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會議口譯教室，學生在“箱子”裡練習同聲傳譯 圖/黃歡
"
「翻譯不是官，而是一個專業」
"
8個“箱子”
6月中旬，熱播劇《親愛的翻譯官》已漸近尾聲，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翻院師生卻步入一年最忙碌的季節。CI（會議口譯，Conference Interpreting）專業的學生迎來期末考試：一年級學生將面臨殘酷的淘汰賽，二年級學生則需參加由來自聯合國、歐盟等外部考官參與的畢業考，唯有通過者才能獲得畢業證書。
92年生的Millet來自湖南懷化，提及同傳魔鬼訓練，常用“崩潰”和“孤獨”來形容。長髮及腰的她，本科學法學，認真作答時還會推一推鼻上的黑框眼鏡。“法學不好玩，沒有學語言好玩。讀大學時，人家學法學的時間我全用在學英語上了，我特別迷英國散文，那時候就看《瓦爾登湖》，現在回想，看完就和沒看一樣。”她扮了個鬼臉。
考試前幾天，上海酷熱難耐，宿舍風扇壞了，為了備考，Millet和同班同學Rebecca住進學校附近的“如家”，小小雙人間裡，兩個姑娘將筆記本電腦架在各自床前，臨時搭個翻譯臺。Rebecca扎個素淨馬尾，戴著大耳機，正全神貫注盯著屏幕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講。
●北京人民大會堂，“高翻女神”張璐準備為一個記者發佈會翻譯
來自河南洛陽的Rebecca生於90年，本科讀的是英語專業，“大概到大四吧，我們那邊鄭州大學有個口譯培訓班，我就去試了試，班裡大家就聊，你看誰誰誰的新聞發佈會嗎？都把目光投向張璐，‘翻譯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對口譯有了興趣，好像學英語的學了同傳就達到了頂級，所以來考這個專業。原來只覺得做同傳一定很牛，現在覺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達到電視上看的那種戴個耳機就能說得很溜，自己做時就知道，只要一秒鐘分神，一大段就聽不到了！”
CI二年級班共8名學員，高翻院二樓同傳教室共8個“箱子”，因而每人一個獨立空間，兩年來他們“不是在同傳室，就在去同傳室的路上”。“學霸”Millet每天早上6點半就到教室，“因為太早宿舍門還沒開”，上午練習到11點半，下午1點半開始，“練到晚上10點多大叔來催。”其他同學每天呆在“箱子”裡的時間也不會少於10小時，“還有人在裡頭做瑜伽呢！”
在這片小小的密閉空間裡，橘色小檯燈、筆記本電腦、成堆外語資料和線圈筆記本成了標配，但每個“箱子”又各有風格：講究情調的姑娘會用鮮花點綴小窗臺，另類個性點的將開學以來在“箱子”裡練習時喝過的14桶農夫山泉一字排開，儼然裝置藝術；還有人將迪斯尼買來的尤達大師（《星球大戰》角色）玩偶供放桌頭，練得精疲力盡時就逗逗“尤達”，他會揮舞手中閃著綠光的尚方寶劍，說出那句激勵人的著名臺詞——“Do.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要麼做，要麼不做，沒有試試看。）接著，打雞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開啟……
這天中午，去年讀到一年級就撤的某老同學回校，4個二年級學員約在“呷哺”火鍋店聚餐。Rebecca一身連衣裙，趿雙塑料拖鞋匆匆離開酒店，“我就帶了這一雙鞋出來。”Millet不乏欣羨地向我介紹那位“成功人士”：“她一年級讀完找了份影視業陪同翻譯的工作，見過很多明星，馬特·達蒙都見過呢！”
