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三國演義》之王朗並非諸葛亮罵死,而是病逝

《三國演義》為臥龍先生所設置的口水戲,除了展現其傑出辯才的《舌戰群儒》,還有一出精彩絕倫的罵奸臣。


淺議《三國演義》之王朗並非諸葛亮罵死,而是病逝


這出戏在《演義》第九十三回,標題叫《武鄉侯罵死王朗》。故事是這樣:

諸葛丞相北伐中原,殺得曹魏大都督夏侯楙僅以身免,魏國震動。司徒王朗舉薦大將軍曹真,並且親隨曹真前往抵禦。到渭河之西,安下營寨之後,王朗自告奮勇,要去陣前說服諸葛亮:“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叫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曹真自然大喜,當夜傳下將令,明早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第二天一早,兩軍對圓,王朗進前向諸葛亮“喊”話:

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無名之兵?”

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

回答如鋒刀利斧,當下斬截,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王朗接著說道:

“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傕、汜繼虐;袁術僭號於壽春,袁紹稱雄於鄴土;劉表佔據荊州,呂布虎吞徐郡。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何乃強欲逆天理、揹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諒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淺議《三國演義》之王朗並非諸葛亮罵死,而是病逝


各位,大魏國的王朗司徒,在這裡所說的“盜賊蜂起,奸雄鷹揚”中的“奸雄”,那可不是指曹操。在他看來,曹操以外所有試圖割土稱王者都是“奸雄”,唯獨他的主子不是。可後世偏偏僅以他的主子為“奸雄”,世間事往往就是這麼逆人心願。

王朗勸說諸葛亮降魏的說法,首先是說漢朝末年,天下擾攘,“盜賊蜂起,奸雄鷹揚。”全靠“他”的“太祖武皇帝”,掃平賊寇,蕩盡奸雄,才使得分崩離析的天下,重新歸於安靜祥和。武皇帝功高蓋世,“萬姓歸心,四方仰德”,文皇帝登基,乃是“應天合人”,並不出於主動的竊奪。

王朗首先申說曹魏得位之正當性,然後說服諸葛亮說,“公蘊大才,抱大器”,就應該順天應人,歸順大魏,而不當強“逆天理”,硬“揹人情”;同時,也要看清形勢,不要以微暗的“腐草之熒光”,與“天心之皓月”爭競照射力,自討沒趣,給人以缺乏判斷力,不識時務的感覺。接下去再為諸葛亮考慮,“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如果能夠這樣,既能“不失封侯之位”,國家也可以結束紛爭,百姓從此可以過上和平、幸福和安樂的生活。

這是先說理,再講勢,又喻人。前後次第清晰,內外輕重曉然,得失判斷明瞭。如果按照對歷史的客觀解釋,王朗這套由理及勢,再到人的說法,邏輯是很嚴密的。我們在讀這段書的時候,往往只去欣賞諸葛亮之罵的淋漓酣暢,常常忘卻分析一下王朗話語的嚴密性。因為大多數讀者,只是要通過閱讀來滿足自己情緒的快慰,經常不能從理性的角度看待王朗話語中嚴謹的邏輯推演。

但是這場爭的結果,卻是王朗是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連老命都搭上了,這是為什麼呢?

咱們先看諸葛亮的回應:

孔明在車上大笑曰:

“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日桓、靈之世,漢統凌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 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教反臣與吾共決勝負。”

先在整體上定論說:王朗的說法絕不是什麼“高論”,原來只是“鄙言”。何以見得?

孔明接下去也像王朗一樣,先說漢末以後的狼藉情況,再說王朗的出身,然後指責王朗,正當國家處在“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的狼藉不堪的情勢之下,作為漢朝的“大老元臣”,理應“匡君輔國,安漢興劉”,想不到你竟然“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真是“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


淺議《三國演義》之王朗並非諸葛亮罵死,而是病逝


諸君讀此段文字,不要忘了諸葛亮開場的自我表白:“吾有一言,諸君靜聽。”目的並不單純在於如何擊敗王朗,而是要通過這場辯爭,達到鼓動軍心,瓦解敵人的另外效果。諸葛亮偷換了概念,轉移了目標。他在利用機會,做戰前動員和戰場宣傳。

孔明緊接著又痛罵王朗:“汝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 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罵得淋漓酣暢,讀者讀至此處,無不拍手稱快。

