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年多的“執行攻堅”之後，最高法院即將交出答卷。
2016年3月最高法曾作出承諾：要在兩到三年內基本解決執行難。最高法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8年9月，全國法院共受理執行案件1884萬件，執結1693.8萬件。截至目前，執行到位金額4.07萬億元。
在此期間，322萬“老賴”迫於壓力履行了義務，但依然還有40%的案件因被執行人喪失履行能力，客觀上不能得到執行。最高法將此類案件納入專門數據庫，定期查詢複核並公開接受監督，發現被執行人有財產立即恢復執行。
如何讓執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環？怎樣才能摘掉執行難的帽子？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專訪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劉貴祥。
劉貴祥認為，要達成“基本解決執行難”目標，需要在全國範圍內消減存量抑制增量，“把真金白銀裝進百姓兜裡”。
大量案例表明，在商業交往、民事活動中，往往因為市場風險等各種原因，交易相對人喪失履行能力，無財產可供執行。“這種情況即便打贏了官司，也難以實現權益。”劉貴祥認為，社會公眾要有風險防範意識，預見可能面臨的社會、商業風險，並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
對於兩年多來的“執行攻堅”，劉貴祥說，有個別法院可能無法完成指標，“對這些法院的有關責任人，毫無疑問要追責問責”。
近3年執結4.07萬億，實實在在裝到老百姓口袋裡
澎湃新聞：執行難的問題長期以來困擾著法院，解決執行難的口號也提過很多年。當下集全國法院之力緊抓的“基本解決執行難”與以往有何不同？
劉貴祥：事實上，第一次提出“解決執行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最高法院向全國人大所作的工作報告中。過去的三十多年，法院陸續採取了一些舉措，例如執行案件大清查、清理執行積案專項活動等等，但是“執行難”這個帽子始終沒有摘下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解決執行難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
解決執行難有必要確定一個階段性的目標以及時間表和路線圖。2016年4月，最高法院制定了《關於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明確了階段性目標是基本解決執行難，即“四個基本”，目標定位在於解決當前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突出問題，清除歷史性積案，在消減存量的同時抑制增量，使執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環狀態。
澎湃新聞：“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核心指標被量化為“四個90%、一個80%”，怎樣才算基本解決？
劉貴祥：對“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機構提出了230多個具體指標，但核心指標集中在執行的實際效果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上。在核心指標中，有一個效果性指標，即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法定期限內實際執結率達到90%。
從2016年到2018年9月，全國法院共受理執行案件1884萬，同比增長一倍多，執結1693.8萬件。目前為止，實際執行到位金額是4.07萬億元，同比增長76%。這是實實在在裝到老百姓口袋裡的真金白銀。
從措施上看，這些年已初步形成了“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格局，這是前所未有的。
322萬“老賴”被迫履行義務，涉黨政機關案件執行到位金額480億元
澎湃新聞：2013年最高法建立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進行聯合懲戒，成效如何？
劉貴祥：執行程序中，要實現債權人權益，必須找到被執行人財產，我們至今已經建立覆蓋全國及全部基本財產形式的查控系統，現在有3900多家銀行加入。
問題是，許多當事人為規避執行，將錢存在他人名下，隱名進行理財、持股、持券。一張大網總有漏網之魚，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廣泛應用2013年出臺的失信名單制度，通過聯合信用懲戒，捕捉漏網之魚。