餐桌上，我見到了這位來自內蒙古的老同學，娃娃臉，齊耳短髮，略顯羞澀的她穿件黑底T恤，上面印著4個白色大字樣——“自由奔放”。姑娘早已從魔鬼訓練中解放，但步入社會也很辛苦，她剛把一份去美國給某位大牌視覺特效師做口譯的美差轉手給了別人，“那麼多專業術語，我怕Hold不住啊！”
●CI（會議口譯，Conference Interpreting）專業的學生等候參加期末考試 圖/黃歡
同桌就餐的還有CI二年級班裡唯一的男生Brian，大家管他叫“班長”，本科學地理的他，曾在挪威奧斯陸大學交流，期間遊歷北歐諸國。同為90後的“班長”略顯老成。“國內有些活動，其實同傳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為了讓會議顯得比較高端，提供所謂的同傳服務，就像我們去模擬練習的上海國際車展，臺下哪有誰聽英文，都是中國人，但它肯定要配同傳。”
“同傳最好不被人認識，你的工作是無縫地把開會各方聯繫起來，最好沒人注意到你，然後這個會開得很順利，別人注意到你，多半是你翻錯鬧笑話了。”一旁Rebecca連忙補了句，“大家挑翻譯的錯總是很來勁，因為都懂點英語，剛好你這句聽懂了，就覺得，哎，他翻的是什麼鬼？！”
說起畢業考臨近，剛才還一臉淡定“就是種善始善終的感覺”的Millet，“突然反射弧似的覺得好緊張！”
“我只是不想在那麼多聯合國歐盟譯員面前出醜而已。”Rebecca低下頭道。
“沒什麼好緊張的，考試又不定終身。”角落裡沉默良久的“假小子”發話了，她穿著粉色運動衣，牛仔短褲，淡定的樣子讓我想起當年參加超女的尚雯婕，表面內向，骨子裡勁勁的。
“我沒有英文名字，”這個88年出生的上海女生叫蔡丹青，本科念法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過兩年，外文底子好，酷愛電影。剛過去的上海電影節，別的同學還在“箱子”裡苦練，她以每天一兩場的頻率看了12部電影。我說，或許你也可以像那位老同學一樣去影視業發展做翻譯？她答得直率：“她那個工作，要聯繫這個聯繫那個，我挺不樂意的，我是比較安於‘箱子’後面的生活。”“班長”後來告訴我，蔡丹青去年底剛翻譯完根據電影作品改編的小說《七宗罪》，手頭還在做些文學翻譯。
大家七七八八又聊起畢業後的工作問題，Rebecca已被廣東省外辦錄用，Millet猶豫著要不要去一家中印文化交流公司，“班長”還在找工作，大家紛紛說笑，“丹青拿了兩個offer，讓她勻一個給你唄！”
“我並不覺得特別理想。”蔡丹青坦言，“機會本來就挺少，現在的行業形勢，如果做翻譯，進企業條件也不錯，那就先做下。我先積累經驗人脈，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比較喜歡做自由譯員，自己安排時間，不用朝九晚五。”
涮了幾輪火鍋，大家又開始刷屏，話題轉向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票數，這些都可能成為考題。“班長”一臉正經道：“任何國際大事我們都關心。”Millet哈哈大笑：“我們常常說自己是‘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
翻譯不是一個官
“翻譯不是一個官，而是一個專業，那部電視劇取名‘翻譯官’，這大概和中國國情有些關係。我們國家一旦扯上‘官’這個字，人們的興趣就更大？但這根本是種誤解，其實翻譯本身跟仕途沒有直接關係。”上外高翻院的副院長戴惠萍說。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副院長戴惠萍 圖/黃歡
他比同輩50後看去年輕許多，思維敏捷，心態開放。穿一件時髦的東南亞風短袖黃襯衣，質地精良，印花考究，聊到譯員著裝時，他指指襯衣半開玩笑道：“別瞧它不像正裝，我這身可是能見印尼總統的。”
