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的那一年。這一年，對中國電影來說意義非凡，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因為同一個夢想跨進了這個校門。作為1978年改革開放後北京電影學院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以張藝謀、陳凱歌等為首的第五代導演，緊跟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在多元文化“碰撞”下學習與吸收，引領中國電影走上了國際舞臺。此時此刻，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代表人物，江海洋、張建亞，以及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人物謝飛，共同回首往昔。追溯1978，對於有著藝術夢想的他們來說，人生的重要轉折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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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我首先問一下兩位，你們在進北京電影學院學導演之前都是幹什麼的？海洋幹什麼的？
江海洋：我是在上海冶金專科學校做老師,教冶金機械裡的液壓傳動。
曹可凡：這有點難。
江海洋，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86年，由他參與編劇並獨立執導的影片《最後的太陽》獲得上海文學藝術大獎、優秀影片最佳編劇獎，同時入選印度中國電影周。他執導的影片《一無所有》是1990年全國十大賣座片之一，參加了比利時中國電影周。2009年，江海洋編劇並執導的影片《高考1977》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該影片獲得第13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第18屆金雞百花獎最佳編劇以及第五屆中美電影節“金天使”等多個獎項。江海洋導演的作品負有深刻的歷史使命感和文化責任感，受到業界好評和觀眾喜愛。
曹可凡：建亞兄幹什麼的？
張建亞：實際上去電影學院以前，我已經在上影廠，但是在進上影廠之前，我是靜安區房地局的木匠。
張建亞，作為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的重要一員，他以獨特的影片風格在中國電影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他執導過《紅象》、《三毛從軍記》、《絕境逢生》、《緊急迫降》等影片，先後獲得過中國電影童牛獎優秀導演獎、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導演獎等諸多獎項。張建亞導演敢於在時代發展、技術進步的浪潮中，保持電影創作的獨到見解和創意，對技術性、商業性和觀賞性進行多維度的探索。
王冠：1978年是全國的藝術院校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也是二位的一個人生轉折點，當時是什麼樣的機緣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江海洋：因為父母就是幹這個的。（我）是在報紙上看到電影學院招生的消息。其實從小就沒想過要當導演，一直想當演員，年輕的時候形象還可以。
曹可凡：現在也還湊合。
王冠：也很好。
江海洋：然後我也報名了，有一天晚上我父親從劇場演完戲回來，他說電影學院你報名了？我說報了，說你報什麼呢？我說表演系，我爸說表演系，你好像不太合適，五雷轟頂。我想我長的也不難看，你又是演戲的，我接你班多好。我爸說你長得雖然不難看，但是你這個形象屬於大路貨。
