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遊鳥飛龍乘雲上，萬物相合相背無常。
皇室九變武家五變，多少舊事難以盡言。
日本雖與中國同樣受到佛教的滋潤，但是從平安時代末期到安土桃山時代卻活躍著僧兵這樣一群驍悍不馴的寺院武裝，這是亞洲佛教文化中的特殊現象。僧兵隨歷史發展也在不斷變化，並衍生了不同類型，還留下不少舊聞軼事等人們去評議。
一、“下克上”是僧兵發展的大環境
日本的封建制就像溼原河流、雲洋樹海環繞的富士山一樣複雜多變，難觀全貌。
日本最初實行班田制，與律令制國家呼應，都是學習中國集權制的產物。但是當時日本政治中部落貴族的氣氛很濃厚，而且生產力和觀念的落後還不允許日本人充分吸收領會大陸的先進經驗；於是班田制和律令制國家逐漸瓦解，莊園開始出現，並向封建制過渡。對於封建制，可以從土地所有權和對土地勞動者（農民）的行政管理權，即“地”的制度和“人”的制度兩方面去考察。
在日本的莊園裡，上層是居住在平安京的貴族領主，中層是莊官或其他有實力的人，下層是租種土地或專屬的農民。而平安時代莊園內存在多種不同的土地所有關係。地的制度對應人的制度，於是在莊園內部、莊園與領主之間就存在不同的人事支配關係。這樣的一種複雜混亂的人事支配關係存在，會為莊園內的中間階層力量的興起提供溫床。於是出現了莊官成為莊園實際領主的情況。
莊園的發生，就是對律令制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意味日本的本土文化對中華文化的一種否定，這算是最初的“下克上”。之後莊園領主的更替，又是“下克上”的進一步發展。新興的領主勢力在佔有莊園後，一方面對莊園原有的土地所有關係繼續採取默認態度，以換取支持。一方面進行土地分封，培養一批新的中間階層。結果這樣沒有消除“下克上”的基礎。中間階層會從複雜的土地所有關係中獲利，再去進行“下克上”活動。終整個中世時代，武士始終沒有完全消滅朝廷的力量，這便是某種妥協。（現在非洲國家的騷亂和內戰實際也是一種對現代化“下克上”的現象。）
平安時代之後的“下克上”的事情不斷髮生，直至戰國時代。這時武士內部的階層也已經換了好幾次血。日本沒有改朝換代，但是社會的統治者實際上換了好幾茬。日本的中世歷史就是在由複雜的封建制造成“下克上”的循環中前進。僧兵也是“下克上”土壤中生出的產物。
二、寺院墮落是僧兵出現的重要因素
-“亡山門者，非信長也，山門也。”這是新井白石對織田信長火燒比睿山一事的看法。暗示僧兵出現的原因在於寺院墮落。
僧兵的形成時間、背景與武士大抵相同。但是形成的原因上，僧兵出現卻是由寺院的墮落引起。佛教雖然注重塵世以外的東西，但是和尚們究竟還是肉體凡胎，也會有七情六慾。本朝古代中央集權強大，能夠用比較充足的財力供養僧人。同時國家也會制定法規，組建機構管理或約束僧人的活動。除此以外，我國的十方寺院會公開選聘高僧大德，不論宗派，繼任住持。這樣對於淨化寺院，更新血液是有幫助的。
日本的古代中央集權自莊園制興起後就一蹶不振，逐漸失去了對寺院的約束能力。日本寺院的住持通常由前任住持的徒弟繼任。而且自廢止遣唐使後，有大陸文化背景的僧人對日本佛教界的淨化作用在減少。宋元時期入宋僧雖然不少，但是歸國後大多另建禪宗（曹洞、臨濟二宗）寺院。對以平安、奈良各宗派為代表的舊佛教沒有什麼觸動。所以日本舊佛教的寺院開始墮落。有些寺院，還出現了寺院學侶行人互相攻殺的情況。寺院的墮落為僧兵出現提供了機會。
三、前期僧兵的江湖歷程
