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窯、弟窯、龍泉窯，誰的名聲最響？當然是哥窯。
哥窯青釉魚耳爐 高9、口徑11.8、足徑9.6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哥窯以典雅肅穆的造型、縱橫交錯的開片紋（金絲鐵線）、潤澤如酥的胎釉（紫口鐵足）而著名，歷來被藏家乃至皇權青睞，以致在明代還被捧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只要提到哥窯，有四個概念無法迴避：一是清宮遺存哥窯器，現藏於兩岸故宮博物院和其他一些著名博物館，它們獨佔鰲頭、光鮮亮麗，如今似乎已成判斷一件藏品是否為哥窯的“標準器”，業界給它們取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稱——“傳世哥窯”，它們的窯址至今沒找到或沒明確，但明顯不是龍泉地區燒製的；二是文獻記載的哥窯，按文獻描述的特徵似乎是產於龍泉地區的龍泉黑胎青瓷，業界也創造了一個名稱——“龍泉哥窯”，黑胎青瓷的窯址已在龍泉地區找到；三是一些哥窯瓷器，其釉色、造型與南宋官窯並無多大差別，很難判斷它們到底屬於哥窯還是官窯，把它們看成官窯也行、看成哥窯也未嘗不可，當前業界把這類哥窯歸為“官窯型”器；四是由於哥窯的典型特徵——開片紋很漂亮，很受世人喜愛，歷史上也曾被傳得神乎其神，但事實上工藝並不複雜，因此在元、明、清三代有眾多窯口爭相仿造，尤其明、清兩朝竟然有朝廷官窯奉旨仿造，有的達到以假亂真程度，當前業界把這類哥窯叫做“仿哥窯”或“哥窯型器”。在現代，各路專家學者觀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頗有見地、有的信口雌黃，更有的佔據業界高位抱殘守缺，對新發現的證據視而不見，固守陳詞濫調，把“哥窯”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所以，前文所說“複雜”二字，皆因哥窯而起。
龍泉窯三足爐 高12.4、口徑14.5、足距9.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弟窯之名皆因一個“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倆的傳說。傳說是否靠譜本不難判斷，但歷史偏偏就出現了以“弟窯”即為龍泉窯、龍泉窯就是“弟窯”的荒誕論斷，導致後世形成以偏概全、以點論面的尷尬局面，始終難以自圓其說。
龍泉窯青瓷鳳耳瓶 高25.5、口徑9.4、足徑9.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不愧為我國著名青瓷窯，歷史悠久，自五代之前建立，隨著越窯衰敗而興起，參與過越王錢氏政權燒“貢瓷”進貢中央朝廷，也參與過南宋初期祭祀禮器（祭器）用瓷的燒造，曾一度成為中國出口瓷器的大戶，燒造技藝精湛，有著極其輝煌的歷史，但他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個龐大的民窯群體，專門文獻記載並不多。如果不是哥窯這個”網紅“所帶，龍泉窯名聲也許還沒這麼響亮。
龍泉窯黑胎青瓷鬲式爐
真實的歷史往往被傳說扭曲、帶偏。我的論述也將從歷史最悠久的龍泉窯展開，把被章氏兄弟傳說粉飾得面目全非的青瓷名窯——龍泉窯給大家介紹清楚，同時將哥窯、弟窯問題以及他們與龍泉窯之間的相互關係給大家做個交代，力求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從被傳說演繹得撲朔迷離的“歷史”中，正本清源，還原青瓷名窯的歷史真相。
哥窯八方貫耳扁瓶 高14.9、口徑4.6-3.7、足徑4.8-6.4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正式開講之前，我還想從社會風氣和治學精神的高度，來吐槽一下陶瓷界為什麼有那麼多複雜的問題。有人說，哥窯問題之所以複雜，僅僅因為窯址沒有找到，如果”傳世哥窯“窯址找到，問題、爭議也就消失。這話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細一想，不對，造成諸如此類問題繁雜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會不良習氣所擾，也有治學精神浮躁所致，還有封建傳統思維束縛，說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窯這個事情來說，即使窯址找到、眼前問題解決，也只能說標治好了，但本因還在，正所謂“治標不治本”。那麼，造成哥窯等類似問題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功利主義綁架陶瓷歷史的挖掘和研究。這種氛圍幾乎瀰漫全國。比如對一些歷史名窯、名瓷的挖掘，如果能夠被認定為“官窯”，或者斷代於唐宋的幾大名瓷，則大受地方政府的歡迎，瓷器收藏界、拍賣行更是拍手稱快，皆大歡喜，藏品市場價格更是水漲船高、泡沫飛濺；如果既沾不上“官窯”的邊，又挨不上唐宋，則灰頭土臉，好像考古工作者“沒本事”；要是發現某窯原來錯誤斷代於唐宋，如今要還原真相，重新斷代於元、明，則會得罪一大批人，地方政府不高興，收藏界死纏爛打，各方壓力接踵而至，甚至出現利益群體鼓動部分專家學者對講真話的人士實施圍攻。在這種社會氛圍中，虛假研究、虛假鑑定屢屢發生，將錯就錯、人云亦云就更司空見慣。
明·龍泉窯白胎青釉刻花卉紋瓷瓶 高28.9、口徑6.1cm 南京市博物館藏