1977年恢復高考前，在安徽鳳陽，戴惠萍曾隨下放到五七幹校的上外老教授們學習了4年外語。“邊勞動邊學外語，早上天沒亮，大家都拿著書，嘩啦嘩啦，所有人都在背，一小時後才去吃早飯，吃完飯就出工。晚上10點發電燈剛熄滅，所有帳篷裡的蠟燭燈就點開了。當時原版小說簡寫本是最珍貴的東西，全都排好隊等著輪看，錄音機也要排，兩種卡帶，美國的900句和英國的靈格風，反覆聽。”
1980年代初，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國譯員訓練班全國招考，戴惠萍從萬人海選中脫穎而出，考入僅有50個名額的譯訓班，經過一年集訓，順利進入聯合國總部工作。在記憶中，那場考試除了測試語言功底，還有國際時政知識。“我對國際時事一直感興趣。小時候，爸爸下班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偷他包裡的《參考消息》，讀得很細，這是瞭解世界的一個窗口。還記得有天晚上廣播裡說中東戰爭，我就站在喇叭口下，很興奮地聽。”
進入譯訓班，戴惠萍延續了早年的苦讀習慣，“聯合國送來很多外面拿不到的會議錄音，老師帶著我們從易到難慢慢練。早晨6點半起來去食堂吃飯，7點跑到教室，當時還沒有同傳箱，有兩個板，就在那裡練，一直練到晚上10點，中間吃個飯。我大部分時間就待那裡，有時去打球，週末和大學生一起跳跳舞。時間過得很快，整整訓練了一年，很拼！”
這是一個技能，和學術研究不一樣，要大量練習，練到熟能生巧。“電視劇裡那個男主角的背景我覺得不太符合現實，這些年我遇到那麼多專業譯員，好像還沒有外交部長的兒子去學口譯的，連副部長的兒子都沒有，做口譯要經過非常嚴苛的培訓，他們恐怕有更容易成功的職業途徑吧？”他說，“口譯老師就像專業的球隊教練，幫你發揮強項，使你變成出色的運動員。”
1993年至2003年10年間，已是“紐約客”的戴惠萍為聯合國、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國務院等機構承擔了數千場會議的同傳和交傳工作。
“從92年開始，聯合國一直找我，一去就不可收拾了。每天500美元，提供來回機票，在大城市還有每天300美元的生活費，我們一般住宿吃飯用100美元就差不多了，週末不工作還有補貼。當時跟著貨幣基金組織出差到王府井飯店住了好多次，從華盛頓飛北京來去都是全價公務艙，如果頭等艙有空位都會自然升上去，那真是freelancer(自由譯員)的黃金時代。”
做自由譯員有個說法，“laugh all the way to the bank”（一路笑著去銀行），“到後來錢成了惟一快樂。等我退休，除了說翻過幾千次頂端國際大會就沒東西了，每次做同傳，聽到的信息處理完後馬上得排出去，不然大腦會炸的，你讓我回憶具體的我都想不起來。”戴惠萍說。所以，2003年，他接到上外邀請，回國參與高翻院“會議口譯專業”的創立與教學後，就回來了，“趁自己年紀不是太老，還有精力。等以後我做不了了，起碼還有一批我教過的學生可以活躍在翻譯的舞臺上。”
說到電視劇中的“高翻院”，戴惠萍特意強調，“那和我們學院屬性完全不同。”現在的確有不少類似這樣的單位，以公司形式接受商業性翻譯任務，然後派給底下人員去完成，或者接單後去找外面的譯員，“這看似正常的商業行為，但這種模式恰恰是錯的。”因為公司承擔了中間人角色，有了中間成本，就會向主辦方收取高於譯員服務的成本，會議方則要壓價，公司為了要保持自己盈利，就會轉向譯員壓價。
“長遠來看，好的譯員慢慢也拿不到像樣回報，以後社會上的人才就不再去追口譯這個行業，那整體口譯水平就會下降，這不僅是拿多少錢的問題，而是關乎社會如何保證最好的人才願意去學這個專業，國內目前這樣的行業機制是有問題的。”戴惠萍說，“國際機構聘用專業譯員從來不通過所謂的翻譯公司，都同譯員直接聯繫。我們有一個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入會要有多年經驗，要有同行認證，國際組織看到你有這資質，就知道你能勝任，這才是聘用譯員的正確做法。”
