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所說的第一性原理，是一種“窮舉法”，把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嘗試一遍，最終找到通往未來的最優路徑。這是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而大眾所陷入的“類比思維”，則是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做到相對更優——比如產品比別人家更好一點。
文 / 汪洋 本刊主筆
一則關於掘井取水的寓言，幾乎每個人小時候都聽說過。某甲拿著鐵鍬往下挖了一段距離，沒有發現水，便換了一個地方繼續挖，還是沒有找到水。然後他不斷地換地方挖土，最後他渴死了，而答案卻是他第一次挖土的地方，下面就有水，只是他挖得不夠深。
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故事，因為地底下有沒有水，其實他並不知道，就像我們也都不知道未來具體會發生什麼事。深究下去就似有人買彩票，每期守同一個號碼，最終得獎一樣，它本身也是將一種偶然當作必然，把運氣當作法則，這就走向了另一則寓言——守株待兔。
究竟是迅速切換軌道，還是繼續堅持？終究這是一個很難決定的問題，就算猜對了開頭，又有幾人能賭對結局。在不可知的成敗面前，人該如何行動？
彼得·德魯克有句名言，“管理者首先要做正確的事，其次是用正確的方法做事”。在他看來，效能是“做正確的事”，而效率是“用正確的方式做事”。二者不應偏廢，但這並不意味著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顯然，做正確的事更重要。投資人王功權也曾在某次與青年們的談話中，提到“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話說回來，在未來尚未到來之前，人怎麼能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正確的事？或者說，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但事實又往往並非如此。
兩類“對立”的決策思路
今年春天，埃隆·馬斯克就在特斯拉第一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說，巴菲特的“護城河”理念已經過時了，毫無說服力；並對分析師表示：“如果你對抗敵人入侵的唯一壁壘就是護城河，那麼堅持不了多久。真正重要的是創新速度，這才是保持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這番言論被伯克希爾的投資者傳到了巴菲特耳邊，巴菲特回應稱，科技的快速進步的確在近幾年裡摧毀了不少企業的“護城河”，但這並不代表所有企業的“護城河”都能被科技摧毀。企業都應該不斷改善自己的“護城河”，馬斯克可能在某些行業中帶來變化，但他並不認為馬斯克能通過科技來摧毀糖果行業“護城河”，比方說，伯克希爾投資的喜詩糖果。
稱巴菲特的話和音樂一樣好聽的段永平，今年也被問到如何看待特斯拉，這位OPPO、vivo和步步高的幕後老闆對斯坦福大學的華人學生們說：
“芒格說，馬斯克是個被證明了的天才，他的IQ可能是190，但他自己認為是250。但是經營一家公司，你必須要理性，在我眼裡，特斯拉是一家價值為零的公司，遲早要完。他的企業文化很糟糕。”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篇指出：“所有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為終極意義上的隱喻，這句話毫無疑義。如果不是，那麼幸福的家庭並非彼此相似，做出成就的企業家們各個不同，而且幸福與成功都只是某個人的自我感受。段永平的話，為一扇門提供了一把鑰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門”的背後，兩類企業家的決策思路十分不同，甚至是對立的。
第一性原理與類比思維的交鋒
在段永平的話中，出現了理性和價值的字眼。特斯拉在段永平的眼中，價值為零，正說明了他與馬斯克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同時，馬斯克在段永平看來顯然缺乏理性，在管理者不夠理性的前提下，就算智商爆表，他的公司照樣沒有價值。
然而，馬斯克顯然認為自己比絕大多數人具備科學理性，一個以“物理學”的方式思考商業問題的人如果都不夠理性，那天底下就沒有人有理性了。這位驚世駭俗的硅谷創業者稱他的思維方式為“第一性原理”。他說：
“我在想存在一種好的思維框架，那是物理學的東西，你知道，有點像第一原理推理，總體來講，我認為……存在將事物縮減至其根本實質，並從那裡向上的理論，和類比推理剛好相反。……在我們生命的主要階段，我們一生都在進行類比推理，這基本意味著複製別人對待微小變化的方式，而你必須那樣做，否則，從精神層面上你無法度過一天。”
