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玲:“中美關係與公共外交40年”圓桌論壇專題研討一

陳文玲: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18年12月26日,“中美關係與公共外交40年”圓桌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成功舉行。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和中國網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協辦。<strong>專題研討第一環節以“中美多元公共外交發揮的作用、現狀問題與未來路徑”為議題展開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莉麗主持了這一環節的研討。

<strong>陳文玲<strong>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歷史為公共外交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近年來,中國的智庫、學者、研究機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在逐步提高。雖然中美目前博弈非常激烈,但由於中國始終站在道德領域的制高點,所以從歷史長週期來看,中美力量對比將會發生轉折。美國正在由盛轉衰,而中國經歷改革開放正在崛起。在此背景下,公共外交可以大有作為。一方面,中國應積極參加美方各個方面的戰略博弈,對美國社會與精英階層進行潤物細無聲地、潛在地影響,如中美公共外交對中國過剩產能問題的探討就有效地減少了美國社會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指責。另一方面,中國的公共外交要有自信,敢於與美國對弈,做到實事求是,不卑不亢,據理力爭。同時要注重講究學理性和專業性,將對方變成朋友。

<strong>趙可金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40年間中美關係發生的變化,要從中美兩國的精英層面和公眾層面兩個維度來看。美國方面,精英階層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轉變,從期待中國的變化到認為中國不可能發生變化,甚至可能會出現倒退;從戰略接觸到戰略競爭,並明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但美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評價沒有太多變化,大量民眾依然認為中美是合作伙伴關係,並未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中國方面,精英層面的觀點也出現分化,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或者美國的模式來發展自己,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要堅持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美國精英層面的變化是源於中國實力的變化。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同年中國則舉辦了奧運會。此後,中國是“夥伴”還是“對手”的爭論就一直存在。很顯然,中國2009年以來國家力量的變化和國家戰略的調整引起美國精英對華觀點變化,其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變化也是美國精英態度變化的重要原因。

<strong>許勤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學者在一些重要的國際事件和議題中積極發聲,也應該是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維度。學者參與公共外交時,如何保持客觀中立立場,在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又要合情合理地說服其他國家,都是我們應該研究的課題。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的關係有幾大議題值得探討。其一,液化天然氣合作是中美間關係的潤滑劑;其二,在大宗商品的貿易機制方面,兩國都不希望油價發生劇烈波動,而希望其保持在合理、可彈性價格中,從而避免全球經濟出現大幅震盪;其三,全球能源治理機制方面,OPEC隨著成員國共識減弱而發生撕裂,IEA又沒有包含作為最大原油進口國的中國,因此兩大機制都面臨合法性下降的危機;其四,“一帶一路”的綠色機制,中國謀求促進能源公平的機制。這些議題上的對話和交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能源外交和環境外交的意義及作用。

<strong>袁徵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外交室主任

當前中美關係處於十字路口,美國對華強硬主要是由於中國實力增強與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同時,中國對美戰略佈局變化也影響了兩國關係。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實際從奧巴馬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只是特朗普政策的偏激性使兩國關係快速緊張化,正面碰撞的可能性也隨之上升。無論如何,即使貿易戰結束,中美兩國關係也不會回到過去,而會在新情況下達到戰略平衡。我們的公共外交在過去40年有很多成功經驗,積累了很多存量,同時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強盛、民族團結與社會和諧是無聲的公共外交;第二,客觀理性地進行涉美宣傳和對美工作,不過度渲染民族主義情緒或者反美情緒;第三,依託改革開放,適度回應美國跨國公司的關切;第四,大力拓展中美兩國的人文交流等。

<strong>王莉麗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加強理解與互信,避免誤解與誤判。中美建交40年來,多元化的公共外交對於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理解和互信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一段時間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困難和波折,面對很大挑戰和不確定性。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美兩國只有合作才是最正確的選擇,也最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全球的穩定,中美應在競爭中尋求一切可能的合作空間,以確保中美兩國關係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中美兩國戰略界應該保持理性的思想溝通,繼續加強多元公共外交,通過多傾聽、多對話來深入理解對方的關切。

<strong>王棟 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

中美人文交流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三大根基之一,其中,公共外交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共外交在特朗普對華政策作出調整的背景下也面臨挑戰。為破解當前面臨的難題,中國需在開展公共外交時顧及所在國的法律、法規和民情等方面,做到內外有別,避免強加於人,多做解釋和溝通性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經過多年努力,在美漢語推廣教育已形成較好的群眾基礎。目前,儘管美國從政治和戰略層面限制中國,但民眾學習漢語的熱情並未消減,這將成為促進兩國民間交往,增進共識的重要途徑。為推動中美公共外交發展,中國可以進一步改善留學生工作理念,把美國在華留學生工作做得更好,同時優化中國學者對外交流制度,形成正向激勵機制。

<strong>陳定定 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近年來中美公共外交領域出現新難點,即美方與中國開展公共外交的意願降低。相較於經貿關係,中美兩國“民意”整體向好是兩國關係相對穩定發展的最重要的“壓艙石”,如果美國民眾對華態度發生大規模轉變,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將會受到嚴重衝擊。基於此,中國應該從兩個方面予以應對:首先,中國可以“跳出美國做美國的工作”,通過與墨西哥、加拿大、歐盟等國家或組織加強聯繫,中國可以間接地對美國的國家政策與社會輿論形成影響。其次,中國不僅要關注美國國家層面的態度,也可以針對各州關心的議題,並與其展開合作,如加州的能源和環境議題,德州關心的移民問題。通過加強與州層面的合作,中美關係也許能夠獲取新突破。最後,中美合作可以跳出安全領域,轉向在環境、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strong>周慶安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中美公共外交在中美關係的各個階段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新的歷史階段,中美公共外交主要面臨三大問題:如何對沖焦慮症、如何建立戰略確定性、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或者我們的朋友圈。基於此,當前公共外交的重點主要應包括四點:第一,中美應超越傳統的話語體系,脫虛向實,中國需要針對美國的關切,給予針對性、直接、準確、具體的回應;第二,兩國應超越傳統的公共外交模式,構建由泛到精的新模式、新架構,重點對部分人、部分議題做更多的工作;第三,中國需探索公共外交新的傳播對象,將對美的公共外交放在全球架構上進行考量;第四,中國應構建新的公共輿論橋樑來連結公眾與精英,避免“小球天天轉,大球就不轉”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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