教學之外，戴惠萍目前仍有選擇地為一些國際組織提供口譯服務，還曾被歐盟口譯總司聘請擔任考官。“跟歐盟代表團合作，他們的議員代表很多剛從地方上選出來，非常年輕，但為他們服務的口譯員經常是老頭老太，相反，中方譯員都非常年輕，或許中國領導覺得身旁譯員年輕漂亮視覺效果不錯，但其實在有些方面是吃虧的。”他說，“因為替歐盟做翻譯的，有一輩子口譯經驗的專業人員，他們的智力、經歷，對雙方涉及的方方面面課題了解程度不比議員差，有的甚至更好，當議員表達想法時，他們可以翻得非常全面，一些微妙的語氣都翻得很生動。反過來，中方領導這邊說些事先準備好的要點，中方年輕的譯員翻譯當然沒問題，但到第二、第三輪問題討論更深入涉及專業領域時，中方領導人有這樣的資質可以談得比較深，但年輕譯員就有點抓瞎，要麼沒完全領會意思，要麼說出來的英文非常機械，只在語言層面稍作處理，翻出來後歐盟議員經常不太明白中國領導人說的是什麼意思，溝通上就造成了欠缺。”
這個行業一定要自律
數次造訪上外高翻院，多位師生都提到童心這個名字。7年前進入聯合國任職同傳後，這個80後女生便在紐約定居下來。微信頭像上的童心嬌小玲瓏，沒想越洋電話那頭傳來的女聲成熟穩重，字正腔圓，彷彿出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2010年11月，童心在聯合國大會堂（GA Hall) 中文同傳箱工作 圖/受訪者提供
“這得歸功於當年在復旦新聞系的學習，我們有播音課，練習發聲、用氣、吐字，這對我日後的同傳工作有所幫助。做同傳也是體力活，很多時候翻一整天，到下午已累得不行，如果完全用嗓子而不是用腹腔發聲就特別累。”
吐字清晰之外，這份工作對語速也有較高要求。“聯合國每個國家代表發言限時3分鐘，發言時前面有一盞燈，快結束時燈會閃，他們要把很長的稿子在很短時間內講完，不然就完不成任務，因此發言人說話都很快，對我們同傳的要求是必須翻得完整和準確，我們說得不快信息就不完整了。”
回首職業生涯，童心的陳述平淡謙和，“我很幸運，百分之五十靠的是機遇，畢業那段時間中國發展特別快，當時對同傳的需求也特別大。”
在童心看來，自己走上同傳道路存有不少偶然因素。中學時背下三冊《新概念英語》的底子，本只為償還助學貸款。“我不到一歲時父親去世，媽媽獨自將我撫養成人。從小就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我們母女倆過上好日子。大學期間一邊上課，一邊打工，因為家裡窮，我就特別想掙錢，最開始做的是一對一的英語家教，後來發現英語培訓機構收入更高就去應聘，因為才大一剛開始被拒了，多次爭取後獲得一次試講機會才被錄用，當時他們給我排的課都是今天上海分校，明天南京分校，大學頭兩年間一直在兩座城市之間奔波教課。這段經歷對我後來做同傳也有一定影響，面對幾百名學生講課，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不斷加強，後來才意識到良好的心理素質是作為一名合格同傳譯員的必備條件。”
童心讀大學那幾年，中國社會悄然發生鉅變，間接帶動了她後來的職業選擇。
“我大二時（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同年中國加入WTO，第二年上海申博成功，回想起來，這些大事件深刻影響了我們這代年輕人。其實當年考同傳挺偶然，大三時無意中看到上外高翻院會議口譯專業招收第一屆學員，那時我正在新華社上海分社實習，參加了不少配有同傳的國際會議，那時覺得這個行業挺神秘，小箱子裡黑糊糊的，外面說裡面也說，覺得很酷，特別崇拜，所以想去試試，後來越走下去越覺得做同傳和做新聞挺像的，都需要你是雜家，要求你有極強的學習能力，在短時間內獲取大量信息。”