依靠土地耕種維持寺院經濟的作法在中土很流行，日本佛教也把這個傳統保留下來，所以寺院通過皇室轉讓，主動搶佔等方法獲取土地。寺院和尚有進行修行的學侶和管理雜務的“行人”的區別。行人在我國就是行者，負責的雜務也包括安保工作。孫猴子、武松都是暴能打的行者，武藏坊弁慶、安國寺惠瓊之流都應該來拜一拜。行者做到一定程度，可以升為學侶。日本的寺院佔有大量莊園，行人責無旁貸地負責莊園管理，所以職權很大；而且很多行人是由出家貴族組成，繼而形成固定的行人階層，並且逐漸掌握了領地上的農民的生殺大權。如東大寺就有對莊民進行管制的寺院規矩。因為“下克上”，各地的莊園主都想搶奪其他莊園的土地，或者加強自保，同時鎮壓莊園內的農民暴動，所以紛紛組建或召集自己武裝。世俗莊園出現了武士，寺院莊園就開始出現僧兵。那時的僧兵，基本就是行人在寺領內召集壯丁組成的。
佛教自聖德太子以後就擁有“國教”的地位，受到皇室、朝廷的敬畏。東大寺由聖武天皇發願而建，在舊佛教寺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佔有幾天幾夜走不出去的龐大地產，擁有眾多的莊民。朝廷皇權威力下降後，寺院裡不良住持們對分享權力特別有興趣，動輒指使僧兵抬著神木、神轎上京鬧事。因為有神仏護佑，官府只能眼睜睜看著抓耳撓腮。僧兵作亂只有僧兵壓得住，於是乎東大寺（華嚴宗）、圓城寺（天台宗）、興福寺（法相宗）等大寺院的僧兵團互相結了樑子，一有機會就開始火併。
平安時代那時候皇室成員大多喜好出家，法親王、法皇會躲在寺院裡繼續操縱政治。這樣就有部分的皇權轉移到了有力的大寺院手裡。這一時期的僧兵力量非常強大，與武士旗鼓相當，從分佈上靠近當時的政治中心，號稱“南都北嶺”。平安時代後期甚至南北朝期間，天皇和法皇們會藉助僧兵的力量來對抗武士，這樣的描述，在《平家物語》裡面非常多。
這樣歸結一下前期僧兵的特點，他們主要由下級僧侶和寺領農民構成。而且由於佛教傳播的深度問題，這時的僧兵也只限於單獨的寺院。東大寺貌似華嚴宗的本山，但是不能指揮、組織其他的華嚴宗寺廟力量；圓城寺、延歷寺都是天台宗的寺廟，但是互相不統屬，也不能指揮其他的天台宗寺廟。再就是跟天皇、朝廷緊密勾結，必要時會充當打手鷹犬。
平治之亂後，平家靠充當朝廷鷹犬，鎮壓了源義朝，獨攬大權。於是與朝廷的另一個打手，大寺院及僧兵團發生矛盾。入道相國平清盛甚至一度為避開“南都北嶺”而遷都福原，結果朝廷和寺院都表示反對，平清盛只能作罷。因而對寺院及僧兵更加反感。終於找碴縱火燒了東大寺、興福寺等南都（奈良）寺院，僧眾無論良萎，一概屠滅。前期僧兵的興盛期自此告一段落。
話說平清盛點了南都的大小寺院，不少寶物化為灰燼。朝廷都埋怨他說：“惡僧殺了便是，把寺院燒了豈不太可惜了。”足見當時佛教傳播有限，“佛敵”看法還沒被當時日本人接受。
四、新佛教普及到“法華之亂”
日本古代史論壇平安時代末期開始，天皇制中央集權雖然大大衰退，但是天皇、朝廷貴族卻擴充各自的私產、莊園，所以從總體上講，朝廷依然是有實力的。前期僧兵依附朝廷得以發展。後期僧兵的出現大概是在鎌倉時代。因為這個時期，世俗大權逐漸在向武士手中集中，天皇及朝廷的能量在退卻。幕府需要新的佛教為他們服務，而且又因為鎌倉在關東地方，遠離京都。政治中心的遷移，對於佛教向地方深入傳播有幫助。適合“下克上”時代人們思想口味的新佛教禪宗、日蓮宗、時宗、淨土宗及淨土真宗得到普及。僧兵團也開始從這廣泛的佛教信眾中徵集力量。