曹可凡 ：也就是說現在屬於統貨？
江海洋：統貨，不會缺檔的，他說這種帥的男的小夥子在我面前走的多了，你其實一點特點都沒有。但是你平時愛看書，你愛琢磨，我覺得你考導演系合適。就因為這句話，我改報了導演系，實際上我對導演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曹可凡：建亞，那時候你在上影廠是做什麼工作？
張建亞：在上影演員劇團，那時候1978年高考的時候，我那時候已經在劉瓊導演的《沙漠駝鈴》劇組裡，那時候在蘇州下生活，學勘探隊，焦晃演李四光為原型的科學家。那個時候看到大學招生的啟事，心非常動，因為真的愛電影，真的喜歡電影，覺得要實現這個電影的夢想，如果能夠學導演，有讀大學的機會，你知道你做什麼事。真的覺得一個人應該要有真才實學，要讀書。
曹可凡：建亞，你和海洋，你們兩個人還記不記得，當你們跨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別上那個校徽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江海洋：我要解釋一下，我們剛進去的時候，盼著學校發校徽。
曹可凡：還沒有？
江海洋：但是我們學校才華橫溢的美術系，就是現在尹力導演、霍建起這些人，他們自己做了校徽，遠看還很像。然後就借給我們，我們藉著假校徽就上街了。有一天我彆著校徽就上街了，居然被一個人攔下來，他說您是電影學院的？我就不想多說話，因為什麼呢？我知道校徽是假的，湊近了看容易穿幫，然後我就匆匆說了一句，我說我是，我就走了。結果他很執著，又走到我前面攔住我，他說考電影學院很難吧？我說非常難，他說您學什麼的？我說我學導演的。然後很惋惜地看著我，然後無比同情地說請問你們學導演的人什麼時候熬成演員？這是我進電影學院被問到的問題，最奇怪的一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曹可凡：很奇怪的邏輯。
江海洋：對。所以我現在看見演員，我都說你們真幸福，你們熬成演員了，我們還在熬的過程中。
回首北京電影學院“78班”，這是一群對中國電影有著深遠影響的人們。他們當中有諸如張藝謀、陳凱歌、江海洋、張建亞、田壯壯、張豐毅、張鐵林、胡玫、李少紅等一大批如今活躍在中國影視界的領軍人物。1978年，他們正值青春年少，在那個物質貧乏的特殊年代體味了大學生活的艱苦樸素、奮鬥和樂觀。
曹可凡 ：據說當時老師教學的方法，現在看來其實也挺原始的？
張建亞：因為北京電影學院，你知道是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停掉了以後，趙明老師過去幫助北京成立北京電影學院。該怎麼建立我們新的教學大綱？新的教學大綱那時候也沒有出來。實際上他們也是在邊教學邊實踐，但是那個年代改革開放，真是開放這倆字。那個時候是全國一片，那種歡欣鼓舞以後的那種努力要大幹一場的萬象，那時候就看各種各樣的電影，什麼樣的電影都看，大家就討論。經常是看完電影，廢寢忘食就在那兒聊天，大家一起在討論電影。
江海洋：過去到處有電影看，都是內部的，但是我們不是所有的電影，我們都拿得到票。比如在中影公司放的電影，有一種電影叫過路電影，只放一場，是大使館拿來的，今天放完了就要拿回去。這個票很難弄，於是有一個同學弄到一張票，我們大家都想去看，美術系的同學就開始畫電影票。
王冠：美術系的同學真的是厲害。
曹可凡：誰畫得比較好一點？
江海洋：反正我也參與過那樣的（事情），它是流水作業。攝影系的同學有裁攝影紙的裁刀，把電影票的大小看好，花花綠綠的紙來，攝影系的同學把紙裁下來，然後美術系的同學有負責打格子的、打線條的，有負責描字的。導演系的同學就出我，我也得出力，我既不會畫又不會裁，給了我一個小的藥水瓶的蓋子，按一點紅的印泥。先按一個圓的，這個工作我幹，圖章裡面的字又是美術系的人弄。我們居然靠畫票子還看了電影。
張建亞：而且到什麼程度？最後他們發現了，他們發現以後，公告欄，我講給你們聽，公告欄裡“最近發現大量假票”，然後兩張票子貼在底下。
