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这地方，僻处岭南滨外，在历史上长期以不文见鄙。到了近代，突然风起云涌，熏蒸上腾，挺生出不少足以与中原士大夫抗衡的文化宗匠，并参与指导着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任务与进程。这其中，倘若要“论功行赏”的话，或者论声名远播的程度，我以为，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显然当领头功。
如今是凡圣龙蛇混杂的平民时代，天才与传奇二词，渐绝迹于报章人口。但在我看来，过去一百年，在很多方面，梁漱溟都可称是无与伦比的人，也实在是一个天才的传奇人物。而他最具传奇性的思想轨迹可能在于：他屡屡被共捧为现代“新儒家”的巨匠、“最后的儒家”，但是他在年轻时代确实又不折不扣是一名佛教信仰者，念兹在兹的心愿是要穿袈裟去出家当和尚——差不多走着和同时代的李叔同完全相反的道路，此后对佛教的态度也似乎有点暧昧不清。他这一信仰转变因何缘由，又到底是归儒是归佛，近百年来都是一个费解的公案。前人难以说明白，后来人也多难以索解，我辈庸碌更感传奇。
而就我的浅薄理解而言，与其纠缠于梁先生到底是一名佛教徒，还是一位儒学信奉者，似乎都不如说他是切实的救国者来的得当：他的所有信仰，都来源于淑世精神，都激于家国之变，并因社会需要不断地在作自我调适。他不会在乎自己是佛是儒，他最在乎的核心，是多灾多难的中国是否可以“得救”。
看历史，生逢乱局，一个人要维持心志的清朗，并不是易事。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会半道转折，往往不是出自个人生命的困顿，就是由时代的悲剧促成。
梁漱溟其人，论性情非常宽厚，他是真正终生没有私敌的那种人。但是他的生命也自始至终为一种难言的焦灼感所缠绕。这种精神焦虑的来源，有身世的，更有社会的。而正是这种如蛇缠脖般的苦痛，让梁漱溟在年轻时代一心向往佛教，也让他在中年之后戮力于救国，起而行去实践儒家的宗旨。
他曾经确实一度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甚至就个人情怀而言，至老未懈。他的家庭世代事儒，本应顺理成章地“终当守儒术”，但是可叹他成长的年月，是中国社会最糜烂的时段，钱穆说“专就国家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言，唐末、五代殆不过是”，这样的目击心伤，让他心智过早地成熟，也让他在绝望中很自然地想遁入空门以求解脱。说起来，中国士人本就有不从儒就逃佛的精神传统，往往一旦意懒心疲，怀抱就转为出世，这倒也是常规表现，只是多没他深切，和真实。
那个横暴混浊、兵戈扰攘的时代，有太多的知识分子，以为念佛也是一种救国的方式——从佛教宗旨上看，是以大悲心祈祷安慰痛苦惊惶忧恼的诸众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早慧而敏感的梁漱溟和佛教结下血肉因缘，也是自然。只是，他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强无畏的，1912年，他19岁那年，曾经两度自杀，不过被抢救了回来；而随后的家居中，他很快就对佛教产生莫大兴趣，勤读佛典，次年就开始素食，并向父兄表白想出家为僧，立誓不娶妻不食肉;1916年，方23岁，他写出轰动学界的《究元决疑论》，以中学毕业生学历被蔡元培请到北大作讲师；1917年那年，他还痴想去湖南衡山出家为僧，只是半路被拽了回来，未能成志。可以说，在25岁之前，他无论身心言行，都是一名释迦弟子，也时刻以僧人的信条或在家居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可以说，佛教信仰，是青少年梁漱溟不满足的补偿，是他不幸的隐藏，是他忧患的歌哭，是他希望的寄托，也是他仇怨悲苦的解脱，更是他美好华严世界的黄粱梦想所系。
真正促使他改变和反省的直接原因，是他父亲梁济突然的不告而别。那年，梁济几乎毫无征兆地自投北京净业湖而死——比王国维以同样的理由自沉还要早9年。
梁济光绪举人，内阁京官，是坚定的儒家信仰者。他的死，并非因为个人无路可走，也并非殉清那么简单，而是取古代先儒式的以死明志，来传达末代书生最后的抗议，呼吁在崩乱的中国，儒家道德理想可以经由大家共同的努力，得以重建。梁济这么决然的了断，对彼时还停留在独善其身、只求自了解脱的梁漱溟而言，无疑既是亲情上的难以承受之重，也是生命选择道路上最有力的规劝。
梁济自杀前三天，也就是1918年11月7日，曾经问爱子梁漱溟：“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梁回应说：“应该是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吧。”“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遗留给儿子最后的言语。梁漱溟后来在晚年自述中曾说，他的后半生无数次地玩味父亲的这句遗言，他认为这是其父对他、也是对中国、更是对人类世界最后的嘱托。
这种“嘱托”具体谓何，而梁先生的感想又如何，他本人没有深入去谈。但我的揣摩，大体当是这样的意思：生逢乱世，民不聊生，一个人愤世嫉俗也好、忧世伤生也好，无论多么深刻，毕竟是一种狭隘的情感——此“隘”，就是昔贤孟子说的“伯夷隘”的隘，是生命格局萎缩之隘，当国家危亡之际，只求自身的安然无恙是自私的，也是有罪的，更是可耻的。那时的他，当也会体悟到，无论何种信仰，它都必跟花朵亦或果实一样，总是需要有根的，根下总要有土壤的，没有土壤的花果，总是靠不住的。假如脱离社会，远离尘嚣，眼空大众，今天宗杨，明日师墨，都无补于世道，不过就是寻欢取乐、寻事生非的智力游戏。所谓“吾生有涯而愿无涯”，真学问与真生命的意味都不该是这样褊狭的。
