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之後，在江西上饒設立了一個法西斯集中營，把包括葉挺軍長在內不幸被捕的新四軍將士及從各地抓捕來的共產黨員、革命青年關押在集中營，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殘酷折磨和屠殺。
上饒集中營打著所謂軍政訓練機關的幌子，給人以種種假象。如被囚人員不稱犯人而稱“學員”，不穿囚服而著軍服，天天上“政治課”和“軍事課”等，反動派以“感化”的懷柔政策為主，誘騙大家自首變節。特務頭子張超公然散佈“訓練六個月即可結業分配工作，願回家的可以回家團圓，願升學的可以被保送到軍校學習”之類的話，這是要被囚人員對他們心存幻想，安心接受“訓練”。集中營每天上下午都要上兩個小時的“政治課”，散佈腐朽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美化吹捧蔣介石，汙衊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甚至假裝關心、同情的樣子找被囚人員進行“個別談話”，企圖以甜言蜜語“感化”被囚人員。
針對這些情況，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裡的共產黨員，憑著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組織觀念，在獄中成立了秘密黨組織，依靠組織的力量團結、教育、帶領廣大革命志士面對面地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一場反“感化”鬥爭。
在這場反“感化”鬥爭中，以葉挺為代表的新四軍將士始終走在鬥爭的最前列。皖南事變後，葉挺被監禁在李村，他一次又一次斥退了國民黨的“勸降”。有一天，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以重敘“舊誼”為名宴請葉挺。席間，顧祝同誣衊新四軍奉令北移是“違抗軍令，觸犯軍紀”，並且勸葉挺只要對新四軍違反軍紀問題發表一個宣言，就可以升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葉挺當即斥之為“胡說”，並嚴詞斥責蔣介石、顧祝同“反覆無常，悍然發動皖南事變，陷害新四軍”的罪行，要顧祝同轉告蔣介石，必須立即釋放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新四軍將士。他斬釘截鐵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他還在監禁他的李村牢房的牆上貼了張手書：
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石底監獄裡的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李子芳、政治部秘書處處長黃誠等革命志士，在反“感化”鬥爭中寸步不讓。他們入獄不久，提出了“堅持革命氣節，反對屈膝投降，團結就是力量，鬥爭才有出路”的口號，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有一次，集中營特務頭子張超親自前來“勸降”。面對張超的虛情假意，黃誠說：“你們一再給我們加上‘叛變’的罪名，究竟是誰叛變？自從1938年武漢失守以來，你們一再製造摩擦，煽動反共。我們委曲求全，按照你們指定的路線渡江北上，你們卻發動皖南事變陷害我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日本鬼子高興萬分，全國人民無限悲憤，請問這種行為，不正是你們對祖國人民的叛變嗎？……”黃誠義正詞嚴，駁得張超臉紅脖子粗，連叫“住口，住口”。可是黃誠就是不住口，繼續說：“你們口口聲聲要我們悔過，我們新四軍幾年來轉戰大江南北，一不投降，二不搶掠，一心只為抗日救國，我們有什麼過可悔？真正要悔過的是你們！……”張超再也聽不下去了，悻悻而去。
反動派不僅面對面“勸降”，還利用上“感化”課來蠱惑作為“學員”的獄中革命志士。國民黨反動派將上饒集中營周田村的諸葛宗祠改作“大禮堂”，讓專職特務教官和從外界請來的所謂社會名流、學者來這裡講“感化”課。課堂紀律特別嚴格，包括不準打哈欠、咳嗽等十多個“不準”，四周佈滿荷槍實彈的憲兵，特務隊隊長、指導員還在“學員”中間巡迴監視。一個姓姜的反動教官吹捧蔣介石，說他之所以能做領袖，是由於具備這樣三個條件：早起運動的習慣；賢內助；鋼鐵的意志，詩人的靈魂。“學員”們聽後，有的譏諷說：“我們這些‘學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早起運動的習慣早就養成了，也早配得上做領袖了！”有的挖苦說：“可惜我的老婆是個土包子，只會做飯洗衣服，不會里通外國、勾結洋人。”“感化”課堂上，反動教官鼓吹什麼“唯生論”，說“唯心論把人變成鬼”“唯物論把人變成狗”，吹噓自己的那個不知把人變什麼的“唯生論”是“最進步的哲學”。“學員”們譏笑說：“原來國民黨的人等於‘鬼加狗’啊！”國民黨第三戰區政治部秘書長戴洪猷說：“國民黨是老牌子，共產黨是新牌子，老牌子比新牌子好，貨真價實。”而另一個姓唐的教官又說：“國民黨是新牌子，共產黨是老牌子，新牌子新鮮好看，當然比老牌子好。”兩說自相矛盾，“學員”們評道：“牛有牛鳴，馬有馬嘯，口若懸河，胡說八道！”
