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江西上饶设立了一个法西斯集中营，把包括叶挺军长在内不幸被捕的新四军将士及从各地抓捕来的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关押在集中营，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折磨和屠杀。
上饶集中营打着所谓军政训练机关的幌子，给人以种种假象。如被囚人员不称犯人而称“学员”，不穿囚服而着军服，天天上“政治课”和“军事课”等，反动派以“感化”的怀柔政策为主，诱骗大家自首变节。特务头子张超公然散布“训练六个月即可结业分配工作，愿回家的可以回家团圆，愿升学的可以被保送到军校学习”之类的话，这是要被囚人员对他们心存幻想，安心接受“训练”。集中营每天上下午都要上两个小时的“政治课”，散布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美化吹捧蒋介石，污蔑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甚至假装关心、同情的样子找被囚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企图以甜言蜜语“感化”被囚人员。
针对这些情况，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凭着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在狱中成立了秘密党组织，依靠组织的力量团结、教育、带领广大革命志士面对面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反“感化”斗争。
在这场反“感化”斗争中，以叶挺为代表的新四军将士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皖南事变后，叶挺被监禁在李村，他一次又一次斥退了国民党的“劝降”。有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重叙“旧谊”为名宴请叶挺。席间，顾祝同诬蔑新四军奉令北移是“违抗军令，触犯军纪”，并且劝叶挺只要对新四军违反军纪问题发表一个宣言，就可以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叶挺当即斥之为“胡说”，并严词斥责蒋介石、顾祝同“反复无常，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的罪行，要顾祝同转告蒋介石，必须立即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将士。他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他还在监禁他的李村牢房的墙上贴了张手书：
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石底监狱里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等革命志士，在反“感化”斗争中寸步不让。他们入狱不久，提出了“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口号，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前来“劝降”。面对张超的虚情假意，黄诚说：“你们一再给我们加上‘叛变’的罪名，究竟是谁叛变？自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来，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我们委曲求全，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你们却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我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日本鬼子高兴万分，全国人民无限悲愤，请问这种行为，不正是你们对祖国人民的叛变吗？……”黄诚义正词严，驳得张超脸红脖子粗，连叫“住口，住口”。可是黄诚就是不住口，继续说：“你们口口声声要我们悔过，我们新四军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一不投降，二不抢掠，一心只为抗日救国，我们有什么过可悔？真正要悔过的是你们！……”张超再也听不下去了，悻悻而去。
反动派不仅面对面“劝降”，还利用上“感化”课来蛊惑作为“学员”的狱中革命志士。国民党反动派将上饶集中营周田村的诸葛宗祠改作“大礼堂”，让专职特务教官和从外界请来的所谓社会名流、学者来这里讲“感化”课。课堂纪律特别严格，包括不准打哈欠、咳嗽等十多个“不准”，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队队长、指导员还在“学员”中间巡回监视。一个姓姜的反动教官吹捧蒋介石，说他之所以能做领袖，是由于具备这样三个条件：早起运动的习惯；贤内助；钢铁的意志，诗人的灵魂。“学员”们听后，有的讥讽说：“我们这些‘学员’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早起运动的习惯早就养成了，也早配得上做领袖了！”有的挖苦说：“可惜我的老婆是个土包子，只会做饭洗衣服，不会里通外国、勾结洋人。”“感化”课堂上，反动教官鼓吹什么“唯生论”，说“唯心论把人变成鬼”“唯物论把人变成狗”，吹嘘自己的那个不知把人变什么的“唯生论”是“最进步的哲学”。“学员”们讥笑说：“原来国民党的人等于‘鬼加狗’啊！”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秘书长戴洪猷说：“国民党是老牌子，共产党是新牌子，老牌子比新牌子好，货真价实。”而另一个姓唐的教官又说：“国民党是新牌子，共产党是老牌子，新牌子新鲜好看，当然比老牌子好。”两说自相矛盾，“学员”们评道：“牛有牛鸣，马有马啸，口若悬河，胡说八道！”
“个别谈话”是敌特常用的手法，谈话时假装关心的样子，“恭维”学员年轻有为，“规劝”不要固执己见，“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悔过自新，大有前途”。这些谈话，均遭到“学员”们的反驳。一次，一中队特务队队长张弘毅找“学员”丁甘夫进行“个别谈话”，说只有国民党在领导人民抗战救国，而新四军游而不击，要丁甘夫认清形势，消除对国民党的误会，站到三民主义方面来。丁甘夫据理驳斥了张弘毅的谬论，指出国民党是消极抗日，新四军是积极抗日，深得百姓拥护。特务见丁甘夫“顽固不化”，把他关进了茅家岭监狱。不久，丁甘夫的姐姐来了封劝降信，信上说：“你何苦做他人之犬马，应在委座（指蒋介石）的领导下，做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张弘毅如获至宝，马上将这封信转交给被关在茅家岭监狱的丁甘夫，还附上一张纸条，写道：“国恨家仇，亲恩姐爱，不容同志再如此之茫茫也。”居然称丁甘夫为“同志”。丁甘夫当即回信给姐姐，宣布断绝姐弟关系，并写信回击张弘毅：“正因为国恨家仇，亲恩母爱，甘夫已为祖国奔走数载，血战疆场数次，虽属无功而于心无愧矣！近悉日寇铁蹄又践踏沿海各地，甘夫闻讯，心崩肺裂，誓为抗日救国重赴沙场。决心早定，意志尤坚，复何谓茫茫哉？”特务的诱降阴谋破灭了。
在上饶集中营里，囚禁着一批从江西、浙江等地抓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有工人、农民、教员、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医生等。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们和狱中的新四军将士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亲密的战友。青年木刻家林夫，1940年春在浙江省平阳县被捕，他的腿有残疾，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使他走路更加困难，后来他和被捕的新四军官兵一起被编入所谓“顽固队”的六队。六队在决定暴动的前夕，大家想到林夫的腿不能跑，非常难过，去征求他的意见。林夫说：“不要管我，还是坚决干！”他首先想到的是集体斗争的胜利，让同志们奔向自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暴动的时候，同志们像疾风一样冲出去了，他们无法帮助留在后边的林夫。这位曾经受过鲁迅先生教诲的20多岁的青年木刻家，我党地下平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赤石河畔。
上饶集中营里还关押着几十位从新四军和地方上抓来的女同志，她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姑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希望，但是为了捍卫革命真理，捍卫革命气节，她们暂时抛弃了个人的幸福，在斗争中一个个成了勇敢的战士。施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原来是上海纱厂的一个女工，参加新四军后在军部任机要员，在被俘时遭到了国民党士兵的污辱，这个曾经健康、美丽而活泼的姑娘，被押到集中营时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特务以治病为名诱骗她屈服，都被她痛骂回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仍然一心眷念着党，眷念着同志们。狱中的一位女同志偷偷去看她，施奇抓着她的手说：“你们如果能逃出去，回到军部，一定要把我的遭遇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是多么想活，多么想把一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多么想看到革命的胜利啊！”1942年6月，这个饱受苦难的党的好女儿，被特务活埋在茅家岭监狱对面的小山脚下，年仅23岁。
发生在上饶集中营里惊心动魄的反“感化”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战场上反对国民党反共阴谋斗争的继续，是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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