但是諸葛亮這段罵,其實並沒有王朗的邏輯性更強。王朗從理之必然,到勢之實然,再到人之應然,既符合歷史評價的標準,又符合語言的遞進邏輯。孔明先只從理上說,而不及於勢,然後卻從情上發起攻勢。王朗所持之理,是“勢中之理”,是“已顯之事理”,是自然之理;孔明所持之理,為觀念之理、習慣之理、人倫之理。兩人辯爭孰是孰非的標準不一致。孔明藉助人們的心理習慣,藉助人們“習與性成”的“血統論”的正統觀念,贏得了眾人。

導致王朗在精神上崩潰的原因,不在他的話語和邏輯,而在於王朗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捨棄習慣性的觀念和價值判斷標準,他的話語跟他的心裡所想並不完全一致。於是才因此羞愧,以致“撞死於馬下。”

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們,都會不小心被某種既成的觀念所左右。當我們想要說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正在陳述和申說自己想法的時候,我們經常都是從自己既有的觀念出發。尤其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發生如上辯爭的時候,雙方都很難站在對方的邏輯基點上去考慮問題。多半的情況之下,辯爭往往都是情緒化的,很少顧及客觀實際。辯爭的雙方,誰都不願在理性的指導下跟對方進行平和、平等的對話,因為這類辯爭的目的,不在於澄清到底誰有道理,而是事先早已認定自己正義,對方邪惡。表面上說的是“理”,實際卻是為了爭得自己或自己集團的利益而任氣使性。所以,這種旨在壓住對方的辯爭,就只能以語勢和語氣鼓盪聽者,助長自己和聽者放任情緒,捨棄理性。自己既全然沒有這種主觀自覺,更不願意去為這場辯爭而喚醒理性的自覺。其所堅持的“理論”,只是堅持自己一方不能丟掉利益,不能被對方在氣勢上壓制下去而已。

“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後人有詩讚孔明曰: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

其實在《三國志》本傳中,王朗還是個不錯的人物,而且《明帝紀》、《王朗傳》、《諸葛亮傳》和《曹真傳》,都沒有關於這回事情的文字記載。也就是說,王朗根本沒有跟隨曹真,親自前往抵禦蜀軍的進攻,更沒有到軍前跟諸葛亮叫陣,試圖用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諸葛亮投降的事實。

《三國演義》作者,必欲使魏國的丞相,被蜀國的丞相罵死在兩軍陣前,無非是想讓大家看一出好戲。這顯然是羅貫中等《演義》的作者們,給讀者擺設的一桌“文化大餐”。真正的勸降,哪能在兩軍陣前進行?

《演義》作者,為了增加小說的關注度,憑空虛構這段故事,張揚血統正義的同時,也藉此抒發對庸碌卑劣的政治統治的憤懣和批判。在王朗和諸葛亮,還有《演義》作者所身處的家天下專制主義一手遮天的時代裡,權力完全掌控在腐朽糜爛的統治集團手中,而統治者卻藉助自己手中掌握的“無與爭衡”的不受制約的權力,無端而又肆意地敗壞民族文化,敗壞社會國家,敗壞人心風俗。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面對極度黑暗同時又“山險水惡”的政治社會,胸中鬱悶得不到正常的渠道發洩,就只能藉助小說的形式以屈求伸了。

不過,諸葛亮“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的一段罵法,真可說是揭破了所有王朝政治的不隱之弊,可謂罵了一時,罵了一世,罵了千年萬載!就像狂潑墨而後的大寫意一樣,替前此、後此的所有社會正義之士,罵出了由衷的心聲!

沒有穿透世事的眼睛,誰能罵得這樣準確,罵得這樣透徹,罵得這樣暢快淋漓!

不過這也只是罵罵而已,解決不了實際的問題。其實諸葛亮也一樣,痛罵王朗,就算使用的詞彙,比“皓首匹夫! 蒼髯老賊”再嚴重一些,也不過就是快快自己的心志。除此之外,或許還有警醒人心的效用,倘使人心還可以警醒的話。

邏輯上的得體,並不能保證發言者就此成為話語交鋒中的贏家,所以王朗還是被“罵死”了;辯爭中的一時得手,同樣不能導引出軍事、政治上的最終勝利,臥龍也無奈於時勢的發展。絕代賢相諸葛孔明先生,雖然盡忠許國,不懈伐魏,還是不能扭轉天下已然顛覆之勢,終於無益於“匡扶漢室”。最後巨星隕落,五丈歸天。鞠躬盡瘁,“出師未捷身先死”,憾,憾,憾!死而後已,“留得英名在人間”,羨,羨,羨!

