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上午10:00-10:30,廣州圖書館廣州紀錄片研究展示中心舉辦開放揭幕儀式。
兩天內,一系列精彩紛呈的主題論壇、研討會、展映活動在此舉辦,令人目不暇接。
12月11日
開放揭幕主題論壇:歷史與影像
廣州紀錄片研究展示中心是一個年輕的機構,也是中國第一家集紀錄片的收藏、研究、展示於一體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
設立本次論壇旨在邀請業界資深從業人士共同探討紀實影像的意義:如何保存和利用紀實影像才能為個人、為社會、為時代的發展帶來更大的價值利益?
本次研展中心開幕主題論壇邀請到的嘉賓有:
俄羅斯國家電影基金會的電影歷史專家
斯科特·安東尼、丹尼斯·費多林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副總裁趙捷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負責人、副研究館員田苗
以及其他英國國家學會、中國電影博物館等組織的前輩、老師。
各位嘉賓在現場更是金句頻出、屢有奇思。
斯科特·安東尼
我們的信息數字化,這不僅僅是電影或者紀錄片方面的數字化,而應該是整個機構都實現數字化。
把歷史的資料全部數字化和可視化的過程事實上是一個多媒體融合的過程,也就是對過去的多媒體的捕捉。
我們要面臨很多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我們要從教育的意義上考量怎麼去拍攝,而不是從效益上。
丹尼斯·費多林
紀錄片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對於宣傳還是科教普及。
但是從前對紀錄片的關注比較少,並不是非常重視對紀錄片的整理和收集。
(現在情況有所好轉)隨著紀錄片的一些紀錄檔案的解密,開始出現了對以前戰爭資料再製造。
現在普通人也開始對紀錄片的手法和紀錄的資料感興趣,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趨勢。
趙捷
記憶有很多:有國家的記憶、社會的記憶、群體的記憶還有個人的記憶。
面對海量的信息,我們自己要有一個價值觀,也就是怎麼樣對待這些信息和記憶。
對影象資料的研究者和挖掘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嚴肅和認真的工作。
田苗
做影音文獻有三個來不及:
第一個就是很多現象還沒有來不及去紀錄就消失了;
第二個是很多的作品沒有來得及被記住就遺忘了;
第三個是資料上的來不及——很多的史料和文獻資料還沒有來得及被我們瞭解就已經消失了。
人類記憶是社會共同享有的,我們圖書館人在這個方面還應該發揮更大作用。
正如幾位嘉賓所言,影像是對歷史最直觀且明確的記述,而歷史又是人類共同記憶留存的根本。
為了保證人類記憶紐帶與情感共鳴的連續,如何合理利用現代技術保留影像記憶將會是新時代全體影像共享者的共同任務。
英國國家電影學會“紀錄片之父”格里爾遜和
英國紀錄片運動研討會
格里爾遜在世界紀錄片界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存在。
如研討會主持人鄧啟耀(廣州紀錄片研究展示中心研究顧問、中山大學教授)所說,格里爾遜的偉大之處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次把鏡頭由異文化、他民族的主體掉轉向底層人民和本國人民;
不僅僅是優秀的拍攝者,更是優秀的組織者,通過組織大量年輕導演共同參與拍攝工作而創建了全新的拍攝模式;
對新媒體非常敏感,他是把影視作為社會紀錄工具在運用,這種拍攝思路和模式也被稱為“格里爾遜模式”。
2018年是格里爾遜誕辰120週年,舉辦本次研討會既是對大師的致敬,也是對當下的反思。
——在50年代,英國的自由電影運動已經對格里爾遜模式進行了反思,得出的成果是應該對被拍攝者自己的聲音有更多的關注,應該允許他們有更多獨立的表達。
這顯然對英國紀錄片的業內發展有了很大的啟示,也是值得中國紀錄片界學習和借鑑的。
主講人斯科特·安東尼(英國電影史學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主要從格里爾遜學派以及紀錄片發展的歷史、
電影是如何將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進行關聯的、紀錄片與人類學相關的社科類知識是如何相交融和進化的這三大方面講解了紀錄片在格里爾遜所處時代下的發展與進化。斯科特·安東尼:
“像人類學家所說的那樣,我們的紀錄片運動是關於工人階級的紀錄片歷史。
英國紀錄片運動就是使用一個文明的方式進行溝通,而且在20世紀50到6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新一代的學派出現了,他們在某一個層面上提出了行為派的學說。
這個學說是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就是說要有共有主義的精神,要想到集體化的精神。
當時我們也有提到主觀性的問題,我們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就是要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融合在一起處理這兩個矛盾的想法。”
