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說不盡的李士群，他，究竟是奸，是雄-小思考碎片

<strong>先編段兒荒腔走板的快板兒：

在一九四三年，日本的侵略戰爭已蒙圈，他是瘋狂南竄妄圖霸佔亞洲全。 這是九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陰雲籠罩黃埔灘。在這城裡，盤踞著汪偽的袖中箭。號稱是虎狼手段殺人魔窟的特工團，偽總部設在極斯菲爾路的里弄裡，它是難攻易守戒備嚴，鐵絲網一道又一道，暗哨密佈在屋簷，明碉暗堡到處是，那口令一會兒就一換。哎！列位問了，這嘚吧嘚吧廢半天話，說的不就是昔年上海灘的<strong>汪偽特工總部‘76’號嗎？顯擺嘛呀！

七十六號今昔

​<strong>對，說的就是它，曾經在日軍佔領區內讓人談虎色變，又恨得咬牙切齒的殺人魔窟。那為什麼說1943年9月，它不是早成立了嗎？

因為，我想講的是一個人，一個七十六號的領導者，也是讓人至今對其真正身份撲朔迷離的人，<strong>李士群。就是在1943年，9月中旬，一則消息震驚了整個中國與日本的情報界。乃至成為街頭巷尾百姓閒聊時最多的談資。<strong>汪偽政府‘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政府警政部長’、特工首腦、偽江蘇省長，青幫‘悟字輩’門徒李士群，暴斃於蘇州飲馬橋私宅。其後幾十年一個又一個的版本，把這個人戲說得愈加撲朔迷離。

特科時期李士群

​1945年抗戰勝利，光復後，淪陷區各地的國府<strong>‘地下工作者’們，如春天的狗尿苔一般，不知道哪個角落就冒出來一叢。都爭先恐後地展示自己的暗戰業績，即便自己曾經的身份是明確的偽職人員，或者就是替日本人賣命的漢奸。但都‘傾訴衷腸’，或領功請賞，或試圖為自己洗白。

這其中，除掉李士群無疑是最大的功勞之一。李案的版本傳說開始不斷升級，豐富。在今天，主流基本採用了<strong>前全國政協委員、前國民黨中將唐生明先生的回憶文章：他親奉蔣介石之命潛伏敵營，又奉戴笠之令，夥同漢奸頭目周佛海，設計了“鋤李”的上、中、下三策，而上策就是利用周佛海，假日本人之手除掉了李士群。的確，<strong>唐生明先生在抗戰期間攜其夫人著名影星徐來女士，往返於滬寧之間，夫婦二人為抗戰做出了卓越的成績，這點是肯定及值得後人欽佩的。

唐生明先生

三十年代影星、軍統特工徐來女士

但不管版本如何之多，之複雜，在該案的兇手認定上，都是統一的，即投毒者鎖定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strong>岡村中佐夫婦。

今天，‘76’號裡發生的種種諜戰故聞只是坊間之娛樂化的獵奇心理。可是，李士群作為一個已經被貼上明顯歷史標籤，<strong>即殺人魔王，中國人民的劊子手。

讓我們先摒棄政治觀點，人性善惡的主觀或客觀思想認為。究李士群本人作為一名<strong>‘特工身份’粗略的梳理一下其人生軌跡。

<strong>1. 1926年春，入上海大學，這座由國共合作創辦的大學號稱革命搖籃，瞿秋白等著名的共產黨人皆在此任教。經同學方木仁介紹，李士群加入中國共產黨。

<strong>2.他和其妻子葉吉卿（葉吉卿，季雲卿乾女兒，解放後死於青海某農場）都曾是中共早期黨員，<strong>1927年曾領命赴蘇學習，主要接受特工訓練。分別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列寧學校、伯力（遠東特別紅旗軍情報部第四科，即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海參崴（前蘇聯特種警察學校亞洲情報學校）接受訓練。

蘇成德

這期間，他與另一位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列席中共六大的<strong>蘇成德相識。後者叛變中共後，1933年任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滬西分區主任，兼京滬、滬杭兩路黨部調查室主任。在1941年8月出任汪偽特別警察署署長兼汪偽首都警察廳廳長兼汪偽軍事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授偽中將銜。

伯力也是後來抗聯殘部，及著名的遠東紅旗軍第八十八旅駐地

葉吉卿

<strong>3.1928年回國，進入上海中央特科一科（總務科）。對外身份，蜀聞通訊社記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抓捕。這是其第一次被捕。同年，拜青幫‘通字輩’海上聞人季雲卿為師，入青幫。其被捕後，也由季雲卿擔保出獄。

