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那一年。这一年，对中国电影来说意义非凡，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因为同一个梦想跨进了这个校门。作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北京电影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多元文化“碰撞”下学习与吸收，引领中国电影走上了国际舞台。此时此刻，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江海洋、张建亚，以及第四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谢飞，共同回首往昔。追溯1978，对于有着艺术梦想的他们来说，人生的重要转折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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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我首先问一下两位，你们在进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之前都是干什么的？海洋干什么的？
江海洋：我是在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做老师,教冶金机械里的液压传动。
曹可凡：这有点难。
江海洋，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6年，由他参与编剧并独立执导的影片《最后的太阳》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大奖、优秀影片最佳编剧奖，同时入选印度中国电影周。他执导的影片《一无所有》是1990年全国十大卖座片之一，参加了比利时中国电影周。2009年，江海洋编剧并执导的影片《高考1977》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影片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18届金鸡百花奖最佳编剧以及第五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等多个奖项。江海洋导演的作品负有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受到业界好评和观众喜爱。
曹可凡：建亚兄干什么的？
张建亚：实际上去电影学院以前，我已经在上影厂，但是在进上影厂之前，我是静安区房地局的木匠。
张建亚，作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重要一员，他以独特的影片风格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他执导过《红象》、《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紧急迫降》等影片，先后获得过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导演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导演奖等诸多奖项。张建亚导演敢于在时代发展、技术进步的浪潮中，保持电影创作的独到见解和创意，对技术性、商业性和观赏性进行多维度的探索。
王冠：1978年是全国的艺术院校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是二位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江海洋：因为父母就是干这个的。（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其实从小就没想过要当导演，一直想当演员，年轻的时候形象还可以。
曹可凡：现在也还凑合。
王冠：也很好。
江海洋：然后我也报名了，有一天晚上我父亲从剧场演完戏回来，他说电影学院你报名了？我说报了，说你报什么呢？我说表演系，我爸说表演系，你好像不太合适，五雷轰顶。我想我长的也不难看，你又是演戏的，我接你班多好。我爸说你长得虽然不难看，但是你这个形象属于大路货。
曹可凡 ：也就是说现在属于统货？
江海洋：统货，不会缺档的，他说这种帅的男的小伙子在我面前走的多了，你其实一点特点都没有。但是你平时爱看书，你爱琢磨，我觉得你考导演系合适。就因为这句话，我改报了导演系，实际上我对导演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曹可凡：建亚，那时候你在上影厂是做什么工作？
张建亚：在上影演员剧团，那时候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在刘琼导演的《沙漠驼铃》剧组里，那时候在苏州下生活，学勘探队，焦晃演李四光为原型的科学家。那个时候看到大学招生的启事，心非常动，因为真的爱电影，真的喜欢电影，觉得要实现这个电影的梦想，如果能够学导演，有读大学的机会，你知道你做什么事。真的觉得一个人应该要有真才实学，要读书。
曹可凡：建亚，你和海洋，你们两个人还记不记得，当你们跨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别上那个校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江海洋：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盼着学校发校徽。
曹可凡：还没有？