所以，梁济的自沉，对青年梁漱溟而言，不仅只是一场伤逝的情绪冲击，实在是敦促他由佛教转入儒家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理解他何以会在沉沦中幡然决绝起身而行的思想秘钥。就此以后，梁漱溟从对人生的厌倦与憎恶知感中超拔出来，儒家“仁以为己任”的仁者情怀日渐成为他的主干信仰，而过去所信奉的佛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精神，也协助着他在此后60多年风雨飘摇岁月中“济乎江湖”。
可以说，就行动和宗旨而言，他终为一代大儒——此后余生，都皈依在孔夫子堂室前，并以儒生自居自任，为儒家大同理想世界的实现，不惜以死赴之。但他生命的底色，还是佛教的大慈大悲之心在作垫，是救苦救难、勇猛精进的菩萨行精神质地。所以，我说他是外儒内佛，一切都因救国而起，也因家国而变。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由此，梁漱溟的态度、准则及认识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由过去的退而洁身自好的四顾茫茫阶段，开始由虚入实，坦然行进，收获日丰的学术成果、社会实践，狮子般奋迅以赴于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
“书生报国成何计”。归纳起来，从“逃佛”而“归儒”、由出世而入世的梁漱溟，此后的60载风雨春秋，其实就干了两件事：一，力行文化民族主义观，通过深掘儒家文化资源，力求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兴发儒家学说的真意，重建民族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人何以是中国人”的核心要件；二，心怀振兴中华、拯救贫苦大众的热愿，走入实际的乡村，搞起全世界都著名的乡村建设与自治运动，心愿在为近代中国及中国农民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又能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新路。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坐而论道，亦或清闲在书斋对劳苦大众不管不顾，这是没有良心的腐儒。且中国未来的复兴，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梁漱溟这样的举动、做法和思想，在千年以前泰半也多是“援佛入儒”的先贤中也许还能看到一二光景，但绝对是他同辈的知识分子们所稀缺，也多陌生的。而这种巨大的路径分野，在我想来，核心当归究于他终其一生以佛学治心、以儒家应世的思想渊源吧。可以说，儒家的救济天下苍生的宗旨，与大乘佛教普度有情的心愿，在梁漱溟那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而他汲取这些思想力量的动力和目标，都是为了救国救民。
脱离了这一层思索，我想，理解梁漱溟是困难的，争论他到底是佛家还是儒家也是徒劳无意义的吧！
也就是说，梁先生的社会文化身份，与其纠缠他信佛信儒，毋宁说他最信国与民。他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他在乱流与漩涡中的路径之具，倘九九归原，是起于家国之病，也用于家国之治。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行动的关口。
他到底是“最后的儒家”，还是“最后的佛家”，真的理不清。但可以明确的是，他既是佛教徒，也是儒家大师，更是伟大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者必是爱民者，必是儒家所谓的“民胞物与”者，必是亲身的行动派，而不是口号派。这实际上也是历代很多中国士人乃至“中国脊梁”们共通的心路历程。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中说，明末利玛窦来华时，曾对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倍感震惊，他不理解一个中国人何以能同时兼信儒、道、释三教。汉学家艾恺1980年代，至华访问梁漱溟时，也有过利玛窦式的困惑，因为梁既对他猛吹儒学妙法，也大谈佛法奥义，但后来艾恺也明白了，这种儒、道、释合一式的融合思想，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在这本题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研究著作中，艾恺还写道 ：梁漱溟一辈子都过着极其寒酸的生活，吃素、不抽烟、不喝茶，虽为儒生，倒更像佛教苦行僧的修为，”就连佛教高僧太虚，也没有像他一样过着如此苦行禁欲的生活”，晚年口齿不清了，还念念不忘跟他絮叨有关邹平乡村的建设计划，还有街上老妇人的养老问题。所以，他总结说，梁漱溟实际是儒佛合一者，是中国社会的“老手术师”，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也就是说，儒也好，佛也罢，里面都藏着梁漱溟的“天下之志”，氤氲着现代中国的日月山川，酝酿着他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诚意、爱与烦恼，也是一个伟大人物绝对伟大的境地示现。我读他的书，总要感动，在历史的灯人火丛中感受到意思无限，还觉得亲，想道理便在于此。
这个世界，可能还会更好。但是，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后还会有吗？
19，1，4，晚，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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