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影
“宋學”原本是一個使用較為隨意，因而其內涵也較為複雜的詞。有時它指的是一種學術方法，如《四庫全書總目》總結兩千年來經學發展之六變，最後將之歸結為：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
就是說，宋學是漢代訓詁考證之學的對立面，即義理之學。
方法與內容是一體之兩面，所以“宋學”一詞的含義也就很自然地擴大為宋代的學術上來。日本學者島田虔次即在此含義上使用“宋學”一詞，並將其劃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宋學僅指理學（或稱道學，下同）：
所謂狹義宋學，……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周、程、張、朱之學，英語稱之為‘Neo-Confucianism（新儒學）’，幾乎就是朱子學的同義語，其實有時候也將陸王包含在其中了。
廣義的宋學，則泛指宋代的一切學問，囊括了各家學說在內。這種用法在我國古已有之，如明代唐樞著的《宋學商求》一書，不僅將“橫渠之學”、“明道之學”、“伊川之學”列入宋學，“涑水之學”、“魏公之學”、“乖崖之學”、“希夷之學”、“云溪（种放）之學”也統統被包羅進來。既有哲學、政治學，也有史學、文學；既有儒家，也有道家。可見，廣義的宋學因沒有嚴格的遴選標準而顯得過於寬泛了。
現代學者對於“宋學”一詞的用法也不甚嚴格。陳寅恪先生提出了建立“新宋學”的說法，但他並未明確界定宋學的內涵。錢穆先生經常談到宋學，也未予明確界定。或許他們認為這是個不言而喻的問題吧。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廣銘先生首次給宋學下了個明確的定義。在《略談宋學》一文中，他指出：
如果把萌興於唐代後期而大盛於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我以為是比較合適的。
以此他糾正了自己以前對宋代思想史的看法。他曾參與撰寫1962年出版的《中國史綱要》一書，其中《兩宋的哲學思想》一節是他寫的。那時他認為：
支配兩宋三百多年的哲學思想，是理學。兩宋理學是佛教哲學和道家思想滲透到儒家哲學以後出現的一個新儒家學派。
鄧先生指出，這是完全說錯了的，亟應加以糾正。他認為理學只是宋學中的一個支派。理學在學術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時間較晚。不僅北宋時期理學沒有顯赫地位，即使到南宋朱、陸兩位大師生活的時代，理學在思想界也沒有壓倒的優勢。
陳植鍔先生是鄧廣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87年畢業），其博士論文《北宋文化史述論》一書出版於1992年。陳先生髮揮師說，進一步突出了宋學的概念，以“宋學”一詞概括兩宋儒學思想流派之全部。該書以學術思潮為線索，詳盡描述了宋學興起的時代背景、宋學發展的諸階段，歸納出了宋學的主題及其精神，闡明瞭宋學與佛老之關係，及其對宋代文化其它方面的影響。
漆俠先生是鄧廣銘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肄業）。他從1994年開始，以古稀之齡撰寫《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惜未完成即離世，遺稿於2002年出版。該書也發揮師說，以“宋學”指稱宋代儒學思潮整體，又將宋學細化為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洛學、關學、理學、事功學派等許多流派，按照宋學形成、發展、演變三個階段，分析各個學派的興衰承遞。與《述論》相比，此書的寫作以人物為中心，並以唐宋之際社會經濟的變革為宋學的基礎，把宋學形成的背景往上推至唐代中葉。
鄧廣銘先生重新界定的宋學概念為今人觀察宋代儒學發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儒學復興並重新取得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這是宋代思想文化領域最為引人矚目的事件。這不是一個直線發展、直奔理學主題的簡單過程。
理學是宋代儒學復興的重要成就，但決不是唯一成就。在承認理學是最主要成果的同時，也應該對那些在宋代思想文化發展史上起到過非常重要作用、而又獨立於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的其它學派，如北宋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南宋的永嘉學派等予以客觀的評價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全面認識、客觀評價宋代儒學的發展。這就要求有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來觀察宋代儒學復興，“宋學”一詞庶幾能滿足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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