江海洋：但是我们学校才华横溢的美术系，就是现在尹力导演、霍建起这些人，他们自己做了校徽，远看还很像。然后就借给我们，我们借着假校徽就上街了。有一天我别着校徽就上街了，居然被一个人拦下来，他说您是电影学院的？我就不想多说话，因为什么呢？我知道校徽是假的，凑近了看容易穿帮，然后我就匆匆说了一句，我说我是，我就走了。结果他很执着，又走到我前面拦住我，他说考电影学院很难吧？我说非常难，他说您学什么的？我说我学导演的。然后很惋惜地看着我，然后无比同情地说请问你们学导演的人什么时候熬成演员？这是我进电影学院被问到的问题，最奇怪的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曹可凡：很奇怪的逻辑。
江海洋：对。所以我现在看见演员，我都说你们真幸福，你们熬成演员了，我们还在熬的过程中。
回首北京电影学院“78班”，这是一群对中国电影有着深远影响的人们。他们当中有诸如张艺谋、陈凯歌、江海洋、张建亚、田壮壮、张丰毅、张铁林、胡玫、李少红等一大批如今活跃在中国影视界的领军人物。1978年，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在那个物质贫乏的特殊年代体味了大学生活的艰苦朴素、奋斗和乐观。
曹可凡 ：据说当时老师教学的方法，现在看来其实也挺原始的？
张建亚：因为北京电影学院，你知道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停掉了以后，赵明老师过去帮助北京成立北京电影学院。该怎么建立我们新的教学大纲？新的教学大纲那时候也没有出来。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边教学边实践，但是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真是开放这俩字。那个时候是全国一片，那种欢欣鼓舞以后的那种努力要大干一场的万象，那时候就看各种各样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都看，大家就讨论。经常是看完电影，废寝忘食就在那儿聊天，大家一起在讨论电影。
江海洋：过去到处有电影看，都是内部的，但是我们不是所有的电影，我们都拿得到票。比如在中影公司放的电影，有一种电影叫过路电影，只放一场，是大使馆拿来的，今天放完了就要拿回去。这个票很难弄，于是有一个同学弄到一张票，我们大家都想去看，美术系的同学就开始画电影票。
王冠：美术系的同学真的是厉害。
曹可凡：谁画得比较好一点？
江海洋：反正我也参与过那样的（事情），它是流水作业。摄影系的同学有裁摄影纸的裁刀，把电影票的大小看好，花花绿绿的纸来，摄影系的同学把纸裁下来，然后美术系的同学有负责打格子的、打线条的，有负责描字的。导演系的同学就出我，我也得出力，我既不会画又不会裁，给了我一个小的药水瓶的盖子，按一点红的印泥。先按一个圆的，这个工作我干，图章里面的字又是美术系的人弄。我们居然靠画票子还看了电影。
张建亚：而且到什么程度？最后他们发现了，他们发现以后，公告栏，我讲给你们听，公告栏里“最近发现大量假票”，然后两张票子贴在底下。
曹可凡：就是你们造的？
张建亚：这里写一个很大的红字“真”，一个箭头，“假”一个箭头。已经到这么贴着对比，你都没有办法，要标明真假。
曹可凡：凭良心说，真假差别大不大？
张建亚：不大，看不出的，公告栏里要贴着，要标上“真假”。
江海洋：再继续爆一个料，有一年文化部艺术院校开联欢会，那时候兴跳舞。主会场是中央乐团演奏的现场演奏跳舞，电影学院的同学比较调皮、比较闹事，所以只给了我们主会场的票10张都不到。但是我们为了进去…
王冠：又画票？
江海洋：继续画票。而且那天画票画出问题来了，出大事了，因为进去以后，你要出来上厕所，必须给你一张票，你才能再进去。在这儿站岗的，我们的会是在全国政协会堂开的，站岗的是解放军。结果有的同学出去上厕所，给他一张票根，他一看是假的。
王冠：我明白，就是刚才我拿的假票，我给了他？
江海洋：对。这个概率很低，这个票是我们自己造的，他怕再进去，危险性很大，说怎么办？正好我们几个人在外面，我说你把票交给我，我就到解放军面前，我说我发现我这张票子是假的，解放军说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唾沫一弄，你看假的吧，花掉了。
曹可凡：恶人先告状。
江海洋：这是出大事了。马上上级汇报，我们在那儿说，画得真像，中央美院的人太厉害了。
曹可凡：你们“栽赃”中央美院？
江海洋：因为他们脑子里想电影学院的人不会画，画得这么像，是中央美院。
曹可凡：看来这两位导演表演学得真不错，真熬成了表演演员。
张建亚：江海洋在学校里，从教学部门（看来），就觉得他惹了大祸、闯了大祸，他闹了一件大事。那时候我们美术系招了两个班，一个叫设计班，一个叫绘景班。设计班的是文化考试成绩好一点，绘画弱一点。绘景班的，个个都是绘画高手，可能文化考试弱一点。老师觉得你们创意差一点，绘景班。他（江海洋）串门，每天拿着个搪瓷碗就串门，我告诉你们，你们绘景在电影厂里基本上不算主创，你就是绘景工人。那帮人疯了，什么呀？我们读了大学，读大学很认真。他讲你知道吗，你希望干什么？你们将来就是穿件蓝布大褂，手里拎一个颜料桶，扛着一把大梯子，上面画。然后所有人都围着，不信你去问张建亚，张建亚上影厂出来的，你去问田壮壮，田壮壮北影厂出来的，你问问他绘景是干什么。然后就闹起来了，然后就不干了，然后开始这帮人不干，跟老师谈。闹成了，改为设计二班。
江海洋：这个班里就包括现在很多导演。
张建亚：然后现在这个设计二班出了一大批跟我们抢饭碗的，全改导演。
曹可凡：有谁？
江海洋：尹力，尹力就是这个班的，尹力、何群、冯小宁、霍建起，都是这个班的。
张建亚：都是绘画画得特别好的。
王冠：江导有一句话，出来混的总要还的。
曹可凡：那个时候的张艺谋是不是像现在这样“苦大仇深”，陈凯歌像现在这样？
江海洋：我比建亚稍微跟他们近一点是什么？电影学院有一支篮球队，校队，我们这支篮球队从成立一直到结束，基本上没输过。北京艺术院校，七所艺术院校，我们是冠军。北京文化部直属单位三十几家单位比赛，我们也是冠军。这个篮球队里有谁呢？前锋两位，张艺谋打右前锋，我打左前锋，中锋是陈凯歌，控球后卫是田壮壮。那边一个后卫是张黎，还有一个后卫现在去世了，赵丹老伯的儿子赵劲。我们这五个人打遍北京艺术院校无敌手，所以我和他们特别熟，我们在一块儿打篮球。刚才你说的这些人，我们在学校里，我们自己用电影给每一个人命名。
