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敦煌石窟，針對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病害、崖體風化和坍塌、風沙侵蝕等威脅文物安全問題，開始了初步搶救性保護。
樊錦詩說，特別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國家極其困難時，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撥出100多萬元（人民幣）鉅款實施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使大批瀕危、即將坍塌的洞窟得到保護。這個時期，也是敦煌彩塑和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國內外多次舉辦敦煌藝術展，敦煌學研究開始起步。
世界眼光看敦煌：從“跟跑、並跑到面對面交流”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抓住改革開放機遇，在全國文物界首開國際合作先河，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的科研機構、高校、社會團體、政府、企業、友好人士等合作課題研究、舉辦展覽、進修學習、互訪考察等。
從青絲少女到白髮老人，樊錦詩的目光還是那樣清澈，笑容依然燦爛。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樊錦詩說，國際合作領域從最初的石窟本體保護、人才培養、壁畫數字化，拓展到石窟預防性保護、遺產地管理、敦煌學研究、文化交流弘揚等各個領域。“當時有人罵我們是崇洋媚外，事實上那時世界上很多國家有文物保護的經驗和技術，我們不懂就要向人家學習。”她說，國際合作經歷了從最初的“跟跑、到後來並跑，現在老外來和我們面對面坐下討論和交流”。
近40年的國際合作，不僅解決了敦煌的很多保護難題，也為研究院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1998 年，樊錦詩與國外學者探討壁畫修復方案。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樊錦詩從一個“只想做好考古專業”的女孩，到後來走上管理崗位，“門外漢”不停地學習，長期堅持邊幹邊學，比如負責編寫莫高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材料時學習國內外文化遺產的法律文件。她說，逐漸明白了，要搞好敦煌，一定要站在國家和國際的高度、世界的角度，做好敦煌工作。
40年風雨：科技保護漸入佳境 保護開放齊頭並進
在中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法規和規劃建設、頒佈《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首開國際合作先河、文物本體及賦存環境進入科學保護、建數字敦煌檔案使世人共享敦煌藝術、建成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創新旅遊開放和保護管理模式、持續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改革開放的40年，保護敦煌進程進入“快進模式”，一次又一次引世界矚目。
樊錦詩與部分敦煌守望者的合影。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我常常想起這個還沒做，那個還沒做，就會冒出一身冷汗，這麼一座世界文化遺產，在我的手裡，如果有什麼閃失，我就是罪人”。樊錦詩說，1979年開放之初，一年約有一兩萬遊客，後來遊客數增長驚人，狹小的洞窟脆弱多病，如何解決旅遊開放和文物保護的矛盾，她想了整整兩年。
最終，敦煌研究院創新設計了“數字電影+實體洞窟”預約參觀方式，並確定莫高窟日遊客最大承載量。樊錦詩說，為實現莫高窟旅遊開放新模式，花了10年時間，製作了球幕電影《千年莫高》和《夢幻佛宮》，並建設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2014年終於落成，實施參觀新模式。
樊錦詩榮獲“改革先鋒”榮譽稱號。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樊錦詩坦言，一路走來，困難重重。
她曾有過“三急”，既急敦煌石窟寶貴又脆弱、又急人才斷檔、還急與愛人分居19年。“辦法還是比困難多，我也焦慮過，失眠了、心臟病也有了，但是值不值得？我都80了，心臟病算什麼呢，也就無所謂了。”她說，自己也不是開始就一頭扎進莫高窟，而是後來留下來，時間越久越覺得為它做事值得。“這50多年非常值得”，她反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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