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各國經濟發展史來看，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收入1萬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2.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
第2種結果被稱為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國家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經濟體，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高收入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5萬美元的高收入線。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低端製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帶不來高等收入。而且伴隨而來的汙染，價格戰，都是惡性循環。低端製造改高端製造，需要仰仗高科技，而高科技不是靠人多能追趕的。
2017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為8865.99美元，眼看就接近1萬美元了。
我們能不能成功的突破1萬美元的“地心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以色列、“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而拉美地區和東南亞等更多國家則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時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後仍屬於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雖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根據現實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我們可以從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長期徘徊於中等收入階段的經驗教訓中，歸納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徵化事實，用以說明一個“不幸”的經濟體，是如何一步步落入該陷阱的。然後我們看看如何避免自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步，誤判經濟減速的原因。
美國經濟史學家埃肯格林收集了大量國家的歷史統計數據，通過計量研究發現，一個經濟體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的某個特定時點上，會發生明顯的經濟增長減速，平均減速幅度可高達60%。
經濟突然減速，政府都要進行宏觀調控，但對經濟減速的原因如果發生了誤判，會導致政策選擇不當，從而使經濟減速演變為停滯。
例如，如果減速的原因在於供給側的潛在產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卻是著眼於在需求側刺激的話，則不僅難以產生政策效果，還會導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結果。
其中，最嚴重的扭曲莫過於政府過度使用產業政策，導致生產要素的價格背離比較優勢；最嚴重的政策後果則是造成泡沫經濟、產能過剩和對落後產業及企業的不當保護。一旦如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減速，反而轉變為長期的超低速增長甚至增長停滯。
企業該破產的就讓它正常破產，該裁員的就讓它裁員，相信市場的力量，而不是人定勝天。
如果你不讓它破產，它既創造不了效益，又佔據以及消耗了大量的資源，比如政府讓銀行繼續給資不抵債的企業續貸，寶貴的信貸資源就是這樣被浪費的，被投放到低效甚至無效的資產上。
第二步，飲鴆止渴的刺激經濟。
政府看到政策幾番刺激之後，經濟還是一路下滑，很可能會採取飲鴆止渴的方式應對，造成經濟社會體制的全面扭曲。
例如，通過銀行放水的方式刺激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短期來看，經濟可能會有起色，但每刺激一次，效果就減弱一分，因為貨幣政策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長期來看，貨幣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沒有任何作用，這已經被諾獎得主弗裡德曼證實。
如果印鈔和放水有用的話，那現在地球上就沒有陸地了，更別提美聯儲的歷次縮錶行動了。
放出去的水要及時收回來，而不是一直放下去。
第三步，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障礙。
接下來，與停滯的經濟增長相伴而存在的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造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竭盡全力要維護這個有利於自身的分配格局，因此不利於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體制弊端積重難返。
一旦進入這種體制狀態，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就被利益集團所俘獲，不僅經濟增長陷入停滯，改革和制度變遷更是舉步維艱，妨礙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便被固化。
從已有的經驗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正確認識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以及坦然接受經濟增速回到正常增速的現實，防止粗暴干預、過度刺激，把自然的減速轉化為萬劫不復的經濟停滯，二是要解決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等問題，保持社會凝聚力，三是要打破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以體制改革促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的創新驅動和長期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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