2016年以來，最高法院和發改委等60家單位簽署文件，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採取11類37大項150種懲戒措施，對失信被執行人擔任公職、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出行、購房、投資、招投標等進行限制。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全國法院累計發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211萬例，共限制1463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522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322萬失信被執行人迫於信用懲戒壓力履行了義務 。
此外，各地法院還因地制宜，積極創新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措施，通過抖音、手機彩鈴、廣告電子屏等各種貼合當代生活傳播方式的懲戒方法，增加被執行人的失信成本，形成對失信者人人喊打的氛圍，使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澎湃新聞：怎麼會有1200多萬例失信被執行人呢？這數量夠大的。
劉貴祥：這裡特別說明一點，1000多萬例指的是人次，有的被執行人多次或被多個法院納入失信名單，這樣涉及的主體核算下來，從2013年到現在實際累計有600餘萬人。
此外，近5年每年年均有500餘萬左右的執行案件，加上2013年前未執結的大量案件，案件底數大。從今年開始，雖然案件量還在增加，但是納入失信名單的人次在下降，出現了拐點，說明綜合治理見效了。
澎湃新聞：曝光“老賴”算不算侵犯名譽權、隱私權？另外，限制其子女就讀私立學校，是否限制了他們的權利？
劉貴祥：根據民事訴訟法255條規定，被執行人不履行義務的可以在徵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公佈不履行義務信息。訂製彩鈴是通過特定媒介進行公佈的一種方式。但是在彩鈴定製可以更中性化一些，比如不用“老賴”這樣的詞，就做客觀描述。
限制失信被執行人子女上私立學校的問題，我覺得過去涉及到的一些案例被誤讀了。按照規定，不能讓他們子女上高收費的貴族式學校。你欠了人家錢不還，人家鍋都揭不開了，你的孩子還在上高收費學校？我們是從不能高消費的角度限制被執行人。如果是通常的大學，非高收費的各類學校，根本不在限制之列，更不存在搞所謂的“株連”。
澎湃新聞：為實現“2-3年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目標，執行信息化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劉貴祥：可以說，信息化使我們的執行查控模式、財產變現模式及執行管理模式發生了重大變革。
例如，執行查控系統的建設，初衷就是針對傳統執行查控模式存在的執行效率低下、覆蓋財產範圍過窄等難題，最高法建立了“總對總”網絡查控系統，提供足不出戶查遍全國財產的查詢平臺。
截至9月30日，與公安部、交通運輸部、民政部、人民銀行、自然資源部等16家單位和3903家銀行聯網，可以查詢被執行人全國範圍內的不動產、存款、金融理財產品、船舶、車輛、證券、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基本實現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和相關信息的有效覆蓋，極大提升了執行效率。
同時，全國法院通過網絡執行查控系統，為5746.21萬案件提供查詢凍結服務，共凍結資金2991.53億元，查詢不動產546.32萬套，車輛4931.45萬輛，證券1085.36億股，船舶129.31萬艘，互聯網銀行存款255.49億元，全面優化了執行中查找財產的方式。
仍有40%案件“執行不能”，社會公眾要有風險防範意識
澎湃新聞：近年間，法院執行工作的規範化程度不斷提升，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貴祥：一是形成了一個完善的司法解釋體系。近年來，我們制定了50多個司法解釋和規範性文件，打造“制度鐵籠”。二是依靠信息化系統打造“數據鐵籠”，來規範執行行為。兩個“鐵籠”旨在約束執行權，形成執行權運行監督機制。
三是人民法院刀刃向內，堅決消除執行中的違法亂紀行為，清除害群之馬。開展規範執行專項治理活動，發佈執行工作“十個嚴禁”，改變執行作風，樹立良好的執行形象，增強人民群眾的信心和信任感。
澎湃新聞：在解決執行難過程中，財產變現是比較難掌控的部分，怎麼解決？
劉貴祥：2017年1月1日開始，在全國法院全面推行網絡司法拍賣。截至目前，全面實行網拍的法院達到3263個，法院覆蓋率為92.53%。
從2017年3月網拍系統上線至2018年9月，全國法院網絡拍賣74萬餘次，成交22萬餘件，成交額5014億元，標的物成交率73.13%，溢價率66.24%，為當事人節約佣金152億元。
但網絡拍賣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並掣肘變現效率。比如拍賣之前的評估環節，有的幾個月，有的半年甚至一年，影響網拍優勢的有效發揮。對此，最高法出臺了《關於人民法院確定財產處置參考價若干問題的規定》，新增當事人議價、定向詢價、網絡詢價三種確定財產處置參考價的方式，提高了財產處置效率。
今年10月底，與網拍系統相關聯的司法評估信息化平臺將上線，實現司法評估線上操作，提高評估的公開性、規範性，革除評估環節的弊端。
澎湃新聞：在窮盡措施後，仍有案件面臨無法執行，“執行不能”的判斷標準是什麼？目前佔比多少？