簡而言之，“第一性原理”作為一種決策方式，指的是一件事儘管現在還不存在，但只要原理上說得通，就應該用最經濟的方式去實現，而不是像大眾那樣陷入“類比思維”，即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做到相對更優——比如產品比別人家更好一點。前者先有具體目標，自上而下；後者沒有具體清晰的目標，自下而上做好細節，認為好的結果自然產生。
但馬斯克也承認，如果不使用類比思維，人們無法度過一天。比如，一個人證明自己是否活著，只能靠與別人的互動來證明，儘管這也未必可靠。類比形成共識，共識產生社會，社會則規定了人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做。
共識：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一般而言，一家公司的“管理”很好，大多是建立在類比思維之上的。段永平說自己“不投早期，只投上市企業。投黃崢是因為個人原因，他是我朋友，我瞭解他、相信他。黃崢是我知道的少見的很有悟性的人，他關注事物本質”。
段永平同樣也提到了事物本質，而這個“本質”與馬斯克所說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馬斯克關注的本質是偏向物理的，而黃崢他們則是偏向社會的。他們對共識的態度也完全不同，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如果把“共識”視為“浪”的話，段永平等人視之為商業的驅力，是價值的體現，但馬斯克當它是認清路徑的阻礙，因為物理世界的共識往往是需要打破的，只有打破共識，人類的認知水平才能獲得提升。
不那麼“社會”的馬斯克在推特上指點江山，口無遮攔，這為他的公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甚至被人戲稱為特斯拉的公關殺手。儘管馬斯克曾經幾次絕處逢生的“英雄之旅”，契合了公眾在潛意識中對自身的期許，也為他的公司在社交網絡上贏得了更多的關注，產生了免費的廣告效應。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馬斯克各種隨心所欲對他人的評論引發了眾怒，也帶來了財經媒體鋪天蓋地的負面新聞。上市公司需要就短期利益面對公眾的回應，這些讓馬斯克感覺束手束腳，他認為，證券市場會干擾公司為長期價值所作出的決策。而段永平自稱只投上市公司。
窮舉，還是按規則做事？
類比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模仿，構建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人們很難離開它。類比思維也會帶來虛假共識，所謂三人成虎，最普遍的現象就是造成短視。比如，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可能為未來埋下失敗的種子。這便是馬斯克為什麼輕視類比思維的原因。
我們大部分時間是靠類比思維活著的。比如，人為什麼要學習？是為了更有效率；通過相信自己認為值得信任的那些人的經驗，讓自己少走彎路，甚至走上捷徑。另一方面，我們的大腦也是依據這等原理進化而來的，會把重複的行為記下來，存入腦基核——一個類似蜥蜴大腦的部分，這樣，在執行這些行為時就可以基於習慣，讓大腦去解決別的困難任務。比如當你剛學會開車的時候，將車從車庫裡駛出來需要大量的腦力和注意力，當你成了老司機，就可以一邊幹別的事，一邊把車開上大街。
人們每天通過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這樣的“行為組塊”活著。就是說，人腦的統計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壽命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從頭開始摸索一遍，只能藉助他人與自己的經驗，從過去積累的行動中獲得處理眼前事情的方法。我們通過重複來實現對眼前事情的勝任力，但這種勝任力或者說專業能力之於未來環境，很可能又成為一種枷鎖。
因為人類的思維總是導向局部最優，這是我們依賴信仰和蒐集知識的過程，也是走向封閉的過程，既看不到未來，也看不到整體。沒有學習過人類棋譜的AlphaGo Zero，通過大量計算摸索圍棋規律，很快就輕鬆擊敗了由人類棋譜喂飼而成的AlphaGo，這等於直接敲破了歷代人累計修建的框架。說明人類的圍棋下法也是沿著無數前人局部最優的思維方式走到今天的，就整體而言，它不是最優解。
馬斯克所說的第一性原理，則是一種“窮舉法”，把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嘗試一遍，最終找到通往未來的最優路徑。這是科學家的思維方式。有趣的是，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艾莉森·高普妮克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人類在嬰兒期常常是通過窮舉法來學習的，就是任何事都儘量摸索一遍，從中獲取知識，它甚至是相對高效的。想想成年人從背單詞、背語法開始學習一門語言是多麼困難，就可知一二了。
