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這地方，僻處嶺南濱外，在歷史上長期以不文見鄙。到了近代，突然風起雲湧，燻蒸上騰，挺生出不少足以與中原士大夫抗衡的文化宗匠，並參與指導著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任務與進程。這其中，倘若要“論功行賞”的話，或者論聲名遠播的程度，我以為，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顯然當領頭功。
如今是凡聖龍蛇混雜的平民時代，天才與傳奇二詞，漸絕跡於報章人口。但在我看來，過去一百年，在很多方面，梁漱溟都可稱是無與倫比的人，也實在是一個天才的傳奇人物。而他最具傳奇性的思想軌跡可能在於：他屢屢被共捧為現代“新儒家”的巨匠、“最後的儒家”，但是他在年輕時代確實又不折不扣是一名佛教信仰者，念茲在茲的心願是要穿袈裟去出家當和尚——差不多走著和同時代的李叔同完全相反的道路，此後對佛教的態度也似乎有點曖昧不清。他這一信仰轉變因何緣由，又到底是歸儒是歸佛，近百年來都是一個費解的公案。前人難以說明白，後來人也多難以索解，我輩庸碌更感傳奇。
而就我的淺薄理解而言，與其糾纏於梁先生到底是一名佛教徒，還是一位儒學信奉者，似乎都不如說他是切實的救國者來的得當：他的所有信仰，都來源於淑世精神，都激於家國之變，並因社會需要不斷地在作自我調適。他不會在乎自己是佛是儒，他最在乎的核心，是多災多難的中國是否可以“得救”。
看歷史，生逢亂局，一個人要維持心志的清朗，並不是易事。而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仰，會半道轉折，往往不是出自個人生命的困頓，就是由時代的悲劇促成。
梁漱溟其人，論性情非常寬厚，他是真正終生沒有私敵的那種人。但是他的生命也自始至終為一種難言的焦灼感所纏繞。這種精神焦慮的來源，有身世的，更有社會的。而正是這種如蛇纏脖般的苦痛，讓梁漱溟在年輕時代一心向往佛教，也讓他在中年之後戮力於救國，起而行去實踐儒家的宗旨。
他曾經確實一度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甚至就個人情懷而言，至老未懈。他的家庭世代事儒，本應順理成章地“終當守儒術”，但是可嘆他成長的年月，是中國社會最糜爛的時段，錢穆說“專就國家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言，唐末、五代殆不過是”，這樣的目擊心傷，讓他心智過早地成熟，也讓他在絕望中很自然地想遁入空門以求解脫。說起來，中國士人本就有不從儒就逃佛的精神傳統，往往一旦意懶心疲，懷抱就轉為出世，這倒也是常規表現，只是多沒他深切，和真實。
那個橫暴混濁、兵戈擾攘的時代，有太多的知識分子，以為念佛也是一種救國的方式——從佛教宗旨上看，是以大悲心祈禱安慰痛苦驚惶憂惱的諸眾生。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早慧而敏感的梁漱溟和佛教結下血肉因緣，也是自然。只是，他當然也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堅強無畏的，1912年，他19歲那年，曾經兩度自殺，不過被搶救了回來；而隨後的家居中，他很快就對佛教產生莫大興趣，勤讀佛典，次年就開始素食，並向父兄表白想出家為僧，立誓不娶妻不食肉;1916年，方23歲，他寫出轟動學界的《究元決疑論》，以中學畢業生學歷被蔡元培請到北大作講師；1917年那年，他還痴想去湖南衡山出家為僧，只是半路被拽了回來，未能成志。可以說，在25歲之前，他無論身心言行，都是一名釋迦弟子，也時刻以僧人的信條或在家居士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可以說，佛教信仰，是青少年梁漱溟不滿足的補償，是他不幸的隱藏，是他憂患的歌哭，是他希望的寄託，也是他仇怨悲苦的解脫，更是他美好華嚴世界的黃粱夢想所繫。
真正促使他改變和反省的直接原因，是他父親梁濟突然的不告而別。那年，梁濟幾乎毫無徵兆地自投北京淨業湖而死——比王國維以同樣的理由自沉還要早9年。
梁濟光緒舉人，內閣京官，是堅定的儒家信仰者。他的死，並非因為個人無路可走，也並非殉清那麼簡單，而是取古代先儒式的以死明志，來傳達末代書生最後的抗議，呼籲在崩亂的中國，儒家道德理想可以經由大家共同的努力，得以重建。梁濟這麼決然的了斷，對彼時還停留在獨善其身、只求自了解脫的梁漱溟而言，無疑既是親情上的難以承受之重，也是生命選擇道路上最有力的規勸。
梁濟自殺前三天，也就是1918年11月7日，曾經問愛子梁漱溟：“這個世界還會好嗎？”梁回應說：“應該是會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吧。”“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這是他遺留給兒子最後的言語。梁漱溟後來在晚年自述中曾說，他的後半生無數次地玩味父親的這句遺言，他認為這是其父對他、也是對中國、更是對人類世界最後的囑託。
這種“囑託”具體謂何，而梁先生的感想又如何，他本人沒有深入去談。但我的揣摩，大體當是這樣的意思：生逢亂世，民不聊生，一個人憤世嫉俗也好、憂世傷生也好，無論多麼深刻，畢竟是一種狹隘的情感——此“隘”，就是昔賢孟子說的“伯夷隘”的隘，是生命格局萎縮之隘，當國家危亡之際，只求自身的安然無恙是自私的，也是有罪的，更是可恥的。那時的他，當也會體悟到，無論何種信仰，它都必跟花朵亦或果實一樣，總是需要有根的，根下總要有土壤的，沒有土壤的花果，總是靠不住的。假如脫離社會，遠離塵囂，眼空大眾，今天宗楊，明日師墨，都無補於世道，不過就是尋歡取樂、尋事生非的智力遊戲。所謂“吾生有涯而願無涯”，真學問與真生命的意味都不該是這樣褊狹的。
