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畢贛來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或許不是我本可以，而是，我本不至於。
文 / 華商韜略 彭梁潔
【賈樟柯的秘訣】
“婁燁、賈樟柯這些文藝片導演怎麼掙錢？”“為什麼有人會給他們投資？”各種互動平臺上總有人這麼問。
問這種問題的人，既不瞭解文藝片，也不瞭解文藝片導演。
早在很多年前，賈樟柯就掌握瞭解答這個問題的秘訣——2002年，拍過《禁閉島》的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看到了賈樟柯的處女作《小武》，非常感興趣，約他去自己的工作室聊聊，並告訴他這個秘訣：一定要低成本。
多年來，賈樟柯都嚴格遵守這條鐵律——雖然票房低，但憑藉“低成本+海外版權”，活成了一個“不差錢”的文藝片導演。
如果青年導演畢贛有同樣的“慧根”，結局或許會不一樣。
2019年新年鐘聲敲響之時，一大批觀影人群走出電影院——他們剛剛度過了一個“地球最困的夜晚”。
帶著未消的餘困和“被欺騙”的憤怒，不少人湧入售票平臺，毫不手軟地給電影打出低分，並在朋友圈裡提醒身邊的人不要“踩雷”。
傳說中的2018最後一部爆款電影遭遇“開年黑”。貓眼電影顯示，至1月5日，《地球最後的夜晚》累計票房2.8億，評分卻只有2.6分。
對於畢贛來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或許不是我本可以，而是，我本不至於。
很多人都把這次事故歸因於錯位的營銷，但故事的本質，也許是一個野心太大而經驗尚淺的年輕文藝片導演，低估了“錢”，低估了規律，卻高估了自己。
【都是女神惹的禍？】
2015年，畢贛的第一部電影、成本20萬的《路邊野餐》在國際電影節上嶄露頭角。接著他開始籌備第二部電影，也就是《地球最後的夜晚》。
半年前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畢贛坦言，第一部電影成功之後“確實不差錢了”。於是，他大著膽子將新電影的成本預算提升到400萬。
400萬其實很低了——從20萬到400萬，也符合一個文藝片導演電影成本增長的一般規律。
但問題是，這部電影，畢贛的意向演員是湯唯。
根據網上公佈的明星片酬排行榜，2018年湯唯的電影片酬是1000萬，即使有報道稱湯唯這次是降價出演，但這個預算大概剛剛夠付女主角一個人的片酬。
低成本和女神不可兼得，畢贛選擇了後者。
為了女神，他和製片人單佐龍小心翼翼地將預算提升到2000萬。
作為一個文藝片新人導演的第二部作品，這已經有點冒險了。而邀請電影明星，這被畢贛認為是電影“商業化”的部分。
可是，就連許鞍華這樣的香港老牌導演，即便此前已憑藉《女人四十》摘得金馬獎大滿貫，拍《天水圍的日與夜》這樣的小眾文藝片時，也把成本壓縮在200萬以內。
《小武》《站臺》之後，賈樟柯的第三部電影《三峽好人》，和另一部紀錄片加起來，成本也才600萬。
對於很多導演來說，愛老婆的最高境界就是讓老婆當自己的電影女主角；對於文藝片導演來說，這不僅可以表達愛，還可以省錢。賈樟柯就是這麼做的。
當然，女神也不是不可以用。
當年高圓圓就是第六代一眾文藝片導演最喜歡的女主角，范冰冰也與文藝女導演李玉互相成就了對方。
但問題是，那時的高圓圓還只是“清嘴女孩”，范冰冰也還不是範爺，商業價值遠遠比不上現在的湯唯。
可見，聰明的文藝片導演擅長挖掘“未來時的女神”，而不是用“現在時的女神”。
然而，《地球最後的夜晚》項目的後續發展，卻遠遠不能簡單歸罪於女神了。
【失控的預算】
畢贛不是第一個不懂控制成本的文藝片導演。
1993年，姜文開拍自己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姜文性格強勢，拍電影追求完美，投入不惜成本——影片素材總共拍了25萬英尺，創下了中國導演耗片比最高的記錄——加上投資人中途撤資，電影一度難以為繼。