由於日本人的智力普遍沒有達到琢磨出“八十億皇胎兒女盡返真空家鄉”（白蓮教）的水平，所以只好借佛教的外皮來弄一些民間信仰。日蓮宗就是典型。實際上日蓮宗的僧兵更像靠宗教組織起來的農民起義。我國東漢末的黃巾軍靠道教，南宋洞庭湖起義靠明教（日月神教？）元末紅巾軍靠明教，清朝有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等等。對於農民群眾來說，如果單單因為受了壓迫就走到一起搞起義顯然是十分困難的。而有相同信仰以後，以心傳心的人們戰鬥力和組織性會得到很大提高。
I日蓮宗就是這樣一種佛教宗派。它的創始人日蓮和尚據西洋歷史書稱是一個好戰的關東人。日蓮宗本身就是日本特有，而且專為日本服務，離佛教普度眾生的思想有差距。日蓮鼓吹“立正安國論”，認為鎌倉時代的社會治安混亂是因為大家都不信《法華經》所致；而《法華經》之外的佛經都是錯誤的，當時的佛教宗派都是謗法者。所以不用幾世積德，高呼“南無妙法蓮花經”就能解脫塵世痛苦，日本成為地上佛國，即“日本蓮花”。日蓮的思想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而且明顯的是對現世的政治更有興趣，這些都和佛教思想有距離。所以日蓮和尚一開始傳教就受到武士政權和佛教各宗的打擊和阻撓。日蓮本人路經某地還叫當地土豪抽了一頓，叫什麼“法難”來著（注）。但是因為日蓮宗帶有“現世”性和“民族”性，對當時憧憬美好生活的中下層日本人特別有感召力。傳播很快。
有的下級武士信仰日蓮宗，向有關寺廟轉讓土地。日蓮宗有一派號召“不受不施”：即日蓮宗信徒，不向其他佛教宗派施捨，也不接受其他宗派的施捨。有的信徒的老公老婆要是信了別的宗派，就會強制他們離婚。結果形成了很多村村都是日蓮信徒的情況，這是重要的僧兵來源。因為逐漸成長的町人階層也有信仰日蓮宗的，於是財力也在擴充。土地、人員、財力都具備了，再加上激進教義，和極端主義的處境，於是日蓮宗也出現了僧兵，當時稱作“法華兵”。
應仁之亂後，法華兵為“自衛”四處大搞“法華一揆”。曾經在幕府管領細川晴元的支持下燒燬了山科本願寺（當時一向宗的本山），並大肆搶掠，形同土匪。後來又多次與大名聯手，組織“法華暴動”鎮壓農民起義，屢屢獲勝。這樣的勢頭叫新舊幾大宗派的寺院心驚膽戰，於是紛紛聯合起來。1563年，法華兵攻打比睿山延歷寺未果，反被比睿山延歷寺僧兵和一向宗信徒殺得片甲不留；其後在京都的圓城寺、東寺、興福寺、本願寺等也結成同盟，集結5萬僧眾，對京都日蓮宗的21座寺廟進行了大規模圍剿。結果21座寺廟全部化為灰燼，僧徒落荒逃竄。在武鬥正酣之際，寺廟，幕府也趁機鼓動朝廷下旨禁教。朝廷遂頒下諭旨，禁止日蓮宗在京都傳教；其後幕府也下文通知各地駐軍和公安部門禁止日蓮宗。這樣日蓮宗一時遭滅頂之災，法華兵殺死逃亡殆盡。是為“法華之亂”
法華兵的構造符合後期僧兵。首先人員組成上突破了領地的限制，包括了僧侶、領民、教徒、武士等社會階層。其中來源於中下層民眾的教徒佔主體。法華兵的力量也突破了單一寺廟的限制，是很多寺廟的協同作戰。而且法華兵不同舊佛教宗派的寺院，完全植根於中下層民眾，根本就是在跟高層統治者對抗，這一點和前期僧兵區別很大。
在日本佛教各宗派都在培植僧兵的浪潮中，唯有曹洞臨濟二禪宗儘量保持了山門本色。大概是禪宗得到了武士階級的保護和平民的歡迎的緣故吧。這樣禪宗既無必要也不太可能去發展僧兵。而且禪宗寺院的相對清淨，也成為戰亂中一心求學的人們的避難所，既保障了中華文化在日本的傳播，也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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