第二，學術江湖化，研究學者、收藏鑑定者、利益代言人界限模糊不清。這是我在涉及陶瓷文化研究以後，發現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何謂江湖化？就是世俗化。江湖中充滿著等級尊卑、利益交換和無原則的附和盲從，說陶瓷界有江湖氣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業界眾生相。比如，某些博物院（館）等機構觀念陳舊，缺乏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像鈞窯斷代那樣，明知某權威、某前輩的觀點是錯誤的，也不敢挑戰，更不敢糾正，創新無力、一潭死水，不僅貽笑大方還誤導社會；某些權威機構的專家、學者，出鏡率高，做節目評委、為商業活動站臺代言，拿著鉅額出場費睜眼說瞎話，打壓真相，混淆是非；學術迎合市場，論文、論著的研究名為與市場接軌，實則充斥著”銅臭味”，觀點隨著利益轉；老闆“學術化”，一些商人為自身聲譽或利益，著書立說，名為學術研究，實則沽名釣譽以獲取更大利益，有的井中之蛙、有的歪理邪說，誤導世人。學術研究江湖化是學術界的壞習氣，更是一種嚴重墮落。
五代 定窯白釉刻“易定”款碗 高6.8、口徑19.8、底徑7.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三，專業劃分過細，研究者站位不高、視野不寬、思路狹窄、知識不全面，往往按專業畫地為牢。這也是我自研究陶瓷文化以來，所發現陶瓷專業界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中國陶瓷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中國幾千年的政治、社會、文化、科技、軍事相伴而行，各個時期的陶瓷，既是時代的見證者，又被時代所刻上深深的烙印。研究古陶瓷，絕不是僅僅看看釉色、摸摸胎體、讚美器型那麼簡單，需要結合當時的統治者意志、科技文化狀況、朝野消費習慣來統籌考慮，把研究對象置於當時的社會氛圍當中，你才能做出不跑偏、不出笑話的解讀。所以，古陶瓷文化研究是個多學科的系統工程，就陶瓷講陶瓷，視野窄、思路也難以開闊，說得好聽點是庖丁解牛般深入（如分析胎釉成分、結晶體——當然這也很必要），說得不好聽就是盲人摸象、井中之蛙。比如，我在研究《中國白瓷的拐點——定窯》時關注到一些定窯瓷器底部有“易定”二字問題，就查閱了很多資料，竟然發現有很多篇專門對此進行考證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也相當奇葩，其中某著名博物館館長的考證引發了我的笑點，他說“易定”應該是“陽定”——曲陽定窯之意，碗底只刻了“陽”字的一半。其實，稍瞭解點歷史就知道，定窯所在地曲陽當時曾被晚唐時期的“易定節度使”管轄，這些瓷器只是“易定節度使”官邸的訂購瓷而已，再簡單不過。再比如，一些專家大談特談唐代的茶壺，只要先稍稍瞭解一下唐代人是怎麼喝茶的，就不會出這樣的笑話。
元代 磁州窯“仁和館”點綠釉四系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四，一些專家學者治學不嚴謹、研究不深入，簡單臆斷、妄下結論，導致研究成果南轅北轍、漏洞百出。比如，我在《中國白瓷的拐點——定窯》提到的“仁和館”白定瓶事件：明朝晚期的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在《妮古錄》卷四中記載：“餘秀州買得白錠瓶，口有四鈕，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他寫的是一個白色紗錠形狀的瓶子（上圖，屬磁州窯器），但清朝大學士陳元龍在《格致鏡原》中照抄陳繼儒的話時，把“白錠瓶”錯改成“白定瓶”，這一字之差，謬誤大了，從這之後近代、現代專家學者據此對陳繼儒口誅筆伐，說他如何如何不認識瓷器，把磁州窯當成定窯，製造了一個大的“冤案”；我在寫《曜變的紫霞——鈞窯》時，發現193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對鈞窯瓷器的斷代草率而且很武斷，不切實際地把屬於元、明的鈞窯瓷器確定為北宋，令世界瞠目結舌，至今還沒有糾正；我在寫《南宋官窯——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窯》時，發現專家、學者在解讀南宋人葉寘和顧文薦在其書中“襲故京遺制（襲徽宗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這句話時都跑偏，把它理解為“依照故京（徽宗）官窯的模式（體制）在修內司設置官窯”，其實只要瞭解北宋宋徽宗趙佶、南宋宋高宗趙構對祭祀天地的重視程度就很清楚，這個“遺制”原意並不是指官窯，而是指宋徽宗時期編撰的《宣和博古圖》。《宣和博古圖》不僅規定祭祀所用的器具名稱、形狀、樣式等規制，還規定了大小尺寸，並要求嚴格執行，南渡途中曾將此圖冊丟失，高宗趙構緊急動員力量重新編制，並且在此後的大型祭祀活動中使用，祭祀用器本應多用青銅製作，條件不具備時也可以用瓷、陶甚至竹木製品替代，但形狀、大小等必須依據《宣和博古圖》進行規制，這也就是修內司、郊壇下官窯在製作祭器（禮器）時為什麼要“
澄泥為範”。如此等等。
元末明初 陶宗儀著《輟耕錄》卷二十九中記載了南宋葉寘談窯器
第五，古代文獻惜字惜墨，不僅記載不勤、不全，還過於精煉，讓後人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二義性較多，同一句話似乎可以用幾個意思去解讀，容易引起誤解，甚至給心術不正之人以可乘之機。
抱歉，扯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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