曹可凡：您说说？
江海洋：就像绰号一样，张建亚因为刚拍过《欢腾的小凉河》。
曹可凡：我看过。
江海洋：张建亚的外号是“欢腾的小凉河”，因为他在学校很活跃，跟谁都很好，讲段子，他一来，大家都乐，“欢腾的小凉河”。田壮壮因为长得老，走路一歪一歪，像老农在撒种子一样，所以田壮壮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是上影厂拍的一部电影。
张建亚：王丹凤演的。
江海洋：张艺谋因为年纪是他们班最大的，而且是我们所有学生当中最大的，当年有一部很红的日本纪录片叫《狐狸的故事》，是老狐狸带着一帮小狐狸成长，所以张艺谋的名字叫“狐狸的故事”。我的名字，正好那时候放，现在《绒花》歌的电影叫《小花》。
曹可凡：为什么叫你小花呢？
张建亚：舞会上的小明星。
曹可凡：花嚓嚓，小小的，花嚓嚓。
江海洋：我叫“小花”。
张建亚：壮壮有一句词就是，咱容易吗？扛着小花脸的名，不办小花脸的事。
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江海洋和张建亚都回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同年，张建亚和谢晓晶、田壮壮共同执导《红象》，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78班交出的第一部作品。江海洋则陆续参与了《城南旧事》、《小街》等影片的拍摄。当时上影厂云集了桑弧、白沉等优秀的前辈导演，这些老导演对电影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让年轻的江海洋和张建亚迅速得以成长。
曹可凡：海洋导演，后来你们毕业之后，你们俩都回到了上影厂，你跟吴贻弓导演拍了《城南旧事》，也参加了《小街》剧组的拍摄。你觉得在这两个组里面，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江海洋：学到最多的就是上影厂的一套制度，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好莱坞电影为什么走到今天？它是一套体系，拍电影是不能乱来的。我们学到的是上影厂传统的，对一部电影制作的管理，非常严格。我看到过一本，那个时候还不是随便人都有的，蓝皮书，有这么厚。那个蓝皮书上细到什么？置景打一扇明代的窗，可以领多少木料、用几根钉子，全部写清楚。
曹可凡：完全量化？
江海洋：全部量化。我觉得今天应该把这个东西再找回来，其实电影的制作是一套工业的体系，不是乱来的。拍电影是有规律的、是有规矩的。
曹可凡：建亚导演有几部片子，大家都非常喜欢，比如说…
王冠：《三毛从军记》。
曹可凡：它感动几代人，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这么拍法？
张建亚：《三毛从军记》。那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拍一些影片，武打片也拍过，跟香港人一起拍武打片。心里不甘，我心想我既然在上影，我要拍上海的事情。那时候就想到，怎么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来看我们电影？一定要拍人人喜欢的东西，漫画是人人喜欢，所以那段时间我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了上海的漫画史，研究了那段漫画史。实际上当时的计划是三部曲，三毛（《三毛从军记》）、王先生（《王先生之欲火焚身》），然后我还没决定是“蜜蜂小姐”还是“牛鼻子”。
曹可凡：梁白波的（蜜蜂小姐）。
张建亚：就拍了《三毛从军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希望能够把观众喜欢的东西加到电影里来。
曹可凡：40年来，其实电影观众的口味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所以两位导演对于今天观众对于电影的审美看法，可能我们制作的手段和过去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心中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江海洋：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阅读的一代，我们是看文字长大的，电影是我们的娱乐，最高的娱乐。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视，看电影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今天的孩子们是视觉的一代，电影的春天来了。现在全国的票房，平均（观影人群）年龄21.8岁，占90%，是这些孩子看的。所以我说电影现在尽管它有120年的历史，但是电影年轻了，因为孩子们要看电影。
张建亚：中国电影100年，我们非常庆幸，要是没有读北京电影学院，没有那么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今天我这么一辈子，我们来过、我们玩过、我们创造过、我们快乐过。我最最庆幸的就是没有想到能够看到中国电影有今天，我们总归是这么讲，中国电影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为我们人最多。但是没有想到成为第二大市场，居然我们看见了这一天，这是我们的庆幸。但是我们永远不要突然之间停下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终点，中国电影还在往前走。它继续会往前走，继续会越走越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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