同傳招考那年她才大三，並不符合本科畢業的報考條件。“大三升大四那個暑假，我就直接衝到了高翻院樓裡，也不知道該找誰，剛好遇到柴明熲院長，我把自己特別想學同傳的決心表白了一番，柴院長可能看出我有做口譯的潛質吧，雖然沒有專業基礎，但他覺得我中英文都挺好，肯吃苦，就和其他院領導溝通破格給我一個考試機會，通過入學考試後，我成了第一期10名學員中的一員。”
當年這支“特種部隊”裡應屆畢業生並不多，不少人當時已是上外的老師和研究生，很多都是英語專業科班出身，和同班同學相比，年紀輕輕的童心可謂白紙一張，兩年口譯訓練在她的記憶中苦樂參半。
“第一年學交傳，練習‘無筆記複述’的過程很痛苦，兩三分鐘的演講，不許記筆記，完全用腦子，然後進行復述，特別難，剛進高翻院每天都在練這個，用腦過度，晚上睡眠都成問題。第二年學同傳，訓練一心多用，從‘影子練習’跟讀開始，剛開始覺得很好玩，鸚鵡學舌一樣，聽中文說中文，聽英文說英文，跟讀時最初差三分之一句話，然後慢慢把速度拉開，半句話、兩句話甚至三句話，從簡單到困難，從較短的lag（間隔）到較長的lag，這個是挺辛苦的。”
魔鬼訓練期間，學員每天還要花大量時間聽讀各類材料，“讀《經濟學人》、《國際先驅導報》，聽BBC、VOA，看CNN，用聯合國的會議材料練習交傳、同傳。高翻院要求十分嚴格，當時訓練都講一大段，他不停地說，我就不停地記，出去做譯員發現這樣的情況好少，一般是一兩句停下後讓你翻，只有偶發事故時才需應對。記得有次講者好像忘了翻譯存在，不停地講講了三四分鐘，講完他才想起有翻譯，因為當時筆記系統還挺紮實，所以把他的話一句不少地翻出來了，底下人都覺得特厲害，這都歸功於早年的訓練。”
童心第一次工作是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做同傳。“馬雲請他去‘西湖論劍’演講，我當時剛畢業，事先找他們要講稿，回話說克林頓講話從不給稿。記得當地電視臺還把我們同傳直播出去了，可緊張了！他的吐字不是特別清楚，人又特別聰明，思維跳躍很快，比布什和奧巴馬都難翻。翻完後我對自己的表現不太滿意，翻譯就是一門缺憾的藝術，所以這個行業一定要自律，就像外科醫生給病人動手術，手術結束你問病人醫生刀開得好不好，病人哪裡知道？”
即便有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口譯員仍要面對許多挑戰，尤其是專業性較強的會議。“比如我做過動脈粥樣硬化血栓形成大會和世界真菌大會，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熟悉大量生僻詞彙，掌握相關行業的基本理論，很容易出現完全聽不懂的情況。”
在美領館做了一年首席翻譯後，童心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過了兩年令人豔羨的理想生活：“見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出國頻率也挺高，做幾天玩幾天，記得接巴塞羅那和布拉格的會，才做了一天，玩了十幾天。基本上一年工作一百多天，10年前的市場價差不多每天六七千，報酬根據會議的專業性和難度還會有一定浮動。”
2008年聯合國全球招考同傳譯員，童心正在英國一家商學院為某央企高管培訓做口譯，因而報考了在日內瓦的考試。“後來因為汶川地震，我提前回國，回來後連續接到幾個大型會議的同傳合同，剛好和日內瓦的考試衝突，我覺得自己通過的可能性不大，失去幾個大型會議合同甚至可能會失去這些客戶，第一時間挺猶豫的，把想法和戴惠萍老師講了，算了我要不就不去了？沒想到他在電話裡把我痛罵了一頓，你目光太短淺了！不去你會後悔的！如果不去參加考試以後別來見我！他的訓斥讓我最終下定決心去日內瓦赴考。”她說，“進聯合國的誘惑力其實還是挺大的，過去練習總拿人家用過的材料在那裡拼命練習，骨子裡也挺想真槍實戰地去做，幸運的是，最後考上了。”