<strong>4.1932年第二次被捕

<strong>5.出獄尋找組織，為完成組織對其甄別，接受設計暗殺任務。<strong>這裡就開始了我個人的疑問。

<strong>個人疑問一：

A，作為特科最心臟部門的工作人員，至今未有材料證明李士群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因其而受損失。相反，他很快的與組織接上了頭。而李士群在中央特科的任務內容至今未有材料提及（公開）。

B，暗殺任務有兩種說法，一為直接刺殺<strong>史濟美（即中統上海區長馬紹武，先後抓捕了過羅章龍、向忠發、陳獨秀、廖承志、王雲程、丁玲、牛蘭，此人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組織最恐怖的對手）；一為刺殺丁默邨，然丁默邨慫恿李士群殺了史濟美。<strong>1933年，刺殺行動成功。行刺者為中共中央特科行動隊（紅隊）隊長<strong>鄺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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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濟美的死讓南京高層極為震怒，緊接著又發生中統上海區特務股長<strong>陳蔚如（中共叛徒，原臨時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地下印刷廠負責人）被槍擊事件。國民黨動用了所有精幹力量，<strong>徐恩曾親自領銜，終於發現兩案的結合點便是李士群。其被第三次抓捕，後經葉吉卿活動，及李士群熬住酷刑，終因證據不足而被開釋。繼續領中尉軍銜在中統擔任情報員。

<strong>個人疑問二：

1933年至1938年，五年時間裡李士群一直作為中統情報員，對外記者身份從事情報活動。但無證據表明，作為叛徒，作為曾經在中共秘密心臟部門工作過的人員（曾是周公警衛員），其手上掌握的材料雖然沒有曾經的顧順章那麼豐厚，也不會一無所有，地下組織未曾因是其的方面遭受破壞。

相反，根據目前的黨史檢討，當時的中共上海中央處於一種盲動的激情時期<strong>（周公已撤至蘇區），違背了建立中共情報組織初始後又因顧順章叛變遭到嚴重破壞所制定的紀律。<strong>‘從1933年至1934年連續7次在公開場合懲治國民黨特務，3次盲目制裁所謂內奸。一再暴露在敵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禦敵人的破壞，致使兩批“紅隊”同志被捕犧牲，特科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周公於1950年在全國第一次情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而這些暴露與犧牲，更導致了<strong>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的全面敗退。1935年，上海中央留下辦事處（<strong>王世英領導下），先轉天津，後精幹力量全部撤至蘇區。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許多中共黨員和親共人士被逮捕、殺害。中共黨員從1927年11月5萬人縮減為1萬人，許多黨組織遭受毀滅性的破壞。<strong>據1933年秋至1934秋的資料顯示，

​<strong>曾有傳聞說，鄺惠安1934年底被叛徒出賣而被捕，這個叛徒指向了李士群。但這應該是臆猜。以李士群日後所表現出來的才幹，以及他對當時中共地下組織的瞭解，如果是其出賣（或動手），絕不會在一年後才能捕獲鄺惠安。

<strong>現有的材料已經證明：1934年10月，由於叛徒<strong>張阿四出賣，“紅隊”被敵人盯梢。上海區總部就掌握了張阿四的聯繫人趙軒的秘密住所，西藏路大世界娛樂城對面的里弄。又經趙軒發現了孟華庭的秘密住處，再經由孟華庭又發現了“紅隊”隊長鄺惠安的秘密住處老鳳祥銀樓二樓，掌握了鄺惠安的行蹤，得悉新閘路的鴻祥旅館和北京路的老鳳祥銀樓是“紅隊”的秘密聯絡點。

<strong>那麼彼時作為國共特情組織對抗最激烈之年代，李士群究竟在幹了什麼，他出賣了多少中共機密？有，亦或是沒有（很少）？現在的碎文雜字只是簡單的說其很失意，又能證明或反證什麼？

<strong>下面繼續

7.1938年，李士群與丁默邨成為了先是日本梅機關影佐禎昭屬下‘76號’首腦人物，後整個建制移交給汪偽政府，成為了汪偽特工總部。‘76’號的惡名由此開始，其與軍統之間的上海灘對殺不再贅述。