隨著嘉賓的詳細講解,格里爾遜的形象也在新的紀錄時代被賦予了更豐富的意義:他不只是一個純個人的影像作者,他在那個時代有標杆式的意義,也在現如今的世界繼續發揮深遠的影響。
如何用影像的方式實現社會意見的整合和表達,這是新時代紀錄者需要思考、學習的。
紀念延安電影團成立80週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作品展映及研討
本次展映與研討會主題是紀念延安電影團成立80週年。
在這樣一個恰當的歷史的場景,在這樣一個極具紀念意義的時刻,嘉賓與在場觀眾共同回顧了延安電影團者80年來的風雨兼程、砥礪前行。
怎樣才能讓歷史真正意義上不朽?必須有代與代的傳播分享,而唯獨歷史的影像是可以去分享的,唯獨歷史的影像是跨越時空的,唯獨歷史的影像可以成為使者。
人們常說“電影紀錄片是裝在盒子裡面的大使”。
很多時候,跟世界分享成就、分享榮光、分享歷史都需要通過影像的交互。
紀錄片勢必在未來成為中國形象的
一張重要新名片。
12月12日
俄羅斯國家電影基金會維爾托夫和
“電影眼”研討會
主持人張同道(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紀錄片研究中心研究顧問)在研討會伊始指出:
“不管是電影史還是創作,老師們教的不僅是對歷史的敬意,一定還有在當代討論的價值。”
維爾托夫在當代,就有著這樣的價值和影響力。
所謂的“電影眼”,是一雙時人看待社會劇變的眼睛。
20年代,高樓大廈、火車、汽車等現代化、大規模的社會符號剛剛出現,人類第一次面對這樣嶄新的生活,他們的心理活動會是變遷印記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了完美表現出那些內在的驚濤駭浪,維爾托夫提出了“電影眼”的概念:他認為攝影機的眼睛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因為人的肉眼受到觀察角度的限制,而“電影眼”可以無所不在。
研討會主講嘉賓丹尼斯·尼爾斯·費多林(俄羅斯聯邦國家電影檔案庫的研究員)在大眾對維爾托夫的認知之上,補充了一些他生平的重要時刻。
丹尼斯·尼爾斯·費多林: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列車工作的這段時間內,維爾托夫正在研究如何讓普通的觀眾去了解他拍攝的東西,如何看待他的紀錄片。
他發現在觀看電影的時候,有些會打哈欠,有些人會開玩笑,只有播放紀錄片的時候,才會引起人們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影片。
在這段時期,他明白了“電影眼”將成為未來的宣傳核心。”
維爾多夫強調的是對真實的完美體現,也是對畫面所處時代語境的極致呈現。
這既是一個紀錄片人應該有的對於事實的態度,也是紀實藝術創作者應該有的原則。
相信維爾多夫對世界的影響,還會一直持續下去。
“中國紀錄片奠基人”黎民偉作品展映及研討會
生活在新時代的年輕人可能並不知道,中國紀錄片的奠基人是誰。
他叫黎民偉。
作為第一個提出“用電影救國”口號的人,在那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時期,他帶領著一些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的發展和責任,把電影事業變成一種鼓舞觀眾、民眾團結起來一起戰鬥的武器。
本次研討會請到了黎民偉先生的兒子,黎錫先生。
專程從香港趕來的他,向在場觀眾介紹了他父親整個的生軌跡和他在紀錄片界的主要貢獻。
“當年片子的保存很不容易。因為當時是抗戰,我們家逃難,我媽媽、爸爸帶著我們八個子女逃難逃到廣西,住在農村,條件艱苦,但是我媽媽說:‘一定要把片子保存下來,什麼東西都可以丟,但是片子一定不能丟。’因此大家現在能看到片子實屬不易,是我媽媽、爸爸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保存下來、拍攝下來的。
我很希望今天的年輕人這麼幸福,但是一定要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是背叛,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重要,一定要告訴年輕人,今天我們很幸福,我們會越來越幸福,中國會越來越強大,但是絕不能忘記過去。”
85歲的黎老為父親見證瞭如今的萬里錦繡、盛世安泰,紀錄片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得以銘記昔日的家國伶仃、山河破碎。
一代代的人都在記住,都在書寫。
所謂一脈相承、世代與共。
以為這就是全部了嗎?
精彩還將繼續!
12月13日上午10:00-12:00
影像紀錄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往事該從何處憶”
劉效禮將軍個人作品展映及研討
更有“源於真實——從紀錄片到大銀幕”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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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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