從收入上看，與原先自由職業相比，在聯合國工作並沒什麼提高，而且紐約生活成本也高。“但我可能還是有點理想主義，以前學新聞希望能夠目睹甚至見證一些歷史時刻，在聯合國做口譯就有這樣的機會，在那裡我親眼看到中國在聯合國地位不斷上升話語權不斷增強，而且有機會經我之口將中國的聲音轉述給世界，這些都帶來金錢無法衡量的成就感。”
只是一種工作和服務
“中國人可能對口譯員過於崇拜，覺得都是一些語言天才，到最後咱們還是為了養家餬口，口譯沒那麼特別，只是一種工作和服務。”在上外高翻院考場門口，我遇見的英國小夥子陸晨（Jonathan Lumb）說。
瘦瘦高高的他說一口略帶京腔的普通話，點評剛才考生的表現，他順溜地用上了成語“矯枉過正”和“腦補”這樣的流行字眼。互加微信時，跳出“六神”兩個字，看到我對他用花露水牌子作名字疑惑不解的樣子，他調皮地笑了：“這是‘陸晨’的粵語發音。”
生於英格蘭湖區的陸晨，從小就對語言感興趣，“高中時就讀一個法語，上大學時想怎麼也得加一個吧？歐洲語言太簡單，一兩年就能學出來，我想學個有挑戰的，填志願時就想選中文或阿拉伯語，當時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比較亂，最後就選了中文，但當時真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惟一印象就是英國的中餐和電視裡看到奧運會中國隊擅長乒乓球，選中文完全是因為覺得比較難，想挑戰自己。”
“挑戰”讓這個英國男生躍躍欲試，興奮不已，不僅是語言，也包括運動。他的微信頭像就是一張驚險的攀巖照片。“口譯永遠是一個比較緊張的行業，我自己比較喜歡戶外運動，做累了就去攀巖。跑步游泳的過程中你可能還在想工作上的事，攀巖的話你就比較集中，會想怎樣不要掉、怎樣爬啊，會很放鬆。”
2006年陸晨考入利茲大學，攻讀中文和法語雙學士學位。大學期間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交流，學習結束後他主動加學一年，和中文系學生一起選修古代漢語等課程。“印象最深的是，有個退休返聘的老頭講方言研究，每天大家都排著隊去上他的課，考試就考國際音標，每次上課開始他就說‘學校要求我講下這個，我知道很無聊但還是花5分鐘講一下’，然後就開始講他到中國各地考察方言的經歷，講得很生動，大家都愛聽。”
大學畢業後，陸晨考慮繼續進修漢語，但不打算往學術方向發展，由此報考上外翻譯碩士，並同時選擇了CI專業。“可能就是要把語言學到極致，學到起碼跟當地人差不多，甚至比當地人還好一點。”
CI畢業後，他憑藉優異成績得以留校任教，並有相對自由的時間從事口譯工作。和所有譯員一樣，為了保持信息更新，他早已養成聽讀大量新聞的習慣。“英文每天看《金融時報》，每週讀《經濟學人》，中文閱讀我會訂閱‘新聞精選’，看鳳凰衛視的《總編輯時間》，在播客上聽‘新聞酸菜館’之類的節目。這個工作就是挺動腦的，它會逼著你去關心很多事情。”
教學期間，作為帶隊老師，陸晨幾次帶CI學生去布魯塞爾實習。“看到歐盟的工作環境，相比之下中國各方面就差遠了。比如會議材料什麼時候能給到？在中國要麼不給，要麼最後給，歐盟那邊可能提前給，或者自己上一個網站下載下來，他們還會把一些材料給你打印出來；‘箱子’的話，中國基本上都在臨時的移動箱子裡，音質選位都比較差，有時他們甚至覺得箱子比較礙事，想把你安排到旁邊的房間，通過很不清楚的攝像頭看下會議情況，但你要在會場才能感受到氛圍；還有對譯員的尊重，有時他覺得你可能像個秘書或助理，甚至是個跑腿的，很少會有人散會時表示感謝，但我們喜歡這個工作，所以還是願意做，但條件是比較差的。”
