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對人類的基因編輯成為輿論熱點，其中蘊含的倫理問題是關注中心。人們關心的問題包括基因編輯給當事人帶來的健康危險和認同危機，給社會帶來的公平問題，以及給整個人類基因庫帶來的潛在危險，等等。有人驚呼科幻情節就要成為現實，後人類時代即將到來。的確，對於基因編輯帶來的倫理挑戰，已經有為數不少的電影和文學作品進行了探討。其中，處於基因工程科技前沿的美國有很多這類電影作品。
對人造人的最早書寫是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1818年所作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這部小說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最早的科幻小說。1910年，美國愛迪生電影工作室第一次將《弗蘭肯斯坦》拍成了無聲電影。在這部J. 賽爾·道利導演的12分鐘短片中，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在實驗室裡製造出了一個有生命的人，在字幕中被稱為“怪物”，也就是“科學怪人”。這個人造人面相醜陋，不被創造者弗蘭肯斯坦接受，最後在絕望中萎縮消失。1931年，環球影業再次推出電影《弗蘭肯斯坦》，由詹姆斯·惠爾導演。這次，科學怪人接觸了更多周圍的人，雖然他本性並不邪惡，但是由於醜陋怪異的外表以及非人類的身份，還是不被人類接受。被孤立和排斥的科學怪人因此傷了人，最後只能被抓住燒死。雖然科學怪人不見得是個壞人，但無疑，電影的結論是他不應該被製造出來。創造生物這個想法非常危險——這一思路奠定了此後美國科幻電影的方向。
比起與人類有關的基因編輯，對動物的基因複製和改造更容易想象。1993年，斯皮爾伯格導演了以基因改造的巨獸為主題的災難片《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野心勃勃的商人僱用科學家，用遠古蚊子血液中的基因培育出恐龍，在遠離陸地的一個島上建造了恐龍公園，用於觀光遊覽。但恐龍本來生活在史前時代，其生活環境與今天天差地別，因此它們也是非常難以預測和管理的動物。面對圈養生活，恐龍會作何反應？不出所料，由於管理漏洞，恐龍衝出了控制區，造成巨大傷亡。電影特技使體型龐大、性情各異、桀驁不馴的史前巨獸在銀幕上覆活，給觀眾帶來的除了視覺震撼還有心理震撼：如果恐龍復活，人類將會怎樣？答案恐怕是絕對的災難。
比起這部造成轟動的大片，雷尼·哈林執導的《深海狂鯊》（Deep Blue Sea，1999）思考的問題更為深刻。在後者中，生化製藥廠老闆聘用科學家研製抗老年痴呆症的藥物。科學家從鯊魚的大腦中提取蛋白質，用以更新人腦中壞死的腦細胞。為了得到更多的鯊魚腦蛋白質，科學家對鯊魚進行了基因改造，使其腦容量增大。獲得了更大的大腦的鯊魚變得聰明而強大，它們為淪為人類的試驗品而感到憤怒。終於，在一次實驗中，鯊魚衝破容器，向人類發動了血腥的報復。
如果說在前兩部電影中，基因編輯的科學倫理尚未完全形成，那麼在2018年上映的《狂暴巨獸》（Rampage）中，則對此已經有了較為成型的倫理制約制度。這部電影由布拉德·佩頓執導，講述基因編輯技術已開發成功，用於治療致命疾病。但是很快，由於它具有潛在危險性，被美國政府機構完全禁止。不法分子雖然不敢再在地球上從事研究，卻轉移到地球空間站中繼續利用這個技術開發生化武器。用於實驗的老鼠產生基因突變，變得異常強大，不但毀壞了空間站，還使三個病原體樣本傳播到地球上。這三個病原體分別感染了一條鱷魚、一隻紅狼和一隻大猩猩，使他們體型巨大，破壞力和野性大大增加，在芝加哥上演了一出毀滅性極強的慘劇。
三部電影提出了不同的問題，《侏羅紀公園》主張讓每個時代的生物存在於它們自己的時代，《深海狂鯊》將動物權利問題提出來討論，而《狂暴巨獸》則暗示，不論目的如何，基因編輯一開始就註定了以悲劇收場。有趣的是，罪惡總是產生於資本的貪婪和殘酷，而直接打開潘多拉魔盒的則是科學家。
危機：人和基因變異人的關係
如果說動物基因改造的危險在於會傷害人類，人的基因改造也同樣會傷害人類自身。對於那些受到改造的人類如此，對於人類社會的關係亦是如此。
漫威的一系列超級英雄電影都與基因變異或者編輯有關。2000年，布萊恩·辛格導演的《X戰警》（X-Men）中，變種人由於基因和血液變異而具備超能力，但很多人恐懼和排斥這些異類；以X教授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則希望和變種人和平共處。為了保護變種人的權利並進而爭取地球的統治權，萬磁王聚集一批變種人向人類發動戰爭。X教授則聚集了另外一些變種人，向他們傳授正義的理念，為保衛人類和萬磁人展開鬥爭，這些戰士被稱為X戰警。電影的基本設定基於人和基因變異人之間的矛盾。如果一部分人的基因與大部分人不同，並因此在外表、性格、能力等各個方面與他人不同，幾乎可以想象，他們和大部分人之間一定會產生裂痕，出現認同危機。
2002年山姆·雷米導演的《蜘蛛俠》（Spider-Man）中，高中生彼得·帕克因被受放射性物質感染的蜘蛛咬到，發生了基因變異，成為具有超能力的蜘蛛人，可以自由變身。出於正義感，他常常化身蜘蛛俠，與各種犯罪行為進行鬥爭，守衛著城市。人們喜愛這位保衛正義的英雄，但是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雖然帕克本人在生活中因為懦弱、笨拙而受人嘲笑，但他不敢公佈自己就是蜘蛛俠這件事。他很清楚，比起受人嘲笑和捉弄，“不一樣的人”或者“怪物”這個標籤更不堪忍受。
2003年李安執導的《綠巨人》（Hulk）中，物理學家布魯斯·班納被父親當成實驗品，進行了基因改造。每當情緒激動時，班納就會變成身體龐大、擁有超能力的綠色巨人，但他本人變身的時候沒有自我意識，過後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綠巨人的破壞力使他受到軍方的圍捕，在恢復自我意識後，他所感到的只有深深的困惑和孤獨。很顯然，人類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才能獲得認同和肯定。基因改造到底給受試者本人的身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可以肯定，那不會是愉悅的經歷。