曹可凡：就是你們造的？
張建亞：這裡寫一個很大的紅字“真”，一個箭頭，“假”一個箭頭。已經到這麼貼著對比，你都沒有辦法，要標明真假。
曹可凡：憑良心說，真假差別大不大？
張建亞：不大，看不出的，公告欄裡要貼著，要標上“真假”。
江海洋：再繼續爆一個料，有一年文化部藝術院校開聯歡會，那時候興跳舞。主會場是中央樂團演奏的現場演奏跳舞，電影學院的同學比較調皮、比較鬧事，所以只給了我們主會場的票10張都不到。但是我們為了進去…
王冠：又畫票？
江海洋：繼續畫票。而且那天畫票畫出問題來了，出大事了，因為進去以後，你要出來上廁所，必須給你一張票，你才能再進去。在這兒站崗的，我們的會是在全國政協會堂開的，站崗的是解放軍。結果有的同學出去上廁所，給他一張票根，他一看是假的。
王冠：我明白，就是剛才我拿的假票，我給了他？
江海洋：對。這個概率很低，這個票是我們自己造的，他怕再進去，危險性很大，說怎麼辦？正好我們幾個人在外面，我說你把票交給我，我就到解放軍面前，我說我發現我這張票子是假的，解放軍說怎麼可能是假的呢？我唾沫一弄，你看假的吧，花掉了。
曹可凡：惡人先告狀。
江海洋：這是出大事了。馬上上級彙報，我們在那兒說，畫得真像，中央美院的人太厲害了。
曹可凡：你們“栽贓”中央美院？
江海洋：因為他們腦子裡想電影學院的人不會畫，畫得這麼像，是中央美院。
曹可凡：看來這兩位導演表演學得真不錯，真熬成了表演演員。
張建亞：江海洋在學校裡，從教學部門（看來），就覺得他惹了大禍、闖了大禍，他鬧了一件大事。那時候我們美術系招了兩個班，一個叫設計班，一個叫繪景班。設計班的是文化考試成績好一點，繪畫弱一點。繪景班的，個個都是繪畫高手，可能文化考試弱一點。老師覺得你們創意差一點，繪景班。他（江海洋）串門，每天拿著個搪瓷碗就串門，我告訴你們，你們繪景在電影廠裡基本上不算主創，你就是繪景工人。那幫人瘋了，什麼呀？我們讀了大學，讀大學很認真。他講你知道嗎，你希望幹什麼？你們將來就是穿件藍布大褂，手裡拎一個顏料桶，扛著一把大梯子，上面畫。然後所有人都圍著，不信你去問張建亞，張建亞上影廠出來的，你去問田壯壯，田壯壯北影廠出來的，你問問他繪景是幹什麼。然後就鬧起來了，然後就不幹了，然後開始這幫人不幹，跟老師談。鬧成了，改為設計二班。
江海洋：這個班裡就包括現在很多導演。
張建亞：然後現在這個設計二班出了一大批跟我們搶飯碗的，全改導演。
曹可凡：有誰？
江海洋：尹力，尹力就是這個班的，尹力、何群、馮小寧、霍建起，都是這個班的。
張建亞：都是繪畫畫得特別好的。
王冠：江導有一句話，出來混的總要還的。
曹可凡：那個時候的張藝謀是不是像現在這樣“苦大仇深”，陳凱歌像現在這樣？
江海洋：我比建亞稍微跟他們近一點是什麼？電影學院有一支籃球隊，校隊，我們這支籃球隊從成立一直到結束，基本上沒輸過。北京藝術院校，七所藝術院校，我們是冠軍。北京文化部直屬單位三十幾家單位比賽，我們也是冠軍。這個籃球隊裡有誰呢？前鋒兩位，張藝謀打右前鋒，我打左前鋒，中鋒是陳凱歌，控球后衛是田壯壯。那邊一個後衛是張黎，還有一個後衛現在去世了，趙丹老伯的兒子趙勁。我們這五個人打遍北京藝術院校無敵手，所以我和他們特別熟，我們在一塊兒打籃球。剛才你說的這些人，我們在學校裡，我們自己用電影給每一個人命名。
曹可凡：您說說？
江海洋：就像綽號一樣，張建亞因為剛拍過《歡騰的小涼河》。
曹可凡：我看過。
江海洋：張建亞的外號是“歡騰的小涼河”，因為他在學校很活躍，跟誰都很好，講段子，他一來，大家都樂，“歡騰的小涼河”。田壯壯因為長得老，走路一歪一歪，像老農在撒種子一樣，所以田壯壯的名字叫“兒子、孫子和種子”，是上影廠拍的一部電影。
張建亞：王丹鳳演的。
江海洋：張藝謀因為年紀是他們班最大的，而且是我們所有學生當中最大的，當年有一部很紅的日本紀錄片叫《狐狸的故事》，是老狐狸帶著一幫小狐狸成長，所以張藝謀的名字叫“狐狸的故事”。我的名字，正好那時候放，現在《絨花》歌的電影叫《小花》。
曹可凡：為什麼叫你小花呢？
張建亞：舞會上的小明星。
曹可凡：花嚓嚓，小小的，花嚓嚓。
江海洋：我叫“小花”。