最後還是“中國模範前女友”劉曉慶伸出援手，主動扛起電影監製的重任，幫姜文四處打點，籌得一大筆錢給他續上了命。後來劉曉慶身陷囹圄，姜文報之以李，也被傳為一段佳話。
《陽光燦爛的日子》後期製作資金鍊斷裂，又得到德國導演、“新德國電影四傑”之一施隆多夫相助，惺惺相惜的兩人也以“哥們”相稱。
《陽光》的投入最後達到200多萬美金。那還是上世紀90年代，按照當時匯率已經接近畢贛這次的2000萬人民幣了。
好在，過程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陽光》不僅以5000萬票房拿下當年內地電影票房冠軍，口碑也炸裂到被影迷奉為“90年代最偉大的電影之一”。姜文一戰封神，但電影最終還是因為成本太高，虧了1000萬。
對於完美主義的追求和對成本的忽視，以及多次資金鍊斷裂的經歷，畢贛跟姜文很像。
《〈地球〉背後融資局：一部高額投資藝術片的求生之旅》一文，詳細講述了畢贛多次追加投資的經過。簡單來說，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劇組原定6月開機，但因為美術團隊出現問題拖延了一個多月，每天30-40萬的開銷，第一批投資方——上市公司華策、韓寒的東亭、臺灣的華文創、以及太和營業，都認下了超支的錢。
第二次，7月復機以後，劇組仍然入不敷出，引入第二批投資。這次投資方來自劇組內部發動的“關係”——監製沈暘引入的中影國際基金，演員黃覺介紹的張歆藝的道來影業，以及監製萬娟找來的黃曉明與郭亭婷的境界文化新沂有限公司。
第三次，因為計劃3個月完成的電影最終耗時9個月，後期製作為了趕工參加國外電影節。為此，第三批資方，優酷、騰訊、貓眼、藍色星空紛紛入局。
“原本的預算不合理。我們拍了九個月，大家待在一塊有很多基礎消耗，花了一大部分錢；還有一大部分花在了美學的試錯上，比如場景、道具。” 畢贛這樣總結超額的原因。
最終，預算的2000萬膨脹到最終的5000萬。
每一次困難都有投資方伸出援手，這看起來又是一個“人間有真情，人間有真愛”的續集。
然而，所有命運的饋贈，早已暗中標註了價格。
至此，16家投資方的龐大格局塵埃落定，幾乎佔據了影視投資圈的半壁江山，剛好湊成4桌麻將，熱鬧得很。
電影的70分鐘長鏡頭能不能載入影史不好說，但一部文藝片背後搞得這麼熱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那篇文章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總結起來就是：人多好辦事，組建多方資本可以分攤風險，利用多家資源優勢。
然而，這話有點片面了。
人多，有時候好辦事，但有時候，也可能會壞事——這麼多市場化的投資方“各顯神通”，難保不整出點事來。
於是，就有了後來的錯位營銷事件：
為了票房，宣發方把這部小眾文藝片裝扮成一個浪漫唯美的愛情故事，押注於電影結尾女神湯唯和男主角黃覺的那場吻戲，打出了“與最重要的人一起度過一個最有儀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的旗號——因此，電影選擇在12月31日21:50分開場，影片結束時恰好就是0點0分跨年那一刻。
有人總結：這是用賣保健品的方法賣藝術品。
於是，那些抱著“一吻跨年”簡單目標的情侶們走進電影院，卻聽不懂接吻前黃覺念出的那句咒語：
用刀尖入水，用顯微鏡看雪，就算反覆如此，還是忍不住問一問，你數過天上的星星嗎，它們和小鳥一樣，總在我胸口跳傘。
花投資人的錢試錯，沒問題；投資人犯的錯，也只能受著。
算來算去，根兒上可能是自己犯的錯。所以，也只能咬著牙，自己消化。
於是，畢贛只能對媒體說：
“我的宣發同事不偷不搶不下跪，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知識做一件事情，我沒有覺得他們有任何過錯。”
