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
“宋学”原本是一个使用较为随意，因而其内涵也较为复杂的词。有时它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两千年来经学发展之六变，最后将之归结为：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就是说，宋学是汉代训诂考证之学的对立面，即义理之学。
方法与内容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宋学”一词的含义也就很自然地扩大为宋代的学术上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即在此含义上使用“宋学”一词，并将其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宋学仅指理学（或称道学，下同）：
所谓狭义宋学，……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周、程、张、朱之学，英语称之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几乎就是朱子学的同义语，其实有时候也将陆王包含在其中了。
广义的宋学，则泛指宋代的一切学问，囊括了各家学说在内。这种用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如明代唐枢著的《宋学商求》一书，不仅将“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列入宋学，“涑水之学”、“魏公之学”、“乖崖之学”、“希夷之学”、“云溪（种放）之学”也统统被包罗进来。既有哲学、政治学，也有史学、文学；既有儒家，也有道家。可见，广义的宋学因没有严格的遴选标准而显得过于宽泛了。
现代学者对于“宋学”一词的用法也不甚严格。陈寅恪先生提出了建立“新宋学”的说法，但他并未明确界定宋学的内涵。钱穆先生经常谈到宋学，也未予明确界定。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广铭先生首次给宋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在《略谈宋学》一文中，他指出：
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
以此他纠正了自己以前对宋代思想史的看法。他曾参与撰写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一书，其中《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是他写的。那时他认为：
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两宋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
邓先生指出，这是完全说错了的，亟应加以纠正。他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理学在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时间较晚。不仅北宋时期理学没有显赫地位，即使到南宋朱、陆两位大师生活的时代，理学在思想界也没有压倒的优势。
陈植锷先生是邓广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其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出版于1992年。陈先生发挥师说，进一步突出了宋学的概念，以“宋学”一词概括两宋儒学思想流派之全部。该书以学术思潮为线索，详尽描述了宋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宋学发展的诸阶段，归纳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精神，阐明了宋学与佛老之关系，及其对宋代文化其它方面的影响。
漆侠先生是邓广铭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肄业）。他从1994年开始，以古稀之龄撰写《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惜未完成即离世，遗稿于2002年出版。该书也发挥师说，以“宋学”指称宋代儒学思潮整体，又将宋学细化为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洛学、关学、理学、事功学派等许多流派，按照宋学形成、发展、演变三个阶段，分析各个学派的兴衰承递。与《述论》相比，此书的写作以人物为中心，并以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革为宋学的基础，把宋学形成的背景往上推至唐代中叶。
邓广铭先生重新界定的宋学概念为今人观察宋代儒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是宋代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这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直奔理学主题的简单过程。
理学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成就，但决不是唯一成就。在承认理学是最主要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对那些在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作用、而又独立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其它学派，如北宋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南宋的永嘉学派等予以客观的评价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客观评价宋代儒学的发展。这就要求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观察宋代儒学复兴，“宋学”一词庶几能满足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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