張建亞：壯壯有一句詞就是，咱容易嗎？扛著小花臉的名，不辦小花臉的事。
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江海洋和張建亞都回到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同年，張建亞和謝曉晶、田壯壯共同執導《紅象》，成為了北京電影學院78班交出的第一部作品。江海洋則陸續參與了《城南舊事》、《小街》等影片的拍攝。當時上影廠雲集了桑弧、白沉等優秀的前輩導演，這些老導演對電影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讓年輕的江海洋和張建亞迅速得以成長。
曹可凡：海洋導演，後來你們畢業之後，你們倆都回到了上影廠，你跟吳貽弓導演拍了《城南舊事》，也參加了《小街》劇組的拍攝。你覺得在這兩個組裡面，作為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江海洋：學到最多的就是上影廠的一套制度，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好萊塢電影為什麼走到今天？它是一套體系，拍電影是不能亂來的。我們學到的是上影廠傳統的，對一部電影製作的管理，非常嚴格。我看到過一本，那個時候還不是隨便人都有的，藍皮書，有這麼厚。那個藍皮書上細到什麼？置景打一扇明代的窗，可以領多少木料、用幾根釘子，全部寫清楚。
曹可凡：完全量化？
江海洋：全部量化。我覺得今天應該把這個東西再找回來，其實電影的製作是一套工業的體系，不是亂來的。拍電影是有規律的、是有規矩的。
曹可凡：建亞導演有幾部片子，大家都非常喜歡，比如說…
王冠：《三毛從軍記》。
曹可凡：它感動幾代人，當時您是怎麼想到這麼拍法？
張建亞：《三毛從軍記》。那時候實際上我們在拍一些影片，武打片也拍過，跟香港人一起拍武打片。心裡不甘，我心想我既然在上影，我要拍上海的事情。那時候就想到，怎麼把觀眾吸引到電影院來看我們電影？一定要拍人人喜歡的東西，漫畫是人人喜歡，所以那段時間我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研究了上海的漫畫史，研究了那段漫畫史。實際上當時的計劃是三部曲，三毛（《三毛從軍記》）、王先生（《王先生之慾火焚身》），然後我還沒決定是“蜜蜂小姐”還是“牛鼻子”。
曹可凡：梁白波的（蜜蜂小姐）。
張建亞：就拍了《三毛從軍記》和《王先生之慾火焚身》，希望能夠把觀眾喜歡的東西加到電影裡來。
曹可凡：40年來，其實電影觀眾的口味發生特別大的變化，所以兩位導演對於今天觀眾對於電影的審美看法，可能我們製作的手段和過去都完全不一樣。所以你們心中最大的感慨是什麼？
江海洋：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閱讀的一代，我們是看文字長大的，電影是我們的娛樂，最高的娛樂。我們年輕的時候沒有電視，看電影就是我們最高興的事。今天的孩子們是視覺的一代，電影的春天來了。現在全國的票房，平均（觀影人群）年齡21.8歲，佔90%，是這些孩子看的。所以我說電影現在儘管它有120年的歷史，但是電影年輕了，因為孩子們要看電影。
張建亞：中國電影100年，我們非常慶幸，要是沒有讀北京電影學院，沒有那麼改變我們的生活，不會有今天我這麼一輩子，我們來過、我們玩過、我們創造過、我們快樂過。我最最慶幸的就是沒有想到能夠看到中國電影有今天，我們總歸是這麼講，中國電影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因為我們人最多。但是沒有想到成為第二大市場，居然我們看見了這一天，這是我們的慶幸。但是我們永遠不要突然之間停下來，我們現在還沒有到終點，中國電影還在往前走。它繼續會往前走，繼續會越走越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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