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1年為分水嶺，之前的40多年，美聯儲的歷次加息，高點一次比一次高，分水嶺以後的近40年，美國曆次加息的高點卻一次比一次低；分水嶺之前，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逐年下降，而分水嶺之後的近40年，聯邦債務卻逐年攀升。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分水嶺之前是“凱恩斯主義”，分水嶺之後是“里根經濟學”。現在，“里根經濟學”也快走到盡頭，全球經濟等待另一次“拐點”，期待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
為了不免過於晦澀雜亂，文中化繁為簡，把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流派統稱為“古典經濟學”，把羅斯福至里根時期的各種流派統歸於“凱恩斯主義”，而里根之後的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等流派統歸於“里根經濟學”。
圖表說話，有圖有真相：
這是一張非常重要的圖表，後面會反覆地使用。圖中，第一條曲線為美國利率長期走勢，第二條曲線是反映通脹率到CPI走勢，第三條曲線是債務比率圖表（美國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雖然圖表是反映的是美國的情況，但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大同小異。
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81年（紅色豎線處）是一條分水嶺：1981年之前是“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利率和通脹率都運行在一個巨大的上行通道中，債務率則在一個下行通道內；1981年之後是“里根經濟學”當道的時期，利率運行在一個巨大的下行通道內，通脹率被牢牢控制住，波動越來越小，而債務比率則不斷攀升，一浪比一浪高。其中的原因我後面會分析。
先說說圖表中“拐點”處脫穎而出的兩位美國總統，他們是近百年間美國兩個偉大的總統：羅斯福和里根。
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源於美國“大蕭條”，後來成為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結束了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經濟學100多年的統治地位，將主導地位讓位於“凱恩斯主義”。羅斯福總統正是在這個“拐點”隆重登場，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羅斯福力挽狂瀾，“畫”出了這個1933年這個重要的“拐點”。
1933年就任32屆美國總統的羅斯福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揚棄了“古典經濟學”只能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的做法，不再放任市場，而是主動大規模干預經濟，史稱“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帶領美國經濟走出了危機重獲新生，有了新政奠定的基礎，再加上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遠離美國本土的機會，羅斯福帶領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
羅斯福的做法與“凱恩斯主義”不謀而合，以至於後來有人說是“凱恩斯主義”指導了羅斯福新政，其實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標誌性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該書系統性地闡述了國家應該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這本書的出版比羅斯福新政出臺晚了三年，說凱恩斯總結、提煉了“羅斯福新政”更為合適。
不管如何，與凱恩斯主義不謀而合的“羅斯福新政”成功地帶領美國走出了“大蕭條”，也使隨後四十多年中，“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流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誕生於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認為古典經濟學依據“看不見的手原理”，無法克服週期性經濟危機，無法解決“大蕭條”帶來的大量的失業問題。而凱恩斯主義正是為了解決失業而生，這從凱恩斯主義“聖經”的書名就可以看出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書中關於就業的問題佔了很大篇幅。
凱恩斯主義認為失業只會存在於經濟低迷的時候，這時候生產停滯，利率降低。而通膨則只會存在於經濟高漲時候，這時候生產發展，利率提高。凱恩斯認為失業與通脹這二者絕對不會並存，由此提出瞭解決失業問題的“妙招”——增加貨幣供應以刺激需求。凱恩斯主義對失業零容忍，但卻對通脹有極高的容忍度，並因此埋下禍根。
從圖中我們看到，“凱恩斯主義”流行的四十多年間，通過不斷刺激需求，失業問題被有效控制了，但因為過度刺激，通貨膨脹愈演愈烈。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中期，出現了兩輪通脹帶動的利率上漲週期：貨幣刺激——拉動經濟高漲——通脹上升——利率被動提升——經濟回落——進入下一輪週期，符合“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但是到了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美國出現嚴重的“滯漲”，即更高的通脹和更高的利率，卻伴隨經濟衰退和嚴重的失業，通脹與失業同時出現，“凱恩斯主義”徹底失靈了。
回顧“凱恩斯主義”盛行的這四十多年，利率和通脹波浪式上升。至1980年，反映美國通脹的CPI爬升至14%以上，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被動跟隨，在1981年6月達到歷史最高值19.10%。有意思的是，這40多年間，伴隨利率水平波浪式攀升，美國聯邦債務與GDP的比值卻逐級下行，合理的解釋是，利率太高了，抑制了借債需求。
1981年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一個大“拐點”，從那時起到現在的近40年，聯邦基金利率一波比一波低，直逼零利率。所謂時勢造英雄，這個大“拐點”，催生了另一位偉大的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當然，和羅斯福一樣，我們也可以認為，是里根總統“畫”出了1981年這個“拐點”。