無盡的問題：當人類與克隆人共存
一些電影則更為深刻地討論了基因改造給人類個體帶來的影響。2000年羅傑·史波提斯伍德的導演處女作《第六日》（The 6th Day），同樣討論基因複製人的感情和人權問題。飛行員亞當·吉布森結束工作返家，發現一個克隆的自己生活在家中，佔據了自己的位置。他的第一反應自然是驅逐克隆人，但在經歷了一連串驚險遭遇之後，吉布森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克隆人，而生活在家庭中的那位才是吉布森本人。這部電影涉及克隆和記憶移植兩種技術：通過前者，克隆體獲得與本體一樣的體貌特徵，而通過後者則能保持記憶、情感的連續性。克隆人吉布森正因這兩種技術的應用獲得了自我認同，也因此在發現自己是“贗品”時承受了巨大的情感傷害。電影的結尾，克隆人和吉布森達成了諒解，吉布森一切照舊，而克隆人則到另外一個地方以吉布森的身份生活。通過這種結局安排，這部偏娛樂化的電影規避了本體和克隆體之間共享身份將帶來的社會問題。但是倫理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克隆體對這種安排會怎樣回應？接受了記憶移植的克隆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跟本人沒有區別，那麼面對失去正常生活的現實，克隆人的情感應該如何安放？電影名字“第六日”取自《聖經》，上帝在第六天創造了亞當。主人公的名字正是亞當。在克隆技術盛行的時代，誰有權充當上帝的角色去造人呢？電影指出，掌握基因複製和編輯技術的企業和個人很可能利用這個機會去控制其製造出的人，以各種方式剝削和利用他們，踐踏他們的權利。這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潛在危險。
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導演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陰鬱、灰暗的氛圍襯托出了複製人生命權被無視的痛苦。複製人是通過基因技術製造出的人類，雖然與人類一樣具有思維和情感，卻被視為非人，在外星從事苦力勞動，並且壽命被設定為短短4年。他們為此深感不平，希望獲得正常的生命。而在一次複製人暴動後，地球上下令所有複製人全部“退休”。負責追殺四個剩餘複製人的特勤警察戴卡德，在與幾個複製人過招和交往的過程中，見證了他們的個性、情感和回憶，看到了他們的人性之光。最後的戰鬥發生在一片廢墟之上，斷瓦殘垣寓意著人性的廢墟：對複製人殘酷的排斥意味著人自身的墮落；最後一位複製人的死前獨白則帶有一種神聖的崇高感。而在四個複製人都悲劇性地死去之後，戴卡德發現，自己可能也是個複製人。電影模糊的結尾使人和複製人的界限不再清晰，令人思考：人性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如果複製人在思維和情感上都和人類並無不同，將他們和人類進行區分的依據何在？具有人性的非自然人，是否應該具有和人一樣的權利？誰有權剝奪他們的權利？
安德魯·尼科爾1997年自編自導的《千鈞一髮》（Gattaca，又譯《變種異煞》）則描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那裡基因編輯成為家常便飯，早已不是倫理問題，未經基因編輯而自然出生的人反而因為不完美而遭到歧視。主角文森特就是這樣一個基因不良的人，雖然夢想遨遊太空，卻因為沒有優秀的基因而不具資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了基因優秀但因車禍癱瘓的前游泳明星傑羅姆的基因樣本。文森特使用傑羅姆的樣本通過基因測試，成為了宇航員。此後他必須時刻清理帶有自己基因的毛髮、皮屑等各種代謝產物，以免身份被揭穿。為彌補自己體能方面的基因缺陷，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雖然身份最終被人發現，他還是圓了夢。相比之下，傑羅姆的車禍其實是自己故意釀成的，因為他的基因非常完美，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做不到最好，這種落差使這位游泳健將十分痛苦，乾脆放棄了人生。在文森特的火箭啟程之時，傑羅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基因編輯使人天然具有了優劣之分，不但給基因不良的個體帶去種種限制和歧視，還可能使基因優秀的個體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壓力，這可能是基因編輯設計者所想不到的。
基因編輯作為前沿科技課題，激發了人們對人類改造身體和命運的想象，也吸引著眾多科學家的研究興趣。但是，它也會挑戰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挑戰千百年來業已形成的人類社會關係。基因編輯的未來究竟會怎樣，現在並不能預料，但是也許正如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所說，“對毫無遠見的評論家和哲學家來說，單個的科幻故事可能太過微不足道，但是科幻的核心和精華……對人類的出路至關重要，如果人類還有出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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