提及不少譯員以去聯合國發展為目標，陸晨似乎不以為然。“聯合國中文箱子有史以來都只招中國人，而且聯合國的風格不是我很喜歡的，就是官腔比較多，會談很多事，但實際行動比較少，我喜歡那種實際一點的，陪同到一個工地或餐廳瞭解情況，這比較像交傳（交替傳譯），但同傳休息時也會跟不同的人接觸。”
“記得我們做過一個媒體交流的活動，中英法三國媒體精英坐到一塊談他們雙向進行報道時可能遇到的問題，他們會講很多例子，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有時做口譯會很枯燥，開會全都是講金融數字，但那個活動就是思想的碰撞，我覺得都是平時我關注的，正好還有人讓我去翻譯，那就很過癮。”
從業3年來，“外來者”陸晨自認挑戰無處不在。“現在口譯這個行業越來越難做，很多公司可能自己會招口譯，要了解他們的業務，認得人頭。你作為一個外來者，很難跟他們的譯員做得一樣好，這個信息你是聽懂了，但你不知道張三李四說的具體是哪個人，你想，這個行業裡還有很多黑話，很多八卦，如果沒有接觸到這些信息，你很難把公司內部的會議做好，你只能聽到一些表面的東西，但無法領會言外之意。”
不斷投入，一定要穩住
誠如陸晨所言，“外來者”很難領會內部情況。一個多月來，我結識了不少優秀譯員，他們博聞強識，深有遠見，謙和開放，樂於分享；但在約訪過程中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絕了採訪，一種說法是，“他們都是精英，在乎同行評價，不願拋頭露面”，另一種說法是，“他們只管悶頭賺大錢吧？！”
今年剛滿30歲的鐘泱，自2012年CI畢業後，一直在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外事處任職口譯，這個長相喜感的東北小夥子在圈內交遊廣闊，對行業也有深入瞭解。“外界其實有很多誤讀，以為同傳都是‘金領’，一小時就賺幾千塊，工作幾十天其他時間都在國外玩，但他們忽略了很多負面信息，自由譯員為了維持生活，要自己交社保醫保，醫療保險好點也要兩三萬，社保一年也是3萬左右，這就是6萬，那你一年會議至少要做30到50萬，你還要買房，沒有穩定工作申請貸款也很難，所以他們買房就要攢夠錢全款付房，他們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困難，而且還跟年景有關，比如08年金融危機就是非常淡的一年。如果一年工作200天，這個譯員會非常累，每場會都要準備，有些可能還非常難，如果在公司做專職譯員，他還有很多雜事要做。成為一個同傳，你要付出很多，科班出身那兩年就是一個很艱苦的路程，畢業後被市場認可也需要兩到三年時間，而且你需要不斷投入，很多人都說，如果你把提高能力的時間精力放在其他行業上，或許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
●《親愛的翻譯官》劇照
70後姑娘安寧，十餘年來一直在某非贏利性教育機構擔任口譯，職業道路並不輕鬆。“我們主要為課程做交傳，經濟、金融、管理，什麼都有。同傳是三人輪換，我們是一個人頂，從早上9點頂到下午6點，站著翻，晚上回去腦子裡都是教授的聲音，很累很累，睡不著覺，我經常今天翻完明天就發燒了。”
“讀書時我們有句話，死豬不怕開水燙，再難的東西，不管你在什麼場合都要穩住。這東西對心理素質要求特別高，快速吸收分析信息，非常好的語言能力將其轉化，一點錯都不能出，到今天我都覺得交傳比同傳要難，因為大家都在聽著，心理壓力真的很大。”每天在中英兩種語言間切換翻譯，安寧有自己的觀察和困惑。“英翻中，外國教授的表達比較正統，語言、邏輯都很嚴謹，翻譯時我能把握，但轉換一個頻道，中翻英，我就覺得，要不是很官僚的我都聽不懂的話，要不就是隨口一個不堪入耳的‘屌絲’，我心理上很難接受。因為是口譯，中文說出那些流行大白話就很難聽，我們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現在大家會議上也說，這些屬於我很難接受的一個檔次，有時都不知道怎麼翻。”