1981年，里根就任第40任美國總統，美國經濟迎來新的理論與新的發展。在“里根經濟學”的指導下，施行供給側改革，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里根經濟學”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僅使經濟復甦，同時為最終拖垮蘇聯取得冷戰勝利奠定了基礎。因為“供應學派”是里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給學派”強調的是“供給”與“需求”關係中的“供給”一側。中國現在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依據亦源於此。
“里根經濟學”為解決通貨膨脹而生，與凱恩斯“視失業率為大敵，容忍通脹”截然相反，“里根經濟學”將通貨膨脹視為大敵，對失業相對容忍，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認為合理的失業率對經濟發展是好事。
所謂“求仁得仁”，既然里根經濟學以控制通脹為核心目標，從CPI近40年的走勢來看，他們做到了。除了08年經濟危機期間出現短暫的波動外，美國的的CPI被牢牢控制在2%左右。
再看利率。“里根經濟學”理論上反對干預，但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干預。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一點都不比“凱恩斯主義”來的少。更為重要的是里根經濟學的利率政策，不同於凱恩斯主義的被動加息，里根經濟學採取的是主動提前加息。
詳細分析“里根經濟學”的利率政策之前，先回顧一下“凱恩斯主義”的加息：凱恩斯主義通過增加貨幣供應刺激通脹，通脹率上去了，才被動加息，通脹率有多高，利率就跟隨到更高。上面提到過，1980年CPI到了14%，美聯儲緊隨其上，到1981年基準利率一直加到19.1%才將將CPI壓住。被動加息是通脹上升後“不得已”的加息，沒有預設高度，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可以說，被動加息才是“真”加息。這是造成“凱恩斯主義”的40多年，利率一直處於一個巨大的上行通道的直接原因。因為基準利率長期處於高位，發債的成本非常高，不斷走低的債務比率就成為“凱恩斯主義”一個“好的”的副產品。
再看“里根經濟學”的利率政策：因為視通脹為大敵，“里根經濟學”採取的是主動加息，未雨綢繆式的加息。美聯儲盯住事先設定的通脹目標，並且昭告天下，接近或超過此目標美聯儲一定要加息，直至通脹被遏制，市場已經對此形成統一的預期，CPI被牢牢地控制在設定目標之內。所以，美聯儲近40年的6輪加息都是虛張聲勢的加息，一半靠打提前量“漸進式”小幅加息，一半靠恐嚇市場。因為央行太過強大，市場自是忌憚，每輪加息不用加到上一輪加息的高點，便能奏效。倒是“里根經濟學”的降息，反而是被動的，出現危機或者經濟衰退，美聯儲以降息拯救經濟，降息沒有下限，直到經濟復甦為止，所以降息週期的低點一次比一次低。即便如此，降息的效果也一輪比一輪差，零利率直至負利率，經濟尚不能復甦，近40年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處在一個巨大的下行通道就不難理解了。
“里根經濟學”在成功控制通脹的同時，壓低了市場利率，使主要經濟體長期處於負利率甚至零利率和負利率的環境，鼓勵了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負債行為，全球債務像滾雪球般增長。這是“里根經濟學”非常“糟糕和致命”的一個副產品。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個副產品是，全民加槓桿導致資產價格虛高，全球高房價原因亦在於此。下圖是中國的利率走勢，不改變這一狀況，抑制房價就只能靠政府限價。
“里根經濟學”開創至今近40年來，通貨膨脹被徹底遏制，但債務問題卻成為全世界的噩夢。債務危機的爆發不可避免，“里根經濟學”將面臨終結。原因有二：第一，造成債務水平高企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為借債的成本太低了，債務還會加速滾雪球般增長，而債務水平是有“頂”的。更為嚴重的是，現有的債務中，很多屬於海曼·明斯基所定義的“龐氏融資(ponzi firm)”，即債務人的現金流什麼都覆蓋不了，債務人需要靠出售資產或者再借新錢來履行支付承諾。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沒有幾家是打算還債的。美國國債已經達到創紀錄的22萬億美元，特朗普還在減稅，同時增加政府支出，赤字不斷擴大，償舊債只能靠不斷髮行新債；中國宇宙第一的房企，負債上萬億，每年利潤才兩百多億，償債只能靠出售資產……第二，經過近40年的下降通道內運行，歐美日的利率都已觸及到零的水平，歐洲和日本還觸及負利率，利率已經降無可降。美國經過經過本輪為期三年的“加息”，勉強為下一次危機騰出了一點點空間，但餘地已經不大。向下沒有餘地，向上更無空間，鉅額債務不去除，再往上加息就是作死，因為再加息，利息支出就會吞噬企業的全部利潤。
利率上下兩難，不斷增長的債務又離“頂”越來越近，這是40年之大“拐點”來臨的先兆。“里根經濟學”已經是黔驢技窮，各國央行對目前處境心知肚明，但無能為力。美國的加息縮表和中國的去槓桿都是在做最後的努力，但幾乎可以肯定，債務危機的爆發是確定的，不確定的只是爆發的時間和路徑。無論是堅持“裝X式加息”、縮表、去槓桿，或者重新吸食貨幣寬鬆的大麻，都可能引爆債務危機。
解決危機的的途徑大概有三個：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債務人償債能力、破產賴賬、以通貨膨脹的隱蔽方式賴賬。第一種當然是最好的也是最難的，第二種方式簡單但最具破環性，第三種恐怕是最可能的選項，但或許在第二情形發生之後才能見到。
危機、危機，有危就有機，這場危機或許成為改變40年之大趨勢的一個契機。當然，按照之前的慣例，“拐點”的最終形成，可能還需要一個新的經濟理論和一位“偉大的總統”。
特朗普以里根為偶像，立志成為里根式的總統，但他不是。在“里根經濟學”的尾部，祭出“里根經濟學”的大旗，不可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只會迅速提升聯邦政府的債務水平，加快債務危機的到來，加速“里根經濟學”的終結。與特朗普的願景相反，他很可能成為里根經濟學的終結者，成為像胡佛或卡特式的過渡式總統，而真正“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統或許是他的下一任____46屆美國總統。
中美博弈，貿易戰只是序曲，即將來臨的全球債務危機才是真的分水嶺。誰能在債務危機中率先復甦，取得先機，誰就是王者。風險與機遇對雙方都是均等的，做好自己的事，置身於危機之外或是率先脫身尤為重要。祝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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