<strong>個人疑問三：

A，在三十年代末期與四十年代初期，大量國府人員叛變倒向日偽，李士群不過一個區區中尉軍銜情報人員，如何能在那些將級和高級校官級叛將中獨領風騷。即便與他搭檔的丁默邨，亦曾是與代理並駕前驅的處長<strong>（1937年，國民黨建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設第一處黨務調查，處長徐恩曾，後成為中統局；第二處軍事調查，處長戴笠，後成為軍統局；第三處郵電檢查，處長丁默邨）。這固然與李士群個人超於他人的才幹有關，但在全面抗戰前，其還是一籍籍無名的情報人員，日本情報首腦<strong>（土肥原賢二，楠本實隆，影佐禎昭）方如何首肯讓其一騎絕塵，<strong>成為真正掌控汪偽特情繫統，且有相對較高活動和處置權自由度的首腦人物？

​B，在日據上海時代（孤島時期與太平洋戰爭時期），‘76’號可謂是血債累累。與軍統的對殺，中統與軍統在上海的潛伏組織幾乎被‘76’號摧毀殆盡，其領導骨幹，紛紛投於門下。如王天木，陳恭澍，萬里浪等。這些至今仍是各類文學體裁影視作品累述的題材。有一個細節是，對於中共的追捕，鮮有材料可佐證。除了<strong>茅麗瑛（中共黨員，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被刺。

而茅麗瑛烈士被刺，當時是作為抗日名士進入暗殺名單，與其同時前後，上海不少反日知名人士皆被暗殺。其中，日偽暗殺組織林立，在76號前，便有<strong>黃道會，‘34’號，井上公館，34號，99號等等。

C，最讓人扼腕的是<strong>胡壽楣女士（即大名鼎鼎的<strong>關露）。黨史材料已經完全證明了其執行任務就是打入76號，策反李士群，獲取日偽情報。<strong>先生一生忠義，也一生負辱，晚景苦不堪言。但她能在令人膽寒的76號出入自由，且全身而退，沒有李士群的庇護是肯定完成不了的。而李士群是知道其真正身份的。也是由其穿針引線，李士群和<strong>蕭淑安（即潘漢年）見面。同樣，上海灘另一位巾幗女俠鄭蘋如女士卻是血灑刑場。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何如？

關露先生

​D，<strong>潘漢年在日據上海時期，出入於滬寧港及根據地，暢通無阻。而其也因為李士群引見汪精衛，引發了日後其後半生被審查至去世，相關人員，幾乎是囊括中共地下組織半個中國情報組織領導都身陷囹圄。回到那個歷史階段，<strong>胡均鶴（原中共早期高級幹部，32年叛變，76號二處處長，工作方向針對中共）都有文史回憶，其能同行，不僅是李士群的庇護，更是直接派人護送。胡鶴均就是其中之一，直接護送潘漢年回蘇北根據地。而李士群與潘漢年過去則有積怨的，因為迴歸組織問題曾發生過激烈爭執。

中共情報界，國際情報界傳奇領袖人物

E，76號裡最早的行動大隊大隊長吳四寶，青幫‘悟字輩’，李士群的同門師兄。因其作惡多端，被彼時上海灘視為<strong>食人惡魔。1942年，因其與日本佔領軍搶奪黃金，被日本憲兵隊投入監獄，被李士群保出並秘密送至蘇州。但僅僅三天，吳四寶便在其蘇州安全屋被毒殺。有材料認為，是李士群指使。如果是他，為何在保出了後，又殺了這個‘76’號干將？<strong>如果李士群不保吳四寶出獄，其在日本憲兵隊本就難逃一死（最次也是發送到南洋某島上去做軍事建築勞工）

吳四寶和他的徒弟們

<strong>題外話：吳四寶妻子，也是上海灘一位狠角色，佘愛珍。論起來她和葉吉卿都是季雲卿的乾女兒，算是乾姐妹。吳四寶死後再嫁，丈夫為汪偽政府中央宣傳部常務次長，著名漢奸學者胡蘭成，就是張愛玲心心念的那位。兩人戰後從香港至日本，頤養天年。

老年胡蘭成與佘愛珍

​F.作為‘76’號首腦之一，重慶方面為何先殺丁默邨？而不是先殺李士群，抑或是二者一起殺（當然，一起殺幾無可能性，其代價和風險可能成幾何倍數上漲）。是因為丁默邨比李士群更狠？捕殺中統，軍統分子更為堅決？還是更狡猾？（起碼，他是活到了戰後被處決，差一點點也被逃脫）