“我感覺投資人對我挺好的，大家都希望我創作出很好的藝術作品。他們對我的創作零干預，要不我怎麼可能拍成這樣呢？”
好在，跟姜文不一樣的是，預算雖然超了，但票房足夠高，這次不會虧錢了。
【找到“合適的錢”】
在拍電影的前十年，婁燁和老搭檔、監製耐安經常用自己的錢拍電影——耐安當演員、婁燁拍MV，用掙來的錢做電影。
如今，耐安認為，不少電影項目都“很有錢”了，現在應該討論的是，每一部電影要找到“合適它的錢”。
顯然，“不再缺錢”的畢贛，因為沒有控制好成本引發了下一個錯誤——這5000萬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適合他的錢呢？
跟同時期的青年導演忻鈺坤相比，畢贛對“錢”的把控力更顯得不足。
忻鈺坤的處女作《心迷宮》跟畢贛的《路邊野餐》一樣，都是從FIRST青年影展走出來的，豆瓣評分高達8.7分，逼近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更入圍了豆瓣電影Top250。
忻鈺坤第二部作品《暴裂無聲》預算同樣是2000萬，但他比畢贛聰明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他沒有超支；第二，兩個投資方——並馳影業、和和影業，前者是2016年FIRST創投會贊助方，後者是FIRST影展的主要創辦和支持機構——都不把盈利當成第一訴求。
許鞍華雖然拍電影經常虧，但看人是一看一個準，找錢是一找一個成。
2008年許鞍華拍《天水圍的夜與霧》，找不到投資，她去找“爛片之王”王晶，自己心裡都沒底。結果王晶給了她700萬，還讓她“不要考慮賠不賠”。
接著許鞍華又拍了《得閒炒飯》這種明知道會撲街的電影，王晶繼續給她砸錢。
王晶上《吐槽大會》，有人吐槽他，用自己拍爛片掙的錢去投資別人的文藝片，就像偷電瓶車去劫富濟貧。
到了《桃姐》的時候，許鞍華實在不好意思再去“坑”王晶了，這回她盯上了劉德華，“沒人願意給我投資，你幫幫我好不好？”
劉天王不忘當年許鞍華提攜之情，拿出了3000萬。“大家都是為幫忙，而且即使虧也是虧我的片酬，就當玩了”。
沒想到，最後他不僅小賺一筆，還一舉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
總結起來，文藝片導演的“合適的錢”主要有三個渠道：
第一，國外的專業基金——這是老一代文藝片導演沿用至今的；
第二，有情懷、不差錢的好朋友；
第三，國內專業的資金，或者瞭解文藝電影運行規律的專業機構。
這三類資金有一個共同特點——對票房沒有過高的期待，有的甚至做好了有去無回的準備，導演可以牢牢把握主導權。
急於證明自己的畢贛，似乎忘了考慮這些。
新銳導演孫渤涵在知乎上回答了一個問題：新導演如何尋找靠譜的投資方？他的答案或許可以供畢贛參考：
作為創作者你應該對於你作品的商業屬性有一個清晰的判斷，它到底是純粹的藝術電影還是商業產品電影。分清這兩點至關重要，主要原因是這兩種電影商業回報模式完全不同。
目前狀況是，藝術電影主要靠參加國外影展尋找境外片商或基金來完成資金回報，而商業產品電影靠的是國內院線公映所得票房來完成。分清這些，你尋找投資的方向、量級就會有一個相對準確的目標。但遺憾的是多數的初創者或者已經所謂成熟的創作者依然分不清。
畢贛似乎就沒分清，還是身不由己？
不知如今深陷輿論漩渦的他，會不會想回到三年前《路邊野餐》以20萬成本拿下500萬票房的那個最後的夜晚？
《不在乎觀眾，才什麼都要講得清楚明白導演畢贛在“地球最後的夜晚”中追尋記憶》 南方週末
《〈地球〉背後融資局：一部高額投資藝術片的求生之旅》 娛樂資本論
《賈導不差錢》 AI財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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