早在2008年聯合國招考時，安寧就已動念報考口譯。“做不動了，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今天翻汽車，明天翻計算機，後天再翻紡織品，年紀大了確實跟不上，太累了！尤其是國內市場別人對你的要求，時間的壓力，你事先都沒材料，完全靠自己，第二天一大早開會，你到場了才把材料扔到你箱子裡來，到後來你肯定覺得吃力。去聯合國做譯員，薪酬待遇肯定比國內低，但生老病死都會管你，年輕時拼命賺錢就是為了老來有保障嘛，現在家裡一個人生病全家破產是很可怕的。國內競爭環境太惡劣，我當年的客戶都被搶光光了，這是很正常的事。作為客戶，我給你開價少一千，客戶無從判斷，除非用了很多年，知道你中英文都很好。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考聯合國？就因為工作條件有保障，哪怕一小時的會，同傳一定是3個譯員20分鐘輪換，AIIC每年都和聯合國談工作條件，那些譯員是有組織保護的，國內是領導怎麼說你怎麼做，完全沒有談判餘地。換句話說，我們在國內就是賣苦力的，今天讓你背一個箱子得幹，明天讓你背10個箱子你也得幹！”
去年年底，安寧在北京參加了聯合國考試，今年5月獲知已入候選名單。“這次考上的叫‘逐字記錄’，就是將大會發言稿翻成中文，但速度要非常快，因為會議結束就要上媒體。我覺得這個崗位很適合我，因為它介於筆譯和口譯之間，但翻譯的所有東西都是口語的，如果你是筆譯，比如法律文件，英文一個從句就三行字，你自己框架就要搭半天，很辛苦，如果做逐字記錄，可能會輕鬆一些吧。”
“這個工作不但強度大，而且站在別人對面，他對你的言行舉止，一個眼神都會做出評判。別人聽你的聲音，你講話的語氣語調也傳遞出很多信息，你不能帶任何情緒去工作。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客戶、發言人等等，當然，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還是你要喜歡這個工作。”70後姑娘遊雁說。
畢業至今13年，遊雁一直在做口譯，也見證了整個市場的變化。“我上學那會兒這個市場才起來。現在口譯越來越多，市場掉價也特別快，我畢業時的價格到今天基本沒什麼太大變化，就上調了一點點，你想想十幾年來物價的膨脹，可以說，這是一種變相降價。”
“國內對於口譯的需求量龐大，英中、法中、韓中、日中，全球最大的翻譯市場在中國。國內翻譯的價格也千差萬別，從低到高，幾十倍差別都有；英中高翻市場，中國的價格比國外要高，但這邊的市場挑戰性更大，我每次出去，他們對翻譯的要求很高，內容也千差萬別，所以你要做大量準備，上千頁PPT，不花一兩天都看不完。”
儘管工作強度大，遊雁依然表示“喜歡這份工作”，“因為我能接觸很新很前沿的東西，能接觸到很厲害的發言人，在他們身上能學到很多。前陣我給一家公司的女CEO做翻譯，晚宴時我坐她邊上就問她，你覺得是什麼使你走到今天，她答得特好：我進入的這個行業很好，因為是技術型的，不管你是男是女，做得好就能得到認可，只要你努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安寧為化名。感謝戴惠萍、童心、陸晨、遊雁、鍾泱、韓騰嘉、尹詩朦、劉雅卓、蔡丹青等撥冗受訪；尚小奇、謝桂霞、郭鑫雨協助聯絡；實習記者張丹、陳伊純、黃妙紅、王豔協助整理錄音）
本刊記者|李乃清 發自上海
編輯|鄭廷鑫 [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南方人物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