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三國時代的終結者，司馬氏創立的西晉王朝並沒有終結三國以來群雄並起天下紛爭的亂象局面，作為曾經一時的大一統王朝，西晉反而在歷史的進程中曇花一現，歷經兩代人就早早四分五裂，最終偏安東南一隅。
在專制主義封建社會時期，任何一個短命的王朝都會有其不可承受的阿克琉斯之踵。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往往一個制度或者政策就能從根本上決定王朝的命脈，東漢之後的諸位王朝的短命之處也並不例外。
從這一點來分析王朝的短命問題，就不得不從它們的制度根源——東漢，它所遺留的制度爛攤子說起。
其實不僅僅是西晉，西晉之前的曹魏、蜀漢、東吳，西晉之後的東晉、宋、齊、梁、陳，這些繼承了東漢政治體制的和相關社會制度的王朝都在較短的時間內紛紛倒下，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直至以關隴貴族為首創立的隋唐王朝登上歷史舞臺。
東漢雖然為也是漢，但這個由劉秀創立的漢和劉邦創立的那個西漢可是從根本上有了不同。這一點從兩個開國皇帝的身份和以他們為首的統治階級就能看出來端倪。
如果按照階級劃分，那麼以劉邦為首的開國元勳集團則是不折不扣的農民階級。
而以劉秀為首的開國元勳則是地地道道的地主財閥階級。
同樣是布衣天子，劉邦是靠分封和賞賜才使天下歸心，而劉秀則是靠大地主的結盟才使天下降服。
因此西漢是靠劉邦的個人魅力和權威擁護起來的王朝，東漢是靠劉氏子弟與大地主家族的合作而擁護起來的王朝。
所以像魏、蜀、吳、晉以及南朝五代宋齊梁陳，都是不一而同的繼承了東漢的政治體制。
那麼東漢的體制，敗在哪裡了呢？
就像前文所說，東漢王朝是緊緊地與大地主們捆綁在一起的。東晉是“王與司馬共天下”，東漢則是“地主與劉共天下”。
在東漢，政治是皇帝聯姻大家族，因此開啟了一個循環往復的惡性循環:皇后家族的外戚干政甚至主政，皇帝再聯合太監與大家族做鬥爭，皇帝再次聯姻大家族與太監相抗衡。
而這個惡性循環則透露了東漢政治體制的一個大問題——國家是被地主大家族所統治，則相應的人事任命也由他們所壟斷。
東漢的人才發展途徑依靠察舉制度，所謂察舉制，就是推薦舉薦。由誰來推薦呢？自然是壟斷人事任命的大家族。
而隨著這個惡性循環的不斷深入，到了東漢王朝末期，大家族相互鬥爭兼併，察舉權被勝利的少數大家族所控制。於是在東漢末年，出現了像袁紹這樣連續四輩都是宰相級別的大豪族。
因此在東漢末年以後，察舉制度變相成為了世襲制度，門閥孕育而生。
由於門閥掌握地方察舉權，讀書人為了出仕就必須拜入大家族門下。當教育的升遷通道被惡性壟斷，那麼東漢王朝的天數就已經被決定了。
因此，這些繼承東漢制度的王朝也就難逃天命了。
曹魏在曹丕時期確立九品中正制，要求做什麼官必須有對應家庭背景，這就更從制度上強化了世襲的特權。
從此沒有背景的人才再也沒有辦法直接進入朝廷為國效力，只能依附門閥。曹魏後隋唐前的歷代王朝進入了皇權和門閥共天下的時代。
司馬懿篡位後，從曹魏過渡到西晉，門閥大族不再滿足於話語權，而是紛紛效仿司馬家族私人武裝化，從此門閥士族徹底半軍閥化，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門閥連皇帝的面子給不給都是看心情了。
而這種連皇帝的號令都不再管用的情況下，任何門閥一旦窺探國家，其他門閥一定會乘機發動挑戰，天下豈能不亂？
這就是整個六朝十分短命、政權更迭頻繁的根本原因。
司馬氏聯合士族門閥起家稱帝，他們非常瞭解從東漢以來盤根錯節的門閥士族，其力量之強大，不是一個皇帝，一個皇室在靠一個號令就可以解決的。
於是西晉王朝在大一統後選擇了分封司馬家族，妄圖像西漢初年劉邦分封劉氏子弟那樣把權力掌握在自己家人手中。
但是可笑的是還沒有開始對士族門閥開戰，自己就先打起來了。
因為他們沒有看清，這些所謂的自己人，其實就已經是各地掌握上升通道不折不扣的門閥。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漢武帝才會違背曾祖父的家法，毫不手軟地向自己的宗族舉起屠刀。
巧合的是，東漢之後也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像漢武帝這樣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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