《三國演義》說諸葛,實在使說書人無縫插針,所有的附加言說,都顯得狗尾續貂,相形見絀。服了,咱們是徹徹底底的服了!

其實歷史上的諸葛亮,也確實是以身許國,赤膽忠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好宰相。不過他也只是個能臣和忠臣,既不是行仁政於天下的王者,更不是布大道於人間的聖者。將他提升到聖賢的高度,當成古今宰相學習的楷模和效法的典範,確實是宋代理學家們的“再造”之功。關於這一點的詳細情形,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就不再這裡贅述了。

而有關“武鄉侯罵死王朗”,我想再加一點小綴。《三國志?6?1王朗傳》稱:魏明帝曹睿即位的太和元年(227),王朗升轉為司徒,“太和二年薨”。《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更為具體:“(二年)十一月,司徒王朗薨。”王朗根本就是病逝於魏國的皇都,哪有于軍前被諸葛亮罵死的可能性?而王朗的兒子王肅,還有侄子王詳,都是此後一段時間歷史上的大名人。

站在蜀漢正統的立場上,將為曹魏效命的王朗看成是“老奸臣”,其實也並不過分。王朗作為“道具”,被《演義》作者拿來當靶子,痛罵官場腐壞、庸碌,雖然死於小說中的軍前,也算是犧牲我一個,教育千萬人,值了!

不過大家讀到這一節,拍手稱快的同時,請不要忘記王朗是“撞死”於馬下的。也就是說,王朗還有羞恥之心,否則就會大笑說:“我以為孔明是何等高人,原來只是個不識時務的腐儒——沒用的書呆子!哈哈哈哈……”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三國演義》對於其中人物的定性,是跟作者的正統觀念一脈相聯的。沒有對於蜀漢正統的定性,就沒有王朗,尤其是曹操之被當成奸臣的定位。諸葛亮作為千古第一賢相的形象塑造,同樣導源於蜀漢正統的基本立場。沒有這個立場,莫說關羽之作為神將,基本沒有可能;就是諸葛亮,同樣不能像後世所推崇的那樣,“被”站立在歷史的峰巔之上。可以這樣講,劉備的正統地位、諸葛亮的賢能無匹、關羽的忠義少雙,都是宋代理學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學家們,比如胡安國、胡寅父子,還有朱熹、張栻等,為了自己的祖國——大宋朝的重新復興,為了捍衛華夏民族文化的尊嚴而做出的重大理論奉獻。僅此一點,理學就可以光耀千秋而永垂不朽了!

作者還想在這裡提醒今天的讀者們,諸葛亮,確實是傳統時代裡少見的宰相典範。他的公而無私、忘身許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敬業精神,斷不是那些玩弄權術、以權謀私、借位整人和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輩所能望其項背。但是我們早已經走過了專制主義的家天下時代,已經走上民主、法治的康莊途程,因此也就完全沒有必要,再拿道德的楷模去束縛人、要挾人甚至去綁架人。從人的角度,而不是從神的角度去理解諸葛亮,才能給予他更多的真心理解和關懷。丞相也好,宰相也罷,不過是國家公務員行業聯盟的臨時執行長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服務生而已,他個人有沒有道德,並不是得到這個職業位置的直接理由。個人道德,並不比他有沒有意願去充當,有沒有能力擔待起這個執行長和服務生的義務更緊要,而且也一樣要受到法律的高度監控和制約,斷然不可以隨心所欲的處斷並非他家的公共事務。把諸葛亮,還有歷史上類似於諸葛亮的賢者們,都當成道德的“尸祝”,去綁架別人,以貫徹自己的意志,滿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達到別人都不要來跟自己爭權,都不要來跟自己爭利的暗藏目標,同時愚弄缺乏見識的矇昧者,就更加不符合現代的精神。

老子說:“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是大智慧。道德是最好的東西,但是成天放在嘴裡講,它就變成了最壞的東西。過分強調個人道德的魅力,就會削減社會對於法律和公平正義的企望和努力,妨礙我們走上真正的民主、法治的道路。))(據王立新《品評三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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