8.1943年9月，李士群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被日本軍方毒殺於蘇州飲馬橋。

<strong>個人最後的疑問：

<strong>日本人究竟為何要殺他？是否如目前所記載一樣呢？即便以唐生明將軍所言，那麼周佛海是通過什麼樣的說辭，打動日本人對其下了最終死手？僅僅靠尾大不掉四字，我想是無法解釋通的。

<strong>題外話：

二十年代末期，<strong>“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指周公）的請求，蘇聯舉辦了專門軍事訓練班”，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革命者進行軍事訓練，軍事訓練由總參謀部負責組織”。

而負責中國班軍事訓的蘇軍總參謀部，下屬有個情報總局，這個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與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是斯大林時代蘇聯三大特工機構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報總局局長<strong>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

據現在的解密資料分析，二十年代末，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為向國外派遣間諜，投入了大量專項資金。據解密資料透露，<strong>僅“1929-1930年，撥給該部的經費是75萬美元和51.5萬盧布”。為輸出革命的需要，前蘇聯三大間諜機關，不斷從在前蘇聯工作學習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間諜，經過特工培訓後派往原籍國，為前蘇聯的利益服務。其中，國共兩黨都有不少人接受了培訓，日後不少人成為了精英分子。

<strong>1927年5月，中共於武漢成立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同年8月撤銷。1927年11月於上海成立‘中央特科’。1928年夏，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共六大通過決議，依照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模式，批准建立由向忠發<strong>（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後叛變）

<strong>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決議通過了吸收中國國民黨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並選舉蔣介石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名譽委員。國民黨代表胡漢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擴大全會。

李士群在蘇受訓時，曾被蘇軍參謀總部情報領導人<strong>謝苗.彼德羅.維奇.烏里茨基將軍極其賞識，能分別在前蘇前共產國際各個情報學校受訓（一般情報人員基本定點培訓，至多進過兩個培訓點），直至進入一般特工很難進的最高情報學校。試圖將其培養成為超級特工。據稱其也是被秘密招募為蘇軍情報總局的直屬情報員之一，但目前無可靠材料可以證明。前蘇聯解體後，解密了二，三年代大量國際共運密件，但未有證明。

但不可忽視的是，前蘇的諜報機構對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滲透可謂是無孔不入。前蘇的諜報系統觸角覆蓋了中國社會每一個他們認為需要滲透的角落。上至國家最高層（如宋慶齡就是共產國際的秘密D員），下至普羅大眾，到處都有蘇諜的蹤跡，真是無處不在。中國社會變動的歷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十月革命後，最早派到中國的那些代表、顧問，幾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這些人創建了中共，同時又幫助國民黨改組。蘇聯始終在國共雙方同時下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公開援華，同時又秘密與日本簽訂密約，承認滿洲國，背叛中國，在中日雙方同時下注，他們是包贏不輸的賭徒。

回到李士群本身，實事求是的說凡屬他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並不是他的死亡之謎，而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 李士群在特科的組織關係是第一科，該科實質上是特科中樞，堪稱要害中的要害，是對其他各科實施總領導的指揮和協調機關。耳濡目染周公、未叛變前的顧順章這些身經百戰的前輩們的諜戰藝術和鋤奸手段，這是李士群在結束了當時世界上頂尖的職業特工培訓課程後，在其職業特工生涯後直面最殘酷的實習環境。

​可以這樣說， 特科的那一套頗具中國特色的特工文化結合蘇軍情報專業學校所灌輸的工具理性的職業規範，在紅色信仰的價值判斷基礎以及特科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結構、實戰經驗直到鋤奸暗殺的各種手法手段等，都讓日後的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應手地掌控汪偽政權龐大的特工機器，穩坐特工總部實際上的第一把交椅。

今天，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象是無數懸念堆積成的一座迷宮，時至今日，像三星堆文化一般神秘莫測。

<strong>上世紀二、三、四十年代，上海，曾是國、共、蘇、美、英、日、汪偽多方間諜大博弈的舞臺。李士群是中國間諜文化中最大的謎團，李士群如霧氣之後的人生道路，給後世情報史愛好者留下了可能永遠也不會有最終答案的謎面，他，是奸，是雄？

​不成文，不成句，只是個人作為愛好者對一個單純就歷史人物而看待的一點遐思。無關立場，無關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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