“個別談話”是敵特常用的手法，談話時假裝關心的樣子，“恭維”學員年輕有為，“規勸”不要固執己見，“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為俊傑”“悔過自新，大有前途”。這些談話，均遭到“學員”們的反駁。一次，一中隊特務隊隊長張弘毅找“學員”丁甘夫進行“個別談話”，說只有國民黨在領導人民抗戰救國，而新四軍遊而不擊，要丁甘夫認清形勢，消除對國民黨的誤會，站到三民主義方面來。丁甘夫據理駁斥了張弘毅的謬論，指出國民黨是消極抗日，新四軍是積極抗日，深得百姓擁護。特務見丁甘夫“頑固不化”，把他關進了茅家嶺監獄。不久，丁甘夫的姐姐來了封勸降信，信上說：“你何苦做他人之犬馬，應在委座（指蔣介石）的領導下，做個三民主義的信徒。”張弘毅如獲至寶，馬上將這封信轉交給被關在茅家嶺監獄的丁甘夫，還附上一張紙條，寫道：“國恨家仇，親恩姐愛，不容同志再如此之茫茫也。”居然稱丁甘夫為“同志”。丁甘夫當即回信給姐姐，宣佈斷絕姐弟關係，並寫信回擊張弘毅：“正因為國恨家仇，親恩母愛，甘夫已為祖國奔走數載，血戰疆場數次，雖屬無功而於心無愧矣！近悉日寇鐵蹄又踐踏沿海各地，甘夫聞訊，心崩肺裂，誓為抗日救國重赴沙場。決心早定，意志尤堅，復何謂茫茫哉？”特務的誘降陰謀破滅了。
在上饒集中營裡，囚禁著一批從江西、浙江等地抓來的共產黨員和愛國青年，有工人、農民、教員、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醫生等。在共同的戰鬥中，他們和獄中的新四軍將士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成了親密的戰友。青年木刻家林夫，1940年春在浙江省平陽縣被捕，他的腿有殘疾，長期監獄生活的折磨，使他走路更加困難，後來他和被捕的新四軍官兵一起被編入所謂“頑固隊”的六隊。六隊在決定暴動的前夕，大家想到林夫的腿不能跑，非常難過，去徵求他的意見。林夫說：“不要管我，還是堅決幹！”他首先想到的是集體鬥爭的勝利，讓同志們奔向自由，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暴動的時候，同志們像疾風一樣衝出去了，他們無法幫助留在後邊的林夫。這位曾經受過魯迅先生教誨的20多歲的青年木刻家，我黨地下平陽縣委宣傳部部長，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在赤石河畔。
上饒集中營裡還關押著幾十位從新四軍和地方上抓來的女同志，她們大多是20歲左右的姑娘，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對生活的希望，但是為了捍衛革命真理，捍衛革命氣節，她們暫時拋棄了個人的幸福，在鬥爭中一個個成了勇敢的戰士。施奇就是其中的一個，她原來是上海紗廠的一個女工，參加新四軍後在軍部任機要員，在被俘時遭到了國民黨士兵的汙辱，這個曾經健康、美麗而活潑的姑娘，被押到集中營時已經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特務以治病為名誘騙她屈服，都被她痛罵回去。在生命垂危的時刻，她仍然一心眷念著黨，眷念著同志們。獄中的一位女同志偷偷去看她，施奇抓著她的手說：“你們如果能逃出去，回到軍部，一定要把我的遭遇告訴首長和同志們，我是多麼想活，多麼想把一生精力獻給黨的事業，多麼想看到革命的勝利啊！”1942年6月，這個飽受苦難的黨的好女兒，被特務活埋在茅家嶺監獄對面的小山腳下，年僅23歲。
發生在上饒集中營裡驚心動魄的反“感化”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在皖南戰場上反對國民黨反共陰謀鬥爭的繼續，是革命與反革命、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大搏鬥，在黨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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