所以，梁濟的自沉，對青年梁漱溟而言，不僅只是一場傷逝的情緒衝擊，實在是敦促他由佛教轉入儒家的標誌性事件，也是理解他何以會在沉淪中幡然決絕起身而行的思想秘鑰。就此以後，梁漱溟從對人生的厭倦與憎惡知感中超拔出來，儒家“仁以為己任”的仁者情懷日漸成為他的主幹信仰，而過去所信奉的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精神，也協助著他在此後60多年風雨飄搖歲月中“濟乎江湖”。
可以說，就行動和宗旨而言，他終為一代大儒——此後餘生，都皈依在孔夫子堂室前，並以儒生自居自任，為儒家大同理想世界的實現，不惜以死赴之。但他生命的底色，還是佛教的大慈大悲之心在作墊，是救苦救難、勇猛精進的菩薩行精神質地。所以，我說他是外儒內佛，一切都因救國而起，也因家國而變。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由此，梁漱溟的態度、準則及認識都發生了顯著的轉變。由過去的退而潔身自好的四顧茫茫階段，開始由虛入實，坦然行進，收穫日豐的學術成果、社會實踐，獅子般奮迅以赴於現實中國與文化中國。
“書生報國成何計”。歸納起來，從“逃佛”而“歸儒”、由出世而入世的梁漱溟，此後的60載風雨春秋，其實就幹了兩件事：一，力行文化民族主義觀，通過深掘儒家文化資源，力求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文化，興發儒家學說的真意，重建民族文化。因為他認為這是“中國人何以是中國人”的核心要件；二，心懷振興中華、拯救貧苦大眾的熱願，走入實際的鄉村，搞起全世界都著名的鄉村建設與自治運動，心願在為近代中國及中國農民探索出一條超越西方又能富國強民的現代化新路。原因在於，他始終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只是坐而論道，亦或清閒在書齋對勞苦大眾不管不顧，這是沒有良心的腐儒。且中國未來的復興，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從下面做起，從社會運動做起，最直接的則是從鄉村建設開始。
梁漱溟這樣的舉動、做法和思想，在千年以前泰半也多是“援佛入儒”的先賢中也許還能看到一二光景，但絕對是他同輩的知識分子們所稀缺，也多陌生的。而這種巨大的路徑分野，在我想來，核心當歸究於他終其一生以佛學治心、以儒家應世的思想淵源吧。可以說，儒家的救濟天下蒼生的宗旨，與大乘佛教普度有情的心願，在梁漱溟那裡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而他汲取這些思想力量的動力和目標，都是為了救國救民。
脫離了這一層思索，我想，理解梁漱溟是困難的，爭論他到底是佛家還是儒家也是徒勞無意義的吧！
也就是說，梁先生的社會文化身份，與其糾纏他信佛信儒，毋寧說他最信國與民。他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他在亂流與漩渦中的路徑之具，倘九九歸原，是起於家國之病，也用於家國之治。這是他一生思想和行動的關口。
他到底是“最後的儒家”，還是“最後的佛家”，真的理不清。但可以明確的是，他既是佛教徒，也是儒家大師，更是偉大的愛國者——真正的愛國者必是愛民者，必是儒家所謂的“民胞物與”者，必是親身的行動派，而不是口號派。這實際上也是歷代很多中國士人乃至“中國脊樑”們共通的心路歷程。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中說，明末利瑪竇來華時，曾對中國人的信仰方式倍感震驚，他不理解一箇中國人何以能同時兼信儒、道、釋三教。漢學家艾愷1980年代，至華訪問梁漱溟時，也有過利瑪竇式的困惑，因為梁既對他猛吹儒學妙法，也大談佛法奧義，但後來艾愷也明白了，這種儒、道、釋合一式的融合思想，正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
在這本題為《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的研究著作中，艾愷還寫道 ：梁漱溟一輩子都過著極其寒酸的生活，吃素、不抽菸、不喝茶，雖為儒生，倒更像佛教苦行僧的修為，”就連佛教高僧太虛，也沒有像他一樣過著如此苦行禁慾的生活”，晚年口齒不清了，還念念不忘跟他絮叨有關鄒平鄉村的建設計劃，還有街上老婦人的養老問題。所以，他總結說，梁漱溟實際是儒佛合一者，是中國社會的“老手術師”，是個“偉大的尋求者”。
也就是說，儒也好，佛也罷，裡面都藏著梁漱溟的“天下之志”，氤氳著現代中國的日月山川，醞釀著他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誠意、愛與煩惱，也是一個偉大人物絕對偉大的境地示現。我讀他的書，總要感動，在歷史的燈人火叢中感受到意思無限，還覺得親，想道理便在於此。
這個世界，可能還會更好。但是，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後還會有嗎？
19，1，4，晚，閒談
閱讀更多 劉愚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