不過，第一性原理在商業世界得以運行的前提，是你得相信這件事一定會實現。比如一件產品對應的是真實需求，而不是偽需求。無論是更經濟的火箭發射，還是更穩定、更酷的電動汽車，都是屬於可見的未來，只是實現它們的難度很大。馬斯克需要面對的難題是，他的公司不具備歷史經驗，即火箭業或造車業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知識積澱。就科技趨勢而言，未來是比較確定的，如同登山，山在那裡，馬斯克面對的困難是敢為人先，不要一腳踩空，掉入深谷。這反而對他的公司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關於謬望，敢為人後
英雄之旅花好月圓大結局的場景一般都只會出現在銀幕上，英雄成為先烈則是常態。約翰·史維奧克拉（John Sviokla ）與米奇·科恩（Mitch Cohen）追蹤了120位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的發家史，在他們的一份調查報告中說：“作為一個群體，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看起來很像馬克·扎克伯格或傑夫·貝佐斯——那些通過深刻理解社會化媒體和互聯網商業等高度創新、快速發展的技術部門來創造價值的人。而事實並非如此，我發現絕大多數白手起家的億萬富豪……他們往往是連續創業者，其中許多人直到在某個固有市場中開始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筆生意才真正變得富有，通常是在他們30多歲或40多歲的時候。”也就是說，像王興這樣的創業者才是所謂“成功人士”的主流。
回到開頭的寓言。人們怎麼會知道在一個地方一直挖下去就有水呢？美團創始人王興曾發明了“謬望”一詞，他這樣解釋：“我發現最糟糕的事情是一個公司設定一個目標，但它其實是達不到的，因為那個戰略定位一開始就是錯的。這就是謬望。”王興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就是走別人的路，滿足那些被市場驗證過的真實需求。走向眾人都能看到的目標、共識中能夠成就的未來，則必然陷入與各路人馬的纏鬥之中。
正如鈔票的價值來源於共識，否則它就是一張普通的紙。深深打上段永平烙印的OPPP、vivo 在經營消費者共識方面發足了力，“敢為人後”的段永平只投上市公司，尤其是那種得勢的公司，也說明了這一點。
黃崢所關注的本質，則是他說的從巴菲特身上發現了資本主義的秘密，即：窮人向巴菲特這樣的富人購買保險，巴菲特則將從窮人那裡收來的錢投入有護城河的“果園”得以致富。他想：“存不存在一些機制讓窮人也能賣‘保險’給富人，窮人也能賣一些自己的‘軟實力’、自己的意願、抗風險能力給富人，從而實現更精細化的反饋，週期更短的錢從富人向窮人迴流的循環呢？”黃崢眼裡的窮人自然是在金字塔的底層，他們數量龐大，他們的“軟實力”只能是一種共識，一種共同行動的意願。最後，黃崢向他們提供了工具——拼多多。
之於共識，黃崢說：“大家都做拼購是好事，好像說‘模仿是最好的讚美’。從護城河的角度來講，大家做得越多，一方面看來，好像大家在分食拼多多的市場，但另一方面，其實它也在做大拼多多的市場，尤其在拼多多早期的時候，這個現象就更明顯，拼多多流量漲得快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大概過了四五個月之後，就有一大堆的人開始做各種各樣的拼購，瞬間教育了整個市場。”
劉邦奪取天下後，他的幕僚陸賈經常在他面前引用儒家典籍，劉邦討厭儒生，於是罵道：“我馬上打得天下，要詩書何用？”陸賈反駁說：“馬上得到天下，豈能在馬上治理？”打江山是一個目標明確的行動，往往就是攻城略地，需要一往無前的勇氣；治江山常常面對各種無法聚焦的目標，甚至是難以評估好壞的結果，收的是人頭稅，需要經營的是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就來自共識。所以不能在馬背上治理它。秦統一六國後，立刻上馬各種大工程，就是一種馬上治國的態度，所以二世而亡。
特斯拉為段永平所詬病的企業文化，也是一種打江山的文化。馬斯克在裁員上的無情，隨心情解僱高管，早已不是什麼新聞。然而，為了自認為的關乎未來人類存亡的偉業，馬斯克宵衣旰食自稱每週工作上百小時，甘於在眼下看不到回報時投入資源，這也是段永平們所不能理解的。巴菲特、段永平們說的“看重長期價值”，是基於未來回報的一種信心與期待，最終還是會退出，投資對象對他們來說，本身並不具備更多的意義。相比而言，馬斯克對自己手上的事情則不是這麼看的。
有時候，承認人在理性上的侷限，反而是一種理性。
本文為《中歐商業評論》2018年12月刊焦點【智與愚”——“領導者成就的不同“算法”】文章之一。
大多數傑出的企業家可依他們對價值的判斷，大致劃分為兩個陣營。他們執行不同的理性判斷，在決策上有著不同的、相對穩定的偏好，同樣，相對穩定的自我身份認知差異，也導致他們決策風格的不同。這並不意味著某一種風格是絕對正確的。
本期焦點中，我們探討了領導者成就的這兩種“算法”。識別下圖二維碼或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付費閱讀本期焦點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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