劉貴祥：大約還是40%左右，主要是因為當事人沒有財產，完全喪失或者部分喪失了履行能力。不過，要注意把失信被執行人和這種沒有能力履行的人區分開，兩者性質不同。
“執行不能”是我們無法迴避客觀現實問題。對於此類案件，百姓可能還會不理解，比如法院怎麼甄別的？如何確保是無財產？這些問題的處理直接影響百姓對於執行的觀感，不能糊弄人家。
另外，我們也要讓社會公眾有風險防範意識，預見可能面臨的風險，提前採取避險措施，如交易中瞭解對方資信情況、商業信譽、履行能力，設置有關擔保，訴訟時及時申請財產保全，避免到執行時無財產可供執行，使權益落空。當然，更要注意抵制“高回報”“高利潤”的誘惑，防止上當受騙，血本無歸。
對於“執行不能”案件，我們建立完善的終本案件管理機制，明確只有窮盡一切執行措施、達到規定程序標準和實質標準，才能認定為無財產可供執行。
我們還將該類案件納入專門的終本案件數據庫，每半年由網絡查控系統自動查詢一次，並對數據庫內被執行人常態化限制高消費，一經發現可供執行財產立即恢復執行。數據庫向全社會公開，接受監督。
與此同時，通過積極推進執行轉破產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會救助、商業保險救助等途徑，依法有序分流解決終本庫中的“執行不能”案件。
不達標的要追責，強制執行立法待啟動
澎湃新聞：人民法院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而在基本解決執行難以後，人民法院有什麼安排或計劃來保障這項工作的持續性？
劉貴祥：“基本解決執行難”，是我們要通過這兩到三年的時間所要實現的一個階段性目標，而並非最終目標。通過打贏“基本解決執行難”這場攻堅戰，解決人民群眾當前最不滿意的突出問題，使執行工作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狀態。
執行難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事物，在化解存量的同時，還會有源源不斷的新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因此在鞏固三年攻堅戰成果的同時，要堅持“標本兼治”，建立長效機制。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建立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方面持續發力。以信息化為支撐的四級法院統一執行流程節點管理平臺，覆蓋全國的執行查控系統、信用懲戒系統、網絡化財產評估與拍賣系統，終本案件管理系統，初步實現執行管理模式、執行查控模式及財產變現模式的重大變革，為建立長效機制打下了前所未有的堅實基礎。
澎湃新聞：當下各級法院推進的一系列“執行攻堅”行動，對一些特殊主體的執行取得了哪些實質性成效？
劉貴祥：兩年來，最高法院開展了涉黨政機關執行清積專項行動，今年將實現涉黨政機關執行案件90%實際執結、90%執行到位的目標，執結金額達480億。
對惡意逃避執行、轉移隱匿財產的失信被執行人，依法適用司法拘留、罰款、限制出境等強制措施，堅決打擊抗拒執行行為。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國法院判處拒執罪14647人，累計拘留失信被執行人38萬人次，限制出境3.2萬人次。
澎湃新聞：執行攻堅讓一線法官身負重責和壓力，由此也引發一些爭議和擔憂，比如，幹警的權益保護以及執行數據真實性問題。
劉貴祥：一線的辦案人員壓力都很大，多少節假日是在工作崗位上度過的。這三年我們有27名同志犧牲在工作崗位上，為執行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各級法院要採取措施緩解幹警壓力，在嚴格要求的同時，注重科學管理，關愛幹警。
至於一些法院在重壓之下可能出現的數據造假問題，是我們重點要嚴防死守的。
一方面目前通過信息化管理，可以對具體案件進行監控，有效防止數據造假。另一方面，今年一年最高法院分六個組在全國範圍進行三輪巡查。其中，數據造假、有案不立是巡查的重點內容。
澎湃新聞：“基本解決執行難”進入決戰期，既是目標也是任務。如果部分法院未能達標，如何懲治？
劉貴祥：今年是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最後一年，“基本解決執行難”要求90%的法院核心指標達標。目前，我們多數法院已經或即將達到設定的核心指標，但這也意味著可能會有10%的法院無法完成，到時候相關部門就會問責追責。
澎湃新聞：在解決執行難這一問題上，有學者認為尚缺法治保障，這一方面有何成效和進展？
劉貴祥：為實現對執行工作更規範，最高法院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司法解釋和規範性文件體系。特別是2016年以來，密集出臺涉及財產保全、財產調查、執行和解、執行擔保、先予仲裁等37個司法解釋和規範性文件，加強制度供給，織密規則體系，有效約束和規範執行權。
此外，《民事強制執行法》也已經列入立法規劃，馬上要正式啟動起草工作，相信強制